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分化对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的影响分析

以510份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职业分化程度和经济分化程度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对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且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每提高1个单位,农户愿意参与用水协会的概率就会分别下降42.0%和5.1%。另外,年龄、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家中16岁以下的小孩数、是否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家庭用于亲朋好友的礼物支出占家庭生活费用的比重、对参与用水协会必要性的认知、对参与用水协会满意度的认知,对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有显著影响。     

社会资本、价值认知对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受偿意愿的影响——基于安徽的证据

为保护农村环境、保障公众健康,农药包装回收成为重要举措.基于安徽省305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和价值认知对农户农药包装回收受偿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的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农户的社会价值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有偿补贴条件下农户的参与意愿;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的受偿意愿受到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影响,如年龄、收入对农药包装回收有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则有负向影响.     

社会资本会影响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吗? ——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及边际效应分析,从农村地缘视角出发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整体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较高;社会资本中人际联系、人际信任、人际互助、人情往来和社会规范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农民地缘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和丰富,其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意愿越强烈;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地域特征和政府影响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具有积极作用,其中政府影响和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的提升尤为明显.基于此,建议政府重视和利用农村地缘社会资本优势,构建稳定和谐的乡村环境,加快人才培育和优化基础服务,为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创造条件.     

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十堰市张湾区和丹江口地区的调查

利用对十堰市张湾区和丹江口地区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模型,对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受到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认知、补偿政策的认知等变量的共同影响;受访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参加林业种植培训等因素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受访农户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非林就业技能、非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等因素对受访农户的支付意愿有负向影响;受访农户家庭的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保护森林生态环境是否应该得到补偿、现行政策是否会影响家庭的林业收入等因素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提出了改善农户对森林补偿支付意愿的建议:提高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重要性的认知;提高农户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加大以森林为主体的村集体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投入。     

农户分化与农地经营权资本化选择

基于对湖南湘北地区218户农户的调查,构建3个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直接影响,农户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程度越高,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农户垂直分化通过影响农户土地功能偏好进而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农户垂直分化程度越高,越偏好土地的财产功能,进而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土地功能偏好在农户水平分化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技能劳动力成员、土地集中度、村干部支持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闲置宅基地处置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福建省460份农户调研数据,通过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农户的闲置宅基地的处置意愿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总体上,农户对闲置宅基地的处置存在多种意愿,但当前处置意愿仍然较低;从具体的生计资本指标影响分析看,宅基地宗数、户均劳动力水平和宅基地政策认知情况等因素对农户宅基地的处置意愿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出租意愿受到是否有城镇住房因素的影响,农户宅基地转让意愿受到家庭现有耕地面积的影响,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还受到宅基地建筑面积与留村的直系亲属数量、家庭年均收入的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则受到家庭现有耕地面积、是否担任村干部及家庭保障情况等因子的影响。据此提出：尊重农户多元意愿,采取差异性盘活政策;持续推进宅改政策宣传,促进农户转变私权意识;普及农村职业教育,完善农户社保机制。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森林景区周边农户生态旅游经营行为研究——以陕西秦岭地区为例

以秦岭地区森林景区周边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324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利用Probit、T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的经营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是否有生态旅游开发项目、生态旅游是否提升当地知名度以及农户家庭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特征对农户生态旅游经营意愿和经营投入有正向显著影响;农户对生态旅游是否减少外出打工人数的认知正向显著促进其经营意愿,对经营投入无显著影响。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引导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行为的政策建议。     

新一轮补助下黄土高原农户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意愿实证分析

以两省三县384户不同退耕还林规模农户为例,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退耕还林成果巩固意愿的因素。结果发现：愿意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农户所占比例为81.77%;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村庄人均耕地面积、退耕还林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现有退耕还林补贴标准、退耕后耕地面积以及外出务工月收入等因素对农户退耕还林成果巩固意愿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子女人数、种植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和耕地单位面积农资的投入量等因素对农户退耕还林成果巩固意愿有着负向的显著影响。提出了加强退耕还林地区农村中老年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县域非农产业的发展、适当提高大规模退耕农户的退耕补贴标准和着力推进黄土高原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等政策建议,以不断完善退耕还林成果巩固方案。     

城镇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权益损害与征地纠纷——基于全国31省被征地农户的调查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期,农民权益受损、征地纠纷日益突出。合理测算农民权益受损的程度、征地纠纷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全国31省(区、市)91村638户被征地农户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征地纠纷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征地过程中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处置权、收益权和社会保障权受损严重;农民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对征地纠纷没有显著影响,农民权益是征地纠纷全面而充分的影响因素。因此,在构建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体系和改革征地制度时,要从影响征地纠纷的农民权益因素着手,尊重农民的意愿,保障农民的权利,尽可能减少纠纷现象的发生。     

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

基于内蒙古、宁夏、山东三省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农户占整体农户的比例为65%,这其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均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两者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的影响方向则相反。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各维度变量中,一般信任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正影响,但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有显著负影响,而特殊信任的影响效应则相反,且显著性水平较低;农业收入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都有显著正影响,而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则不显著。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有一定交互影响效应。     

差异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下的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实施有效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对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性社会嵌入理论,从农户个体特征、区域环境特征、治理情境特征三方面分别选取差异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下影响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意愿的因素并提出假说.利用黑龙江省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女性较男性参与意愿更强,农户年龄、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占地面积、处理成本、技术操作难易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意愿,农户受教育程度、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区域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政府管理和服务供给以及处理模式的垃圾污染减轻程度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其中,垃圾清理频率和处理设备占地面积在卫生填埋处理模式下影响较大,农户受教育程度、村域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政策法规监管、环保教育宣传、垃圾清理频率在焚烧处理模式下影响较大,生物处理模式下农户参与意愿主要受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资金及技术支持、垃圾处理设施建立情况、处理成本、处理模式操作难易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基于湖南省676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的湖南省67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M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参与数字金融行为的影响因素与效应,为进一步推广农村数字金融提供决策参考。研究发现：（1）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意愿受到农户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2）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意愿不一定能够顺利转换为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响应;年龄、感知风险、以农业收入为主等因素会增大农户参与数字金融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负一致”的发生,受教育程度、感知有用、感知易懂、感知价值以及外部环境特征等因素会增大“正一致”行为的发生。（3）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响应对农户创业、打造农产品品牌、参与农村电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户行为意愿到行为响应的转化,要增强农户对数字金融有用性、易懂性和收益性的感知程度,降低数字金融风险的发生,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     

返乡农民工加入创业园区意愿分析——基于江西省463个农户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省463户返乡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就返乡农民工加入创业园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地理位置、农户年龄、婚姻状况、农户风险偏好、农户能借款人数、政府支持力度、政府办事效率以及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返乡农民工加入创业园区有显著影响;而性别、文化程度、是否担任村干部对返乡农民工加入创业园区影响不显著。     

不同收入层次下的农户借贷需求意愿

基于包头市东河区14个农村25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分层模型对不同收入层次下农户借贷需求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得出村庄层和家庭层均对农户借贷需求意愿产生影响,村庄类型、村庄所处地理位置、周边金融机构数量,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稳定性与政府重视程度对整体农户借贷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从收入分组结果看,村庄类型和收入稳定性是影响不同收入层次农户借贷需求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和优惠政策激励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借贷需求意愿均无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农户借贷意愿影响存在差异,处于收入层次两端农户的借贷意愿不受农户个体特征和金融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受到一定的金融排斥。     

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南平市的280份调查问卷

基于福建南平市280份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意愿的问卷,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的意愿强烈。家庭收入、家庭总人口、了解程度、预期加入是否能够显著增加收入、周围亲朋好友参与人数等因素对于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应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户对于农业合作组织的认知水平;努力提高现有农业合作组织的经营效益,让农户更好地享有其规模效益;采取多种措施激励现有合作社社员带动周围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创新合作社的入股方式,平衡各类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农地整理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省部分地区的农户调查

在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行为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出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机械投入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会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农户对农地整理的认同程度和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意愿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进而得出如下结论:在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会影响这个最优规模的大小;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价格、劳动力要素市场价格、资本要素市场价格、农户家庭特征、农户资源禀赋和农地整理的影响;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有促进作用。     

超短激光与金属材料作用时的热效应

基于农户有限理性和幸福最大化目标,利用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库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开数据,对“三权分置”下影响农户流转耕地的决策和行为因素进行分析,引入了迄今实证文献较少或尚未考察的一些重要因素,如农户劳动力结构、农机投入、农业经营组织、农业保险、交通条件、水源、农产品市场、村干部特征等。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劳动力占比显著正向影响流出耕地;农机数量和参加农业保险显著负向影响流出耕地,正向影响流入耕地;参加新型农业经营组织、村交通条件对流出与流入耕地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乡镇交通条件显著负向影响流出耕地,正向影响流入耕地;水源条件显著负向影响流出耕地;乡镇商品市场个数、合作医疗与养老保险、村干部年龄对村民流出与流入耕地都有显著负向影响,但村干部受教育程度对村民流出与流入耕地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研究——基于陕西4个安置社区的调查

在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的特征和背景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城乡联系特征、搬迁特征、农地权属认知、承包地特征等在内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分析框架。根据陕西渭南、安康两区(县)4个搬迁社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高。若政府给予一定补偿,57.19％的搬迁农户选择退出承包地,说明建立健全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已具有一定的需求基础;搬迁农户在安置社区定居意愿较强,但身份认同不足。运用Probit模型进一步实证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有城镇定居意愿、城市身份认同及离农程度较高的搬迁农户, 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强;（2）搬迁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对其农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认为搬迁后承包地权益不会受损、承包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搬迁农户,其退出承包地的意愿更强;（3）搬迁时间和耕作半径增加对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4）已经完成确权、户主年龄较大的搬迁农户退出承包地意愿更强。最后,提出建立健全搬迁地区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重视搬迁农户的社会融入,稳定搬迁农户预期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