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法治视野下的司法体制改革探析

司法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司法法治的必然要求。按照党中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部署,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是：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司法法治要求的法律体系;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提升司法职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的腐败。     

司法信息公开基本范畴阐释

司法信息公开的范围要比司法公开的范围广泛,除了诉讼信息之外,还应当包括司法行政信息。司法行政信息公开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有利于司法机关在公众中树立威信,有利于司法监督工作的展开。司法信息公开也有例外,按照例外规则的强度可以划分为国家秘密和公共利益的例外、第三方利益的例外以及行政职能的例外。     

论我国司法与媒体良性关系的构建——基于美国经验及有关国际文件的视角

司法和媒体是民主法治社会中的两支重要力量,然而两者关系有时处于紧张状态。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优先保护媒体自由的原则。有关国际文件规定,司法对媒体自由的保护是原则,限制是例外。为解决我国司法与媒体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司法机关应转变观念,完善并落实司法公开原则;另一方面,应为媒体建立救济机制,同时媒体应加强自律和职业道德建设。     

从责任豁免制中走出的司法行为——简论司法责任

司法机关对其违法司法行为承担司法责任符合法理、法律、法治现状及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司法责任具有行为主体的专属性、导因的违法性、道义的否定性及谴责性等特点;建立司法责任制度可以监督和促使司法机关依法司法,保护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尊严,促使社会主义法治发展。     

从责任豁免制中走出的司法行为:简论司法责任

司法机关对其违法司法行为承担司法责任符合法理、法律、法治现状及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司法责任具有行为主体的专属性、导因的违法性、道义的否定性及谴责性等特点 ;建立司法责任制度可以监督和促使司法机关依法司法 ,保护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尊严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发展     

刑事罚没收入补支司法经费制度的形成与变革

司法机关将罚没收入上缴地方政府财政账户,地方财政再根据情况将所收取罚没收入返回司法机关,罚没收入从而被用于补支司法经费,并成为司法机关的重要经费来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的司法经费自筹体制。差额预算体制下,利用罚没收入等司法收入补支司法经费,是地方司法经费筹集的惯常做法。这种补支自筹方式,既有着国家的明文制度安排,同时也具有种种运行潜规。司法财物改革后,随着司法罚没收入统一上缴省级财政,地方政府无法分享罚没收入等司法收入作为财源,就很难再像原来一样承担起司法经费的给付责任。司法改革中,地方司法机关可能会失去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持,从而会面临一定的财经压力。     

我国司法不公的根源及现状分析

司法公正在现当代社会具有非常重大社会效应，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作用非常突出，已经成为平息各类社会矛盾的一种关键因素。作为司法活动存在的前提，既要求司法机关的司法过程要坚持正当平等原则，也要求司法机关的裁判结果要体现公平正义的理念。基于此，本文针对我国司法不公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探究其根源，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     

试论我国司法权威的建立

司法权威指的是司法判决获得有效执行，司法机关享有广泛的公信力，司法机关及法官的司法独立权获得确切的制度性认同，以及公民大众对于司法公信力的普遍认同。司法权威的建立以法律的权威为前提，以司法权权威性的建立为保证。在我国现阶段，通过司法过程的对话沟通树立司法公信力，是实现司法权威的关键。     

海峡两岸民商事区际司法协助制度之构建

海峡两岸分属两个法域,虽然司法机关尚未进行正式的磋商,但相互之间已经分别单方面表示对对方法域的法院的民商事判决书、裁定书和仲裁裁决书予以承认和执行。文章认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两岸司法机关尽快建立司法互助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我国与东盟国家民事司法协助的缺陷与完善 ——基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背景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交流不可避免产生法律冲突,就需要司法权介入.而司法权具有属地性,任何一国的司法机关,其司法权的行使只能限于本国境内,否则就可能侵犯外国主权,因此,只有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司法机关之间的通力合作,相互提供司法协助便利,才能高效快捷地解决国际民事交往中出现的各类案件,从而有效解决争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民事司法协助应当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平等互惠原则、保护合法权益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鉴于我国与东盟国家民事司法协助存在的诸多问题:现存的司法协助条约自身存在不足,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组织形态和法律机制的限制,司法协助途径复杂,应当从域外送达、域外调查取证、外国法院民事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入手,加以规制和解决.     

当代中国司法礼仪制度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入,各级司法机关和律师行业协会等纷纷制定司法礼仪方面的行为规范,开展有关司法礼仪的培训活动。但是司法礼仪制度存在内容缺乏系统归纳、行为缺少职业特点和制度难以统一执行的问题。应当认识到司法礼仪源于一定的职业道德或社会公德,需要在一定的原则下,深化司法礼仪规范的内容,充分发挥在职教育的作用,营造崇尚司法礼仪的舆论环境。     

浅谈我国当前司法公信力缺失及对策

司法具有公信力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一种认知和态度，是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信任和尊重。当前我国民众对司法的公信力普遍不足，文章拟结合当前司法公信力缺失的问题分别从司法与公众两个角度分析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     

论刑事申诉中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刑事申诉是刑事诉讼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程序,在当事人对生效裁判提出刑事申诉后,司法机关应当积极予以受理,但是我国现阶段对刑事申诉程序的重视还不够,刑事申诉案件提起主体混乱、刑事申诉案件管辖规定不明等。同时社会各主体的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不够、司法不公开、舆论绑架司法、司法行政化色彩严重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释法析理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极大降低了司法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因此,我国刑事申诉程序应当选择刑事申诉公开审查的模式,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保障司法公开与公正,正确引导媒体舆论,积极推进司法机关的去行政化,提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裁判释法说理的能力,积极树立刑事申诉中的司法公信力。     

我国网络公众理性化司法参与——语境、问题及建构路径

网络公众参与司法运作过程已经成为当今司法民主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促进理性化的网络公众司法参与更是中国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在网络公众司法参与现实中,由于司法机关与网络公众间缺乏有效的双向互动关系、司法运作过程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及司法机关没有建立有效的司法网络回应平台等问题,使网络公众司法参与理性化建构陷入困境。要实现司法民主化进程中网络公众参与的理性化建构,应当通过司法机关与网络公众建构有序参与共识的体验过程,建立透明的司法运作机制,引导网络公众司法参与行为的有效转化。     

界定城市边缘区方法刍议--以株洲市为例

我国对城市边缘区的划分,权威的方法和相关理论尚未形成,正逐步由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综合分析方向发展.为此以株洲市为例,采用阈值法界定城市边缘区的范围:首先确定城市边缘区划分的基本原则,根据图文资料,得到株洲市下辖市县对本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和经济隶属度,确定研究范围,划出模糊边界;建立城市边缘区城镇综合实力指数测度的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依据统计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给出阈值,结合行政区边界,最后界定城市边缘区的范围.     

论司法诚信及其制度保障

司法诚信代表着国家司法机关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公信力,实践中司法诚信缺失的现象影响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为此必须构建司法诚信的制度体系,包括建立司法人员诚信宣誓制度、司法人员诚信档案制度、司法信息公开与反馈制度、量刑改革和案例指导制度、司法回访制度、司法不诚信的曝光与制裁制度以及改革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以保障司法诚信的实现.     

司法话语权的机理解析

所谓司法话语权，就是司法话语权主体所拥有对法院司法审判过程的言说行为权，也就是司法话语权主体对法院审理、判决案件的司法过程所享有的表达其利益、主张与要求的话语资格。本文对“司法”界定采审判说，对“司法机关”界定采法院说，对“司法权”的界定采审判权说。司法话语权主体可以分为：本源性主体、一般行使性主体和特殊行使性主体。     

司法的功能重述--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随着近几年社会纠纷的日益增多,重新思考我国司法机关具备什么样的司法功能,已成为当前学界不能回避的问题。虽然司法基本的功能在于解决纠纷,但宜不仅限于此。根据法治国家的经验和司法发展的趋势,我国司法机关应适当扩大司法功能是必然选择。     

民事诉讼诚信原则司法适用困境及对策--以 H 省K市两级人民法院为例

新《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仅有3个条文,而随后出台的司法解释亦是差强人意,导致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该原则理解不一,操作各异。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运行中存在着司法工作人员理解偏差、适用主体定位不清、法官难以直接援引定案、未能有效遏制虚假诉讼等问题,应当通过完善司法解释、逐步推行和推进案例指导制度、有效规制虚假诉讼行为、加强诚信诉讼的法制宣传与教育等方式,将诚实信用原则落实到民事诉讼中来,防止其成为一条“睡眠条款”。     

政治选择与实践回应:民国县级行政兼理司法制度述评

传统中国司法与行政合一,清末民初进行了司法体制改革,以期依照司法独立的西方宪政原理建立起从上至下的新式独立司法机关.但历经多次改革,基层政权建立独立司法机关的政策未能彻底实现,县级行政兼理司法成为民国时期主要的基层司法体制.县级行政兼理司法类似传统中国县衙审判方式,其形成原因固然有经济拮据和人才缺失的解释,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司法改革的不同特点,该制度代表的行政司法合一的综合治理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民国时期的基层社会尚具备生命力.基层司法制度变革的困境昭示了近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