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河政经费研究

主要探讨雍正朝河政经费如何筹集、使用、审核,并估算出雍正朝一般年份河工用度的大致数额,从而得出雍正朝河费处于政府财政合理承受范围内的结论。     

康熙时期“治河案”述论

明末清初，战乱频繁，河道年久失修，黄河与运河多次决口。康熙十六年，康熙以河道关系重大，委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任河督后，以筑堤、堵口、修坝、疏浚为治河之策，致使河归故道。由于河工是肥差，在靳辅治河的过程中党派争斗表现得相当激烈，而康熙也正是借治河打击朝中的党派，从而加强了皇权。     

明清时期黄运两河河工组织研究述评

明清时期,黄运两河的河工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点,其相关问题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河工组织作为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河工组织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研究涉及到河工组织的建置、种类、职责、来源、征调和影响等相关问题,为以后相关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论明清时期河工用料的时空演变——以黄运地区的软料为中心

及时足量地提供治河材料是河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自明至清,河工用料经历了民柳到官柳、官柳到芦苇、芦苇到秫秸的演变过程。当农作物秫秸成为河工物料后,扩大了物料的征收范围,将越来越多的百姓被纳入到治水活动中,造成了黄运地区南北部物料供应格局的空间差异,大体以徐、邳为界,以北地区河工用料以秫秸为主,以南地区以芦苇为主。上述河工用料的时空演变,实质上是河工和地域开发导致的环境后果在物料上的反映,是环境适应的结果。     

工程、技术与帝制:乾隆七年江南河工之争的政治史解读

在清代,治河是一项重要政务。乾隆七年夏秋间,黄河与淮河同时涨发大水,江南河工出现多处险情。乾隆帝先后派出数位钦差重臣前往江南与当地督抚、河臣等商讨河工事宜。由于身份、立场以及对河工认识的不同,官僚们为治河方案展开了持久争论,并通过多次会议妥协达成了最终的治理方案。从政治史的视角审视这场河工之争,可以看到帝制晚期官僚政治运作的内在程序,且可观察到技术官僚兴起的趋势。     

古代两淮盐政中的“河工”

概述了古代两淮盐政中有关“河工”的情况,兴工最早、规模最大、修筑次数最多的是范公堤．而兴办“河工”则是与海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密切相关。兴办“河工”所需巨额经费的筹措方法,一是朝廷拨款,二是盐商捐款。此外,还介绍了“河工”的施工办法、工价及经费管理。     

清代河工技术文献之双璧——《安澜纪要》、《回澜纪要》内容及作者述论

《安澜纪要》和《回澜纪要》是清代江南河道总督徐端编辑的两部治河专著。二书主要汇集有关日常修守、汛期防护及险情应急等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各项制度等,相当全面地记载了清代的河工技术,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古代河工工程细节资料,不仅对其后的历代河工实践起着借鉴作用,而且在运河文化史、中国水利史、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史的学术研究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史料价值。关于二书的真正作者,历来有不同说法,笔者认为应该是徐端在参考大量相关经验资料的基础上编辑而成。     

试论明清时期河工用料的时空演变——以黄运地区的硬料为中心

河工所用砖石等物料，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并。埽工散抛碎石最早出现于江南地区，后推广至河南、山东。砖料的烧造则从河南推广至江南。究其原因，江南地区多山，石料丰富。河南部分地区或因距离石料场较远，或因逆流运送艰难，故考虑以砖代石。河工物料的时空演变表现出明显的因地制宜的特点，反映了河工技术和治河方略的内在变化。     

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黄河水患与河神信仰

中国古代河神信仰由来已久,不但在民间极为盛行,亦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频发的黄河水患给沿岸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使当地河工不断。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频繁的河工使得开封地区河神信仰极为盛行。在官方和民间崇祀的众多河神中,以金龙四大王信仰最为盛行。河神信仰的盛行对开封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祭拜河神成为官方治理黄河水患的重要手段,修建河神庙宇则成为河工告竣后酬神报功的重要举措。河神信仰在民间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修建河神庙宇成为官民情感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晚清小说家考证(之三)

刘鹗与罗振玉始订神交,是在光绪十七年(1891),其时,刘年三十五岁,罗年二十五岁。当时,刘鹗投效河工,致大力使郑州黄河决口合龙,声名大噪,遂被山东巡抚张曜招致,任鲁河下游提调。张幕中某些不知水利的迂腐文士,本汉代贾让不与河争地之说,主张放宽黄河河身以杜水患。而刘鹗竭力反对,写了《治河七说》,本后汉王景攻沙去淤之说,主张以“束水攻沙”之法,防止泥沙沉积,以根治黄祸。客居淮安的罗振玉,闻知上海筹赈绅士施少钦等拟以赈灾余款收买黄河两岸民地,以拓宽河身的消息,大为惊骇,即著万言长     

雍正帝整饬河员述论

通过详细阐述雍正帝如何整饬河员、协调河道官员与地方官员关系、厘清与河政相关的夫役所存在的弊病,肯定了雍正帝整饬河政的成就。     

清初河工腐败问题研究

清初河工腐败问题已经存在,给物料采办、夫役管理、工程建设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腐败问题的出现与清朝制度设计的缺陷、皇帝对腐败问题的宽纵、社会风气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严惩贪官、严密立法来进行治理,但并未取得明显成效。     

宋文帝与“元嘉之治”重估

宋文帝及其"元嘉之治"不宜评价过高.宋文帝"刑德不树",大肆杀戮功臣名将,重用宗室、旧部与姻戚,给当时政局造成消极影响.宋文帝"穷兵黩武",对人民反抗斗争一味武力镇压,不自量力发动三次北伐,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他对权贵奢靡的纵容、对百姓赋役的繁重,导致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宋文帝的一系列失误致使"元嘉之治"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     

论晚清湖北的水利纠纷

湖北省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而使其农田水利问题异常突出,本文从水利纠纷视角入手对晚清时期湖北的农田水利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认为晚清时期湖北水利纠纷不能有效得到解决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直接影响到当时中国的水利工程和水利建设,影响到中国的农业生产,而官督民修这种传统水利兴修工程方式也不是最好的方式。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发现其中的问题,提出一些关于水利建设方面的建议,这对于当今中国的水利建设或许有启示和帮助。     

清代沂沭河中上游地区水利建设——以沂州府辖区为中心

入清以来,由于统治者的重视,沂沭河中上游地区水利事业获得长足发展。本文主要勾勒辖区内的水利建设,共修建水利设施54项。其发展的特征是:因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水利建设的类型以小型为主,功能以排涝为主;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使水利工程以济运保漕为中心,并集中修建在清康乾时期。沂州府水利事业的发展,给本区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当关注它的负面影响。     

试论贺长龄治黔方略

贺长龄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在1836到1845年间担任贵州巡抚期间,他勤政爱民,致力治理贵州民族地区。他整肃吏治,缉匪安民;兴教办学,培养人才;重视农业,发展工商;公正处理贵州民族关系,禁革少数民族陋习,从而推动了贵州民族地区的治理开发。     

康雍时期的特使与中日贸易

清代康雍时期两位帝王出于各种目的．都曾派遣特使东渡日本。康熙帝两次直接派遣官吏赴日．雍正帝起初授意沿海地方官吏雇佣商人担任朝廷特使,商总制度建立后,商总成为朝廷兼职使臣。这些正式和兼职使臣的历次出使活动影响了两住帝王对日本的看法,进而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文官和逊国诸臣所属地方在逊国诸臣名誉恢复中的作用

朱棣为维护靖难合法性，诬蔑践行纲常名教典范的逊国诸臣为奸臣。出于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和维护，文官①和逊国诸臣所属地方从一开始就不认可朝廷的做法，并通过记载逊国诸臣忠义事迹、推举逊国诸臣入祀乡贤名宦祠和疏请朝廷褒扬逊国诸臣的方式，最终促使朝廷在万历时期恢复逊国诸臣的名誉。     

宋元话本预测术与社会生活论略

对神秘预测术之狂热信仰,是宋元话本的一大特点。作品中之人物,小至衣食住行、送往迎来,大至家族兴衰、朝代荣枯、军国大事,都无不以之为指针。这一现象出现的社会根源一是此类信仰在民间的广泛流布;二是统治者的倾心膜拜,皇帝及上层官吏甚至还常常把它当成操纵政治军事运作的工具,作为官吏遴选任免之根据,甚至连皇权传承储君之决定也以此为准的。这些术数及极一世之盛的以预测为旨归的巫术鬼神信仰的负面影响,常常导致民财之耗蠹,吏治之变乱,民命之残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