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的作用及其管辖权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国际法院的作用及其管辖权歧见甚大.我国学术界亦已开始重视此事.现就此提出若干看法,以为探讨.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是维持和平与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则是和平与安全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为此《联合国宪章》规定建立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国际司法解决是指,由常设国际司法机关,根据国际法,在当事国同意的基础上,对争端、特别是法律争端进行审理并作出具有拘束力的判决.     

国际法院的作用及其管辖权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国际法院的作用及其管辖权歧见甚大。我国学术界亦已开始重视此事。现就此提出若干看法,以为探讨。一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是维持和平与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则是和平与安全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为此《联合国宪章》规定建立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国际司法解决     

国际海洋法法庭与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比较

通过分析与比较《国际法院规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的相关条款,可以看出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的请求者、咨询意见的发表者、可提请咨询的内容以及咨询管辖的目的等四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我国应在深入了解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职能的基础上,充分重视并积极利用它们的咨询管辖职能来解决与我国相关的国际争端。     

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权研究

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权不同于其诉讼管辖权，它意在对有关法律问题做出权威性的解答，澄清和消除疑义，而非直接解决争端。但咨询意见的权威性，特定情况下争端当事方试图以咨询程序来代替诉讼程序等，使得咨询管辖成为国际司法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案件不但多，且大部分涉及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国家也很少质疑其咨询意见的效力，使得其咨询管辖实际上更接近于诉讼管辖。国际法院由于其《规约》限定咨询事项为“法律问题”而不包括“争端”，其咨询案件相对数量较少，其咨询意见的效力也受到质疑，对常设国际法院确立的“东卡累利安原则”基本上是否定的。国际海洋法法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最初《公约》将咨询管辖权赋予了海底争端分庭而非法庭本身，但《法庭规则》补充了法庭这一职能。目前海底争端分庭已有实践，法庭本身未来也会出现此类案件。我们应认识到，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在阐释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有独特优势，且这种职能有发展、强化之势。     

国际法院特别分庭──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现实途径

本文阐述了国际社会对灵活特别分庭的建议、国际法院因此对《规则》的修改，分析分庭的组成和分庭的特点，试说明特别分庭在相当的时期内是加强联合国国际法院作用的一个现实与有效的途径。     

学术信息

《国际争端解决重要法律文献》出版发行深圳大学叶兴平教授主编的《国际争端解决重要法律文献》2006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本书为法学研究生教学书系之一。中英文对照版本,囊括有关国际争端解决的所有重要法律文献,分为普遍性文献、区域性文献、专门领域文献三大部分,既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关于争端的世界性公约,也包括欧盟、北美、中美等区域性条约,还包括能源、海洋、环境等专门领域的文献以及国际仲裁方面的条约和规则。全面细致、权威精到,是研究国际争端解决的必备工具书,也是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领域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最佳参考书。     

联合国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联合国安理会、大会和秘书处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承担重要任务。它们解决国际争端具体行动步骤主要有：建议、调查、斡旋、调停、调解和利用其他联合国机构或区域性国际组织。通过联合国组织解决国际争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组织机构本身正在为完善这一新的解决国际争端途径作出努力。     

联合国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联合国安理会、大会和秘书处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承担重要任务。它们解决国际争端具体行动步骤主要有:建议、调查、斡旋、调停、调解和利用其他联合国机构或区域性国际组织。通过联合国组织解决国际争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组织机构本身正在为完善这一新的解决国际争端途径作出努力。     

中国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措施

多年来各国在反腐败执法合作上并不尽如人意,执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其原因在于各国的价值观念和法律制度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反腐执法合作的展开。基于此现实,应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中心,以外交手段为依托,通过谈判协商以修正或补充相关条约内容,以谋求国际合作在个案上的突破。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传统刑事司法国际合作的方式比较单一,过于注重和依赖刑事警察机构力量。为更好地运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国际合作机制,实现国际反腐机制的高效性,我国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应走在追逃和追赃国际合作的第一线,检察机关应在主动引渡和境外追缴犯罪所得的国际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通过外交措施积极与被请求国的司法机关合作,克服在引渡或遣返犯罪嫌疑人等司法合作中遇到的法律困难和障碍,修改条约的有关内容,以实现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的更新。     

变动国际体系中国际法院作用的评估

在国际体系向全球化时代变动的过程中，国际法院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至今为止，国际法院在冷战后的表现让人欣慰不已，但考虑到常设国际法院及国际法院在一战、二战后共有的先盛后衰的经历，对国际法院的表现抱以谨慎的乐观态度才较为妥当。国际社会应该给予国际法院更多表现其公正的机会。     

冲突与限制——论普遍管辖与豁免

普遍管辖确立了国际社会各国对国际罪行的管辖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被免于处罚。但作为国际习惯法原则的豁免形成对普遍管辖的限制。国际法院2002年"刚果诉比利时逮捕令案"表明国际社会对普遍管辖权的行使不能超过国际社会主权平等的基本结构,否则可能会造成普遍管辖的"越位"。但豁免并未否定普遍管辖本身,国际法院亦在该案中指出了外交之豁免权不构成对其普遍追诉的四种情况。因此,普遍管辖制度仍需进一步发展。     

国际宪政视域下联合国制衡机制研究

联合国本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实际作用发挥得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联合国内外部制衡机制的缺失,特别是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国际法院为代表的三权失衡。从国际宪政的视角看,联合国应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增强联合国大会的效力,规范安理会的权力及其运作,发挥国际法院在国际纠纷中的裁判功能。同时,在与联合国的关系中,国家的主权应受到一定限制,公民个人的权利在特定情况下应受到联合国的保护。     

理论与现实:对澳大利亚诉日本南极捕鲸案的理性审视

国际法院正在审理的澳大利亚诉日本南极捕鲸案是涉及国家捕鲸法律责任问题的"第一案"。分析该案中日本南极科研捕鲸行为的性质,虽然可以得出日本将可能面对在理论上败诉的结论。但通过对法律责任追究的现实障碍分析发现争议案件不单纯是法律问题,其背后更是现实的经济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涉及复杂而广泛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国家利益。这些现实障碍将导致国际法院的判决必将是艰难的,审判结果也很可能与理论上的分析有相当大的距离。面对现实,国际社会还应当积极寻求国际司法裁判之外的其他争端解决途径。通过多种途径相互配合,共同应对国际捕鲸争端。     

1949年联合国损害赔偿案分析——论国际组织的暗含权力

通过对暗含权力典型运用的案例——1949年联合国损害赔偿案的分析，以及国际法院给出的论证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现今个人在一个越来越重视人权的国际环境中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日益彰显。同时，国际组织的求偿能力的问题在相关司法实践中也日渐突出。正是应用了目的解释中的暗含权力规则对《联合国宪章》进行解释，最终损害赔偿请求被最终认定，得以保障联合国及其代表的合法权益。因此，对国际组织的暗含权力的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试析科索沃独立“合法化”问题

2010年7月22日,国际法院就科索沃独立发表了咨询意见,裁定科索沃宣布独立没有违反国际法,没有违反联合国接管科索沃时颁布的《临时自治宪法框架》以及安理会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第1244号决议。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再一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似乎有了“合法”的依据。作者就此提出反对观点,认为科索沃单方宣布独立违反了国际法多项基本原则,同时也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安定秩序,并就科索沃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国际争端解决方法的历史演进

以1899年《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为里程碑,国际争端解决方法经历了一个由强制方法向和平方法的转变过程。因为战争、国际组织、非殖民化运动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以来政治和法律的争端解决方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方法更是经常、普遍地得到适用。随着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国际社会越来越迫切地期望完善这些方法,包括政治和法律方法在内的和平的争端解决方法正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演进。     

国际争端解决方法的历史演进

以1899年《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为里程碑,国际争端解决方法经历了一个由强制方法向和平方法的转变过程。因为战争、国际组织、非殖民化运动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以来政治和法律的争端解决方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方法更是经常、普遍地得到适用。随着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国际社会越来越迫切地期望完善这些方法,包括政治和法律方法在内的和平的争端解决方法正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演进。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博弈发展动向与态势探析

近年来,国际局势风起云涌,网络空间大国博弈成为国家博弈中的重要战场,国家间规则博弈进入白热化状态,各国积极就各个平台推动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制定的进程以及就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规则制定问题,如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适用、负责任行为规范的制定、新技术发展背景下数字社会的挑战等方面发表演说及出台立场文件.继美国、法国、荷兰等国家之后, 2021年3月德国通过了《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论述了德国在主权、禁止干涉原则、网络攻击的归因、反措施的使用等方面的立场.瑞士在2021年5月发布《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立场文件,除表达了瑞士的中立性立场延续于网络空间之外,强调了网络空间人权保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内容.随着2021年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UNGGE)、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OEWG)双轨进程达成最终实质性报告,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博弈进入新的阶段.     

对完善联合国维和行动法律机制的思考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已有五十一年的历史,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维和行动的次数不断增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在以往实践当中,联合国维和行动作出了一定的成就,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秩序,促进了世界和平,但也有一些失败的表现,违背了国际社会的真实愿望,导致和平之目的不能实现,其主要原因在于,维和行动至今缺乏明确、有效的行动规范和控制机制。许多有识之士希望国际社会积极协调,不断完善维和行动的控制机制,使之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更积极、有效的作用     

一般法律原则刍议

《国际法院规约》将一般法律原则规定为法院裁判案件时可适用的国际法律之一。学者们据此认为,一般法律原则为国际法的渊源之一。但对一般法律原则的内容,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在实践中,国际司法机构对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大多是比较慎重的。而由于审判实践的需要,国际组织行政法庭较为积极地适用一般法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