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士人人格观念的衍变与词史流程

中唐至两宋时期 ,士人的人格观念经历了一段从“才子”经“浪子”再到“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 ;与此同时 ,词则走过了一段从兴起到初步繁荣、最终走上多元化发展方向的曲折路程。唐宋时期文人词的这一发展流程受到了士人人格观念衍变的深刻影响     

唐宋士人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与词尚婉约

中唐至两宋时期,随着国势的逐渐衰弱,士人的文化心理表现出了明显的柔弱化倾向。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唐宋词的崇尚婉约,而且士人对女性的同情、尊重心态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婉约词的“雅化”进程。     

唐宋时期蕃坊地理位置变化的比较研究

唐宋时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传统中国对外关系取得重大发展.中外的广泛交流使得大量外国人来华留住.“蕃坊”就是唐宋时期考虑到来华留居的阿拉伯、波斯等外国人不同的社会生活习惯和经商便利而设置的在华聚居区.蕃坊的设置无疑有利于加强对外国人的管理.但是唐宋之际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在对待蕃坊地理位置的政策规定上经历了一个由不限制到限制的变化过程.     

关于回族经济史的研究

善于经商的民族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分布最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善于经商的民族。回族的商业活动可以上溯到唐宋时期来东南沿海经商的穆斯林“蕃客”(“蕃商”)。宋朱或《萍洲可谈》、岳珂《桯史》、方言孺《南海百咏》、赵汝适《诸蕃志》、林之奇《泉州东坡葬蕃商记》,记载了他们的活动及他们死后卒葬中国,在广州、泉州形成的墓地的情况。《诸蕃志》卷上     

回族重商思想散论

回族重商思想散论马建春在中华５６个民族中，回回人以擅长经商、乐于经商而昭示出其鲜明的民族个性，史籍中有“回回蕃商”、“识宝回回”、“买卖回回”的别称，更有“回回善营利”以及““旱码头，大市场，回回行商遍四方”的说法。唐宋以来，连接沟通东西方贸易的“丝...     

试论战国秦汉时期官僚经商

战国秦汉时期，官僚不顾国家的禁令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私营商业，以牟私利，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吏治腐败时，更是如此。本文初步探讨了官僚经商的原因；对官僚经商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大体分期；对官僚经商的特点进行了分类归纳；除指出官僚经商对社会经济和吏治等较多的负面作用和影响以外，也肯定了其对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有力冲击。以求能对战国秦汉时期官僚经商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     

论屈原之崇道精神

屈原作为士 ,具备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士人的特点———崇道。具体表现为“以道自任”、“以身殉道”。与一般士人不同的是 ,屈原不仅在理论上“以道自任” ,而且在行动上“以身殉道”。对于孔子以来建立的“士人”理想 ,屈原有继承 ,也有发展。更为可贵的是 ,屈原将士人的人格理想付诸实践。用实际行动铸就了一座士人崇高精神的丰碑     

宋辽对峙下的宋真宗朝“河北守城举人”——从宋真宗对河北路士人的科举加恩说起

地域差异促使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呈现相对多样的面貌。科举制是宋代士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而宋廷对各地士人的科举政策不尽相同，该情况为考察宋代士人的地域差异性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北宋时期，河北路是宋方御辽守国的首要藩屏。宋真宗朝，宋廷对河北路士人进行科举加恩，以期应对战争压力，巩固对河北路的管控。宋廷为何以优待“文士”的方式经营“武事”?重要的原因是河北路士人与当地基层头面人物、富户群体多有重合。虽然河北路士人文武素养相对混杂、平庸，但具有群体性影响力，是大战中协助宋方守城、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宋真宗朝的科举加恩政策，反映了宋廷对河北路士人特殊面貌的认识，推动着宋王朝对河北路的统治向纵深发展。     

论古代诗歌的"以悲为美"

就起源于先秦，奠定于汉魏，发展于唐宋的“以悲为美”的诗歌美学思想，阐述了唐诗“悲音美”的特质，指出了不同时期诗歌“以悲为美”的美特征。     

元代“以儒饰商”现象探析

在古代,商人处于四民之末,地位不高,常受歧视。蒙元时期,政府实行积极的商业政策,商人比较活跃,地位也较之前有了提高。这一时期儒学处于边缘化,一些士人为维持生计转向经商,但受传统儒家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商人仍觉得自身从事职业不体面,为弥补心态的平衡多与士人结交,并注重后代教育。此现象表明纵使经商环境有了改善,但商人身份并未得到最根本的认同,经商致富仍无法取代读书做官在人们心中的主流地位。     

《元明回商研究》序

<正>回族是中国历史上最擅长经商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族源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时期来华的中东穆斯林和元代来华的中亚和西亚穆斯林。经商是回回先民来华的主要原因之一,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得益于穆斯林商人的贡献。日本学者曾经说过:"从八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欧洲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间,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六朝庄学的世俗化与嵇康接受中的讥评

六朝士人受魏晋以来庄学世俗化的影响,在心态上与嵇康颇有隔阂,对其调和儒、道的努力,无法达成“了解之同情”,却普遍将其悲剧命运的成因归结为未能透彻领悟和积极践履庄学,造成了六朝嵇康接受以讥评的面目呈现.唐宋以降,受儒学复兴与“以儒解庄”思潮的影响,嵇康忠义的品格得到表彰,六朝相关言论也得到富有针对性的反拨.但值得注意的是,讥评的代表性观点依然不时出现在士人的撰述中,反映了他们徘徊于儒道之间的复杂心态.作为一个特定视角,对嵇康评议进行历时性考察,有助于更为深入地体察古代士人心态演进之轨迹.     

《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 传播与接受考论

晚明时期出现的“世说体”小说《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江户士人对其展开大量的注解、抄补、音译等研究工作，并掀起了日本“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通过对《世说新语补》渡日版本内容的比勘，发现其书基本承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一贯风格，但在内容上又根据作者的价值旨趣进行了删减或增补，增加了大量符合儒家思想观念之内容。《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风行，以及其后在日本产生的“世说热”的现象，折射出江户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论日本传《古文孝经》决非"隋唐之际"由我国传入

清乾隆年间从日本传入我国的《古文孝经孔传》，其间有大量“古文”奇字，曾被近时学人用来论证日传《古文孝经》“系自我国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证据。本文通过考察北宋字形类工具书《汗简》、《古文四声韵》保存唐宋时期所传“古孝经”字形情况，证明日传“古文”与唐宋“古文”在文字上缺少同一性，不是同一传承系统，看不出系“由我国隋唐之际传入”的痕迹。     

姚燮与晚清浙东藏书文化

晚清宁波学者姚燮,以大梅山馆藏书驰名学林,在晚清藏书史中独树一帜。其藏书是自身经历的一种折射,反映了普通士人与百姓的文化崇尚。姚燮的藏书思想已经走出了乾嘉时期“佞宋嗜古”的鉴藏文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浙东士人藏书从“尊赏鉴”到“重藏读”的社会文化转向。     

北宋时期杭州僧人的人际网络及其交往策略

北宋时期，随着佛教世俗化的发展，杭州僧人与士人之间有着广泛的接触。一方面，僧人通过积极参与士人组织的诗社、与士人交游、为士人建立祠宇等形式，与其形成了深刻的方外友关系。另一方面，僧人不但在士人单独请教佛法的问题上对其产生影响，甚至还策略性地组建佛社吸引士人的参与。二者之间通过文学交游、佛法交流等方式建立起了一个遍布朝野的人际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杭州僧人特殊策略的影响，以减少士人对佛教的排斥与指责，进而维护佛教的发展利益。因此，关于人际网络问题的探讨，要打破以士人为主导的研究路径，关注到其他群体在网络构建过程中的自主性及相应的作用。     

“贾颍”水运航道变迁与周家口兴衰研究

从先秦时期的鸿沟到唐宋时期的惠民河，再到元明清时期的贾鲁河，“贾颍”水运航道经历了多次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地位。特别到了清中期，达到鼎盛的“贾颍”水运推动了依赖于航道的周家口市镇经济快速发展并到顶峰。后来，伴随着航道的衰落，周家口商业经济亦走向衰落。     

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

明代科举的“解额日广”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被动式的非理性增长，它是明代科举危机深化的外在表现。科举流通机制的壅塞导致了晚明 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与士人社会的分化。一部分士人开始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 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并促动了“儒商”边缘群体与 “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