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善治导向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改革——印尼的经验与借鉴

近年来,一系列法律规章奠定了我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的战略方向和蓝图。印尼以英联邦国家为模板进行公共部门会计改革已经有10多年,其核心是在现金制预算会计的基础上渐进式引入应计制会计、制定政府会计准则以及各级政府编制、审计和公开应计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但仍存在政府会计准则的遵循程度较低、政府财务报告质量低下以及政府财务报告未被充分利用等问题。高质量的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能够提升国家善治实务,国家善治所诉求的公开、透明、责任、参与、回应、有效等基本原则,诸多方面能够通过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实现。我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可从循序渐进的改革、保持相关政策的统一性、建设自动化的政府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引入年度审计制度、提升报告的有用性、完善配套政策等角度借鉴印尼经验,以期促进国家善治实务、早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善治视野下的政府责任探析

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理想状态和终级目标,其基本要素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性和有效性.善治目标规定了各治理主体的具体责任,特别强调了政府要在其所掌握的公共权威运行范围内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等.善治视野下实现政府责任的途径主要有树立有限责任政府理念,健全和完善政府公职人员问责制,完善绩效评估奖惩机制和政府责任自律机制.     

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政府回应性分析

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公民本位的原则。政府部门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则是评价政府治理绩效的最终标准。提高服务型政府回应性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必然要求,从我国现阶段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来看,提高服务型政府回应性需要加强服务型政府的自身建设,增强公民的参与能力,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和效率,完善政府回应的公正性。     

论回应型行政的法治维度及其实现路径

回应型行政是一种能够积极主动回应公众诉求和社会发展实际的行政模式,是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行政创新。法治是回应型行政的根基,建构回应型行政关键在于行政法治的实现。回应型行政应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建构并探求实现路径,包括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以实现善治,夯实政府的合法性根基。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论行政体制改革与善治

善治是治理的发展,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行政事务的合作治理,其实质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政于民;它表征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宽容为本、合而不同、合而共生的互动共进关系。善治在向度认识和路径选择上为行政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行政体制改革则从观念变革、制度创新两个层面对善治作出回应。     

社会工作：促进乡镇社会管理走向善治的一条路径

乡镇一级是政府和基层民众的联系纽带,在我国治理体系建设中有特殊地位。原有的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何在其原有基础上破旧立新而趋于善治,是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的务实选择与关键课题。善治为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提供了方向与指引,社会工作契合了善治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可发挥理念优化、方法改进、风险化解与人才支持的独特功能。社会工作推进乡镇社会管理走向善治的实现路径包括：提升乡镇社会管理制度对基层民众需求的回应能力,促进乡镇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升与结构优化,推进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与基层社会矛盾的深层化解,促进乡镇社会管理旧框架内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与革新。     

善治视野下服务型政府建构的价值定位

善治作为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和价值评价基准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基于善治视野探索服务型政府建构有助于更为深刻地揭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定位.善治视野下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其基石在于继续坚持法治行政和秩序行政的基本路径,其主体在于人本、公平、回应、参与和效能基本理念下服务意识的强化.     

善治与民意关系浅析

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理想状态和终极目标,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本文从政府善治的内涵及中国政府实行善治的必要性入手,分析了善治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征集民意是实现善治的前提;尊重民意是实现善治的基础;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是政府善治的保证。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是政府实现“善治”的必然选择,亦是建设科学、民主、法治政府的重要课题。     

提升政府回应力的基本路径分析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大力提升政府回应力。建设有回应力的政府、大力增强政府回应力,是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建设有序民主的重要途径。提升政府回应力的根本途径包括：明确政府定位,真正将政府从全能型政府中解放出来;加强行政伦理,努力提高行政人员行使权力的正当性;培育公民社会,努力实现公民参与与政府回应的良性互动。     

如何对销售人员进行绩效管理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销售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销售人员已成为企业最为宝贵的资源之一.如何加强销售人员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已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在销售管理工作中,对销售人员的绩效管理又是重中之重.     

运用证伪思维审查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之一,是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启动器,对于司法机关侦查与惩罚犯罪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被害人陈述真伪并存,必须严格审查。我国目前对于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审查其他证据相比不够严格与全面,容易使被害人陈述被轻信,导致错案。运用证伪思维这一科学的思维方法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可以更好地全面认清被害人陈述,并对促进我国被害人陈述制度的发展有益。     

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论环境权及其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

环境权是人的一项应有权利 ,当前 ,环境权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 ,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 ,这是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环境权要成为一项实有权利 ,还是前路漫漫。环境权与生存权和发展权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 ,它们之间又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所以 ,既不应把环境权与生存权对立起来 ,也不能把它们看做是同一项权利     

浅析经络与气功对养生的影响

经络和气功是养生的两个重要方面,都对养生产生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因此,对经络与气功的研究,对于养生来说,具有现实的积极的意义;为此,对经络与气功的各个方面及共同作用探析,将最终明确各个方面的影响。     

浅论承揽合同与雇佣合同的区分规则

我国《合同法》对承揽合同作了专章规定,但对雇佣合同未予明确。根据传统理论,涉及不动产的雇佣合同,往往与承揽合同难以区分。《物权法(草案)》没有对我国的不动产范围明确规定。实践中,只有做到对涉及不动产的承揽与(雇佣)合同进行正确有效的判别,方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以一个具体案件为例,建立起雇佣合同和承揽合同的区分体系,并阐述了区分两类合同的实践意义。     

对小说《西游记》作者的再思考

小说《西游记》对舶来品龙王形象持贬斥态度,并多次质疑其"水神"的合法性。这种态度和质疑透露出作者可能是一位道士。孙悟空的本领是长生之妙道,种种现象表明这个道士来自于内丹派。内丹派常常采用春秋笔法来阐明自己的主张。     

白族本主祭祀仪式象征意义的阐释

本主崇拜是白族的民间信仰。本主祭礼仪式是白族本主崇拜中最活跃并最具符号意义的元素,是白族文化的特殊形态,在文化人类学中有重要研究价值。探讨本主祭礼仪式的象征体系,对准确理解本主崇拜的宗教意义,全面了解白族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