构建“武陵民族走廊文化生态保护区”--背景、条件、困境及出路研究

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十一五”时期开始实施的文化发展战略。八年来,我国已批复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其中武陵山片区批复设立了三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但都各自独立于省级行政区内,使相同或相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行政区域切割,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流动性。因此,对区域内批复设立的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整合,构建更加开放、一体化的“武陵民族走廊文化生态保护区”,更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内在规定性。这一构想首先基于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条件良好,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割裂,要实现这一构想又存在诸多现实困难,其出路就是打破行政疆界,整合资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传承为核心,把整个区域建成“中国武陵文化公园”。     

异彩纷呈的徐州八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彭城自古列九州,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孕育、生成和流传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2008年6月14日,在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国务院正式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徐州市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列其中。     

论渝东南文化生态区建设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延续和流传后世的关键,传承性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重庆市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区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渝东南地区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予以整体性保护的文化生态区。在建设渝东南文化生态区初期,重庆市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丰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模式,在传统传承模式“家族传承模式”和“师徒传承模式”下又衍生出“群体性传承”“教育性传承”“生产线传承”三种传承模式。本文通过调查渝东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的现状,对五种传承模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传承和在生产线模式传承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潜力做了深入分析,总结出在渝东南文化生态区建设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多采用混合、多元传承模式的新思路。     

洋溢吉祥喜庆的中国木版年画

木版年画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是中国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大都用于新年时张贴,装饰环境,含有祝福新年吉祥喜庆之意。如今,木版年画已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人类社会宝贵的文化遗产。     

金银打造精彩人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珠宝大师王殿祥

中华五千年文化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世界文明。公元2009年4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公示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金属工艺传人王殿祥大师。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也是金银细工制作的唯一一位国家级传承人。此前，王殿祥大师已分别被评为江苏省、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传统舞蹈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策略研究——以河北省“南皮落子”为例

“南皮落子”具有“文武兼备”的舞蹈风格、地方特色歌曲和伴奏、丰富的表演形式等特点，是传统舞蹈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通过研究文献和馆藏南皮地方资料，梳理了“南皮落子”的发展历史和艺术价值，分析了以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实施状况及面临的多元文化冲击、传承人年龄老化和新曲目编创缺乏等问题。从主动融入国家地区发展战略和寻求多传播途径等方面，提出完善数字化资源、健全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加强传承体验设施建设、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等具体举措，为新时期“南皮落子”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参考。     

从封建迷信到文化遗产——中国文化领域一个大是大非问题的疏解

民间文化被重新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原来的迷信标签不可见.这是中国社会在过去近二十年发生的一种趋势性现象,即民间文化从封建迷信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变.这一转变意义重大,一方面,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文化从外来、从上来的定势,另一方面,第一次在广大范围内以共同承认的方式理顺了个人、社群、地方、国家、世界主流之间的文化关系.非遗保护运动参与、重塑着中国的国内及国际社会文化关系.     

以云南昌宁苗族服饰为例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

昌宁苗族服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因地处西南边陲,原始保留相对比较完整。在当前,如何借鉴、利用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并探索新的更为持久有效的保护、开发、传承方式与方法,保护这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历史贡献与当下使命——以鄂尔多斯地区达尔扈特群体为例

成吉思汗祭奠已历经八个世纪,是自成吉思汗去世以来形成的蒙古族祭祀文化现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尔多斯地区的达尔扈特群体一直传承着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在几百年传承的过程中,成吉思汗祭奠不断融进新的元素,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达尔扈特这一群体的思想意识也在发生变化。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容易引起文化失调,进而给传承人群的生活带来困扰,产生文化震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困境。如果不尽早保护达尔扈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延续了八百年的成吉思汗祭奠将面临后继乏人的传承危机。社会文化变迁的巨大冲击,让蒙古族非文化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措手不及之感,在这样的境遇中达尔扈特这一传承人群更需要冷静思考、提高自己的担当意识,更加强化传承保护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命感,让古老的成吉思汗祭奠活在当下,留给后人,让它永远传承与发展。     

民族文化遗产的客位保护与主位传承——以傣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

民族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见证,是民族文化精华的凝结与浓缩.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已成为当今我国一个重要的课题,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的基础以及中国各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其有效保护和传承已成为我国当前刻不容缓的文化战略.对已列入国家级的三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傣族的赞哈、泼水节和孔雀舞的保护,以及在文化遗产本体及资源开发方面,均可走一条以客位保护为手段,以主客保护为主体的民族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路子.     

本体与他者: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非遗化”反思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有粘连,或直接孕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提供滋养的源泉。 21 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迅速全面铺开,为传统民间信仰的当代存续提供了正当性的理据,也拓展了民间信仰价值彰显的社会空间。 然而,在“文化求纯冶价值理念的支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往往成为“净化冶文化遗产的过程,以至于民间信仰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他者冶。 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整体性保护,必须正视民间信仰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冶传承的意义,也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民间信仰文化的流动性、自主性特征,以科学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建构当代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     

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清音”在重庆地区的传承与保护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清音”在重庆地区自20世纪初以来,先后经历了8代传承人,但 目前渐趋衰微。四川清音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立项,为其传承保护带来了良好契机,根据国家相 关法律规定,建议从资源普查、项目建设、传承开发三个环节上进行保护,重新打造清音文化品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精神认知的价值空间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人在精神认知层面的意义为出发点,认为现阶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不仅需要认识其传统技艺方面的价值,更需要整体认识它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对于人在精神认知方面的价值空间。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自主传承的必要条件是建立传统文化的社会认知基础,这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精神认知的价值空间对于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所在。从生活中现存的传统文化资源入手,在细节上建立起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情感联系,使民众在生活中承担起一定的传承义务,这在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逐步实现传承方式的改变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探索。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的媒介赋能与教育价值转化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其以人为本的文化共鸣性在国际社会得以传播和发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新疆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在对外传播中因低效的媒介赋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传播制约而存在一定困难,不利于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疆的人文风貌变化与发展。文章以促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为目的,以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利用新疆非遗匠人、自媒体“网红”、新疆高校留学生共同拍摄具有故事性的新疆非遗文化系列旅游宣传片,并借助新疆高校与中亚国家共建的孔子学院为平台进行对外传播,打造“新疆非遗系列旅游广告+中亚孔子学院媒体平台”的媒介补偿传播模式,进而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中实现以国外受众为对象的媒介补偿。同时结合“智媒体+教育”的媒介融合理念,面向来疆留学生开发以新疆非遗文化为核心的国际中文教育交互式数字教材,推动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媒介融合中的教育价值转化。     

侗族大歌申遗之研究——侗族大歌申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程

本文作者以亲身经历着重介绍侗族大歌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即2003年黎平县政府开展侗族大歌申请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工作,未获得成功;2005年开展侗族大歌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侗族大歌入选了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下步申报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拿到了“通行证”;2008年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贵州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召集了侗文化专家到贵阳制作申报所需文本,贵州省电视台完成了影像的制作。文本与影像资料将于2008年9月25日上交国家文化部非遗中心,并报送到联合国初审合格。同时,阐释了侗族大歌的文化价值,保护传承侗族大歌的重要性,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以及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常识。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路径研究——以黔剧为例

在中国高速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存续面临着多重困境,谋求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成为备受社会和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作为贵州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承载着乡音、乡土、乡情的传统戏曲形式,黔剧在二百多年的发展中曾数次遭遇生存危机,但是,黔剧从业者在面对危机时采取了积极适应变化了的文化生态环境的自我更新中,于困境里重获新生。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活态传承的典型案例,深刻地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对急剧变迁的社会时,应该以积极主动的自我调适和自我革新,才能获得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的深层意义。     

从动员型管理到“内发-协作型”治理:非遗保护的范式转换

国家制度与民间社会的有效协调是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借助微观视角,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认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制度优化,要超越“国家上下贯通”的既有逻辑,一方面需不断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和法治生态,另一方面要充分赋权并激活传承人为中心的组织化建设,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内发-协作型”治理机制。     

遗产个案与文本表述——梁平造纸术调查报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日益改变着传统文化的表述语境,“遗产”甚至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在国家遗产的宏大叙事中,地方个案的特殊性以及与当地人生活方式的特殊关联逐渐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述系统而被“书写”、被“转述”.梁平造纸术就是这样一个被湮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中的细微个案.     

论麻山苗族《亚鲁王》遗续的“道—相—技—法”

日本、韩国以“无形文化财产”“人间珍宝”的命名方式,以特色的语言、特别的知识、特有的经验、特殊的智慧、特定的表述来归纳、建构、保护、传承本国的文化遗产。现实情境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遗续的“道—相—技—法”存在多种面向,“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续特点组成了“一体”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亚鲁文化作为麻山苗族人族群认同与维持族群边界的文化表现形式,从“道—相—技—法”多向度地融入麻山苗族民众的生活,形成了麻山苗族《亚鲁王》“生生遗续、代代相承”的遗续体系结构。     

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口承文化。其保护的关键是对传承人的保护。杰出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历史上杰出传承者的出现,则是以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开放政策为条件的。我国政府构建了由国家级、省市级、地市级和区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组成的保护体系,每一个名录项目,都有相应的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为支撑。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已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但传承人的权益却仍然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