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视野下的我国公民参与

善治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和公民在公共管理事务中的良性互动。作为政府治理的一种趋势,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关键内容,能最直接地反映民意,影响公共决策,从而实现善治的根本目标——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直接影响政府善治目标的实现与否,因此,拓宽和完善各种公民参与的渠道是和谐社会理念下实现政府善治的应有之义。     

公民教育·公民社会培育·善治的当代诉求

"善治"(Good Governance)是西方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而产生的一种倍受推崇的治理理念,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目的在于求得公共利益最大化.建立健全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国家实践善治理念的基本诉求.实施"公民教育"以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锻造良好的公民品质和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对于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推进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     

善治视野中我国公民行政参与路径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善治"理念和模式在大众中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本文以善治理论为视角,在全球行政民主化大趋势下,对我国公民行政参与的路径进行了思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政治参与--"代议制民主模式下公民参与",而是对公民行政参与--"行政民主模式下公民参与"的思考.     

善治视野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中国目前的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公民政治参与创造了良好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大量涌现的民间组织也有利于协调新时期的利益关系。同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公民自身参与意识有待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体系建设有待完善等具体问题都制约了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只有充分发挥善治视野下有利于公民良好政治参与的积极因素,有效遏制善治理念中制约公民政治参与的消极因素,才能够加强新时期的公民政治参与工作,更好体现中国模式下的善治理念。     

"善治"视野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奠基、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现代结果.尽管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但缺乏社会发育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尚不具备多元治理的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政治参与的实现程度与治理和善治

政治参与是民主发展的产物,又是评价民主政治与民主发展的主要参数.其实现程度是公民参与的方式、方法、程序、途径、层次、程度等的复合体,其因变量和自变量之变直接或间接影响参与的发生、衍变及实现程度.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的互动契合了治理或善治的宗旨,折射出政治统治方式在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趋势.     

善治视野下城市型水灾害防治中的公民参与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城市型水灾害给城市带来了巨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制约着城市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基于善治理论，政府和公民合作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公民参与城市型水灾害的防治是弥补政府有限性和纠正公民自身失范行为的必然选择。应加强公民参与，打造主动化、制度化、组织化、多样化的公民参与方式，探寻城市型水灾害防治的最优路径。     

善治: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的治理伦理

社会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支持的、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活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通过引入“善治”理念，积极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伦理，从而实现和谐之治。善治理念强调在目的上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体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价值取向；在程序上加强公民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伦理的生成主要不是靠制定伦理规则，而是靠公民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建设，其生成过程的重心在于监督和批评。     

论善治政府治理理念下政府审计职能的变革——基于政府绩效评价视角的分析

善治是政府治理的最高标准.善治下的政府是讲求效率和效能的政府、是公民广泛参与的政府.随着新形势下政府治理理念逐步向善治转变,政府审计作为政府治理不可缺少的有效工具,其职能的发挥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政绩的评价是引导政府行为的风向标.该文以政府绩效评价为切入点,在借鉴国外政府绩效评价中政府审计职能扩展的先进经验、总结中国政府绩效评价中政府审计发挥作用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利于拓展中国政府审计职能、促进政府绩效评价,以共同致力于完善政府治理的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与“有效政府”——基于善治视角下的理性思考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政府机构改革应以加强政府的有效性为目标,将政府机构改革与＂有效政府＂结合起来。这需要切实转变政府治理理念,以＂善治＂理论为指导,加强政府的＂善政＂能力并大力培养和推动以＂第三部门＂和公民参与为内容的公民社会发展。     

从"良政"走向"善治"——一种社会理论的检视

"良政"是精英政治、集权体制与动员型民主相结合的产物;"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普遍代表性或治理绩效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或模式,它是在政府与公民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对公共生活的有效合作管理.依据"善治"的10条标准,社会治理要达到"善治"的境界任重而道远,国内外政治社会环境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去追求.为了社会和谐与善治的目标,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回应公民需求以解决"民本"问题;充分赋权于民以解决"民权"问题;保证最大限度的民众利益代表性以解决"民生"问题;通过与民间更多合作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均衡治理格局以解决"民享"问题.     

善治视阈下中国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研究

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在善治视阈下,要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探寻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因素,找准改革的着力点,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以此来构建民主法治、公正廉洁的国家治理体系。     

善治视域下我国政府回应能力提升探析

政府回应能力是善治政府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善治程度的重要标准。基于善治的理论视角,从回应过程、内容、效果、时间、方式等方面阐释了政府回应能力的应然表征,对近年来我国政府回应能力的实然缺失及其产生根源进行了剖析,主张通过树立新公共服务理念、强化政府回应制度建设、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加快电子政府建设等措施予以提升政府回应能力。     

论行政体制改革与善治

善治是治理的发展,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行政事务的合作治理,其实质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政于民;它表征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宽容为本、合而不同、合而共生的互动共进关系。善治在向度认识和路径选择上为行政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行政体制改革则从观念变革、制度创新两个层面对善治作出回应。     

善治与民意关系浅析

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理想状态和终极目标,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本文从政府善治的内涵及中国政府实行善治的必要性入手,分析了善治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征集民意是实现善治的前提;尊重民意是实现善治的基础;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是政府善治的保证。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是政府实现“善治”的必然选择,亦是建设科学、民主、法治政府的重要课题。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生态善治

用治理理论来研究和解决生态治理问题,必然演绎出生态善治的目标与治理模式。政府生态善治包含着民主性、合作性、责任性与透明性等基本诉求。当前在生态治理中仍存在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责任的冲突、多元治理机制尚未形成、社会资本缺失等诸多困境。因此政府必须转变治理理念,达成与市场、企业、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构建一个多元参与的生态共治网络,并建立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机制,进而实现政府生态善治。     

环境善治：我国环境治理的目标

从环境善治内涵出发,指出环境善治是对传统环境管理的一种突破,强调进行环境治理的主体不再是政府这一单一主体,而应该是多主体的,即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来共同治理,追求的最终目的是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并且使得生态环境利益最大化;结合善治的几个基本要素,指出衡量环境治理是否达到环境善治的四大衡量标准;分析环境善治作为我国环境治理目标的必要性。     

善治维度下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善治模式。善治模式是对近现代民主政治以及人权发展的积极回应。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存在问题较多，从善治维度下进行考察，主要表现为社会管理偏重于管制而忽视服务，社会管理的主体单一，公众参与的程序规范性不够，政府对信息资源有效整合的能力不够，社会管理的整体水平和统合协调功能有待增强，社会管理的基础设施没有相应跟进。为此，善治维度下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需要加强社会管理的合法合理审查机制，建立社会管理的责任细分明确机制，建立社会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社会管理的绩效评估机制，建立社会管理的风险评估机制。     

善治视域下我国防治腐败的路径选择

腐败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难题,怎么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大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逐渐兴起的治理理念尤其是善治的理念及其模式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笔者认为它对我国腐败问题的解决,建设廉洁政府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思路。本文认为为了更好地防治腐败,单单靠政府一方的努力是不够的,而应该走一条从善政走向善治的防治腐败的道路,即政府为主导,市场、公民社会适当共同参与的监督制度体系。     

和谐社会目标之下的政府治理

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求社会和谐与善治,始终是我国治理变革的基本目标与价值。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轮机构改革,目的都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惠及民众。然而,由于对“主体替代”模式的过度依赖,使治理的目标与路径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导致我国政府治理中出现诸多不和谐因素。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确立多中心治理理念,注重治理结构的均衡;必须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社会自主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