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美通感

审美通感是感觉的转移 ,审美通感可分为感觉通感、表象通感和多重通感。审美通感对于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具有重要意义。审美通感的形成在于审美客体的相似相类和审美主体的各种感官的相通     

文学作品中的通感现象刍议

通感是一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种已经产生的感觉引起另一种感觉的兴奋。文学作品中通感现象是心理感觉之间的交叉使文学形象的情感色彩或情绪感染得以强化的一种方法。通感是艺术家(特别是以语言为材料的文学家)创造才能的高低的标志之一。     

通感考

自从钱钟书先生的著名论文《通感》发表以来，“通感”已成了人们熟知的术语了。然而因为通感是个涉及多个领域的现象，故在理解和使用“通感”这个术语时颇多混乱和误解。文学中的通感描写实质上并不是心理学上的通感症的表现，但是它又是与感知心理密切相关。在客观方面它取决于感觉之间的固定联系；在主观方面则来源于感知的类比变化。从根本上来说通感描写是一种语言现象，只存在于语言表述之中，它产生的前提是语言的概念体系的指称能力。     

谈文学艺术与园林艺术的相关性

无论是园林作品中的文学手段,还是文学作品中的园林描写,无论是园林创造中借鉴文学的构思与表达方法,还是文学创作中借助园林发生发展情境,文学与园林都具有全方位的相通、相融、相关性。     

通感意象的功能透视与语言建构

通感既是一种心理现象,又是一种语言现象.由通感生成的意象包孕着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一种认知规律,同时对通感意象的研究也开拓了美学领域与诗学领域的新境.在认知的范畴里,通感意象一般产生于由低级感官域的意象到高级感官域的意象的映射,亦即从可及性较强的意象特征到可及性较弱的意象特征的映射;在美学的范畴里,通感意象作为一种新颖的隐喻意象丰富了主体的审美体验;而在文学的范畴里,通感意象则具有诗学的功能,表现出叙事的文学性.通过对通感意象语言类型的解构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知通感意象的多面特性.     

中国古典园林的分隔性及其文化内涵

分隔性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首要表现特征之一,是古典造园的基础和必要手段,它主要表现为园的内外分隔、人与自然的分隔、人与人的分隔。这三个方面的分隔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通过与西方古典园林多方面的比较和分析,对中国古典园林分隔性进行全局、系统地研究,揭示其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和历史文化背景,有利于人们了解中西方古典园林存在的本质差异,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现代设计师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发现和了解中国古典园林的本质特征,促进人们在当代的园林设计中继承和发扬传统园林的精华,创造与现实环境相吻合的、符合人们需要的优秀设计。     

园林尺度人性化设计初探

园林尺度设计反映了设计师的设计思维与能力,人性化尺度设计一直备受设计师的重视。通过对尺度概念的详细分析,定义了园林尺度的概念。从人性化的基本含义入手,将人性化的园林尺度分为3个层次:生理层、心理层及社会层。通过实例论证,指明合理的尺度设计应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创造出人性的活动场所。人性化的尺度设计符合园林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设计中对人的多种属性分析、充分考虑场所精神才是符合人性需求的本质因素。     

谈通感

通感,作为一种普遍的生理、心理现象,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论者多侧重研究其在文学上的表现,涉及其它方面比较少,其实,通感不只是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也不只是个语言现象,凡人类生活所能及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通感。正如钱中书先生所说:“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身等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仔细留心并深入思考一下,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有通感。     

从《鲁拜集》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通感”策略

“通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的创作和鉴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好的诗歌翻译犹如文学艺术的再创造,而“通感”这种“以感觉译感觉”策略的运用,能使读者通过联想身临其境,亲见其景,从而内心得到感染,与原作产生共鸣。郭沫若译《鲁拜集》,无论是译者与作者,还是译诗与原诗,个中转变都因“通感”策略的灵活运用而无一丝牵强痕迹,自然天成。这对当前的诗歌翻译理论研究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又有助于推动散文、诗歌等“美化文学”翻译实践的发展。     

唐宋文人对中国园林景题的贡献

中国园林与文学关系密切.自魏晋山水审美文化及文学的发展,使文人在可居、可游、可观的山水园林中,寻求惬意而逍遥“画境文心”境界,肇始园林景题萌芽;唐宋文人原创性地借园居和诗文抒发自由而赋予理性的心灵,富有文采韵致的景观题名,以文学家高人雅事所置景观,促使中国写意园林的成熟.     

文学翻译的修辞技巧：情欲信，辞欲巧

本文从文学作品语言的修辞必然性出发,简要论述了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如何传达原作的创造性,让译文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信息和美学感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译者往往需要采用必要的手段对源语文本材料进行处理,强调译语对译语阅读对象的效果以及翻译过程中译者为达到等效效果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这些手段属于狭义修辞和广义修辞.     

从传统到现代:俞平伯三十年代散文中的意境

俞平伯20世纪30年代的散文,蕴含着一种幽秘、含蓄的意蕴与意境,且擅于运用想象、联想、隐喻等传统修辞方式。然而,俞平伯的散文不仅仅在于对传统资源的汲取,更有意思的是,其通过花鸟、山水、月色、梦等意境与意象的选择,使文学传统在现代文本创作中找到存在的合理方式,并在现代时空艰难选择与重构中寄怀对于民族精神的思索,打通了传统与现代的隔阂,显得颇有积极的意义。     

论百年来白话修辞学的发展

"修辞学研究随着文体的演进而发展",这是一条被无数次历史事实验证过的规律。白话修辞学百年来随着文体变革而发展的历程,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与文言文体、文言修辞学的竞争分为三个阶段:(1)"新文体"倡导阶段;(2)"白话文"运动阶段;(3)"大众语"运动阶段。建国前白话文、大众语运动存在着不足,建国后白话语体、白话修辞得以发展。白话修辞学随着白话文体的成长壮大而成长壮大。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在与文言修辞学竞争中渐成主流。白话修辞学的诞生与成长,与引进国外修辞学说息息相关。     

论耶鲁学派文学修辞观念的理论来源

修辞问题是耶鲁学派关注的首要问题，他们一方面对文学进行盛况空前的修辞批评，另一方面又对修辞自身进行质疑和批判，实现修辞秩序的重建，从而实现对文学中形而上学话语的全面清理。这样一种现代性的文学修辞观念不是空穴来风，而是20世纪西方哲学、文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理论来源主要是新批评、德里达和尼采。     

小议孔子说“不”

孔子说“不” ,数量多 ,密度高 ,效果好。在他认为的礼乐崩坏仁义沦丧的社会 ,孔子对一切“违仁”“非礼”的现象和言行 ,大声说“不”。孔子又是一个很注重文采和讲究修辞的人 ,常运用否定句 ,使得说话委婉含蓄饶有韵味 ,运用双重否定 ,加强肯定。对此 ,无论是在社会学、文学、阅读学、语言学、修辞学亦或是写作学上 ,都有借鉴意义     

修辞论视角在"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出场与存在状态

文学批评中修辞论视角的出场与文学创作、文学观念、文学批评方法都有内在关联.它在"新时期"的出场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一尊地位发生动摇,文学创作中形式因素被凸显,以及对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引介逐渐走向深入的情况下发生的.1980年代中期以前修辞论批评集中在对王蒙小说的评论中,中后期则转向对马原等先锋作家创作的关注.文学修辞批评在"新时期"的出场,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次质的飞跃.     

繁钦与建安文风的嬗变

建安文风经历了借鉴并改创《诗经》、《楚辞》及两汉以来乐府歌辞的阶段后,逐步向文人雅化方面发展。繁钦是这一转变期的代表人物,他早年流寓荆州时期的诗赋风格苍凉沉郁,与当时“梗概而多气”的文风契合,并初步体现出文人化的创作趋向;归入邺下后,其创作风格渐趋成熟,体现出繁丽、俳趣、绮艳、内敛的特色,既与建安文风的主体风貌一致,又对其多样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诺思罗普·弗莱的修辞批评理论

诺思罗普·弗莱习惯被人们看成是神话原型批评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他的理论成就远远超出这一范围,修辞批评,也是他非常重视的一种批评理论与方法。弗莱对修辞的理解,已远超出修辞技巧的领域,他把修辞看成是文学话语的根本特征,看成是文学与社会交流对话,作者与读者沟通的重要手段。弗莱的修辞理论有两个重点,一是对隐喻的重视,一是文类的修辞研究,它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有关文学语言、文学类型的认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汉语叠音词的修辞功能及语用规律

汉语叠音词的修辞功能与其语用规律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互为存在的关系,修辞功能影响其语用规律,语用规律又彰显其修辞功能。主要形式叠音词一般具有以下修辞功能加强语势强调理性义,伸张节奏增强韵律美,亲切轻松随意阴柔化,详尽细腻生动形象化等。通过对大量文学作品的研究分析和统计以及对人们口语的观察分析,我们总结出主要形式叠音词的几条语用规律主要形式叠音词多见于文学作品和生活口语,创造AA等形式新叠音词有相对的自由性。喜欢用这种词的人一般为文风华丽流畅者、重视心理刻画者、女性或性格阴柔细腻者以及年纪较轻者。     

功能对等理论在比喻翻译中的体现——以《围城》为例

功能对等理论是尤金·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上个世纪中期在翻译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是早先传到中国的翻译理论之一。赏析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对钱钟书《围城》的英文译本,分析功能对等理论在该作品汉英比喻翻译中的体现,进而发现运用功能对等理论指导比喻翻译能有效地弥补文化差异,使译文更符合原文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