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的群体身份认同与群体聚合

明清易代,汉族士大夫队伍分化出遗民、降臣和贰臣三大群体.与腼颜事清的贰臣和降臣不同,明遗民以"不仕二姓"为道德底线.作为易代的劫后余生,明遗民有着相同或相近的人生历练和家国之痛,这种易代体验结合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助成其群体身份认同.以此为契机,遗民们广通声气、阴相联结,聚合为一个松散的类社会结构.作为清朝的"体制外"存在,明遗民群体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何为遗民——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

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近世以来易代士人的特殊与重要,也早就暗示了"遗民"定义本质上存在的模糊问题。在文史学者一致努力下,遗民研究成果丰硕,遗民行为的复杂、与时俱进以及背后不易察觉的文化、思想因素也得到关注。显然,易代之际的士人,呈现于外的往往是政治选择,并非其生活与精神上的束缚。相较于明清之际的研究发展,宋元明易代士人的研究取径,明显聚焦于华夷、忠君、道统观下的政治抉择与学术焦虑,并乐于采用"遗民"分类的研究方法,以探讨士人出处动向的种种意义。剖析孙克宽、牟复礼、谢慧贤和戴仁柱等学者影响广泛的成果,能够发现这样的取径与方法早已面临严重局限与发展困境,故应驻足反思,走出"何为遗民"的框架,再次推进易代士人研究的新样貌。     

明遗民史家的历史书写

明遗民史家群体的历史书写既是易代修史传统的延续,也是明遗民政治、思想、文化立场的表达,具有浓厚的遗民特色。其修史旨趣在于为故国存信史、以史经世和表彰忠义先贤。明遗民史家群体的历史编撰也体现出鲜明的遗民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史料采择、史书体例和史书的范围与主题等方面。     

恽寿平隐逸特性对绘画“逸格”的诠释

清初画家恽寿平在绘画理论与绘画创作中对于"逸格"的理解,在黄休复"得之自然""笔简形具"的基础上,融入了他的遗民情结。他选择用简淡的笔墨、自然的物象、"摄情"的手法隐性地表达出明清鼎革之际的家仇国恨以及画家内心深处的悲苦与无奈。同时,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恽寿平在绘画中又超越了世俗利害得失,通过简淡的笔墨、荒寒的意境表现他的宇宙情思与对人生的思考,以实现对"道"的观照。     

明遗民的身份认同及其符号世界

明清易代,政治上发生民族政权的转移,文化上出现满汉异质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作为汉文化的代言人,明遗民面对新朝和异质文化生发出禾黍之悲与身份归属的焦虑。为了寻找文化生存意义,以便在“异族”统治下求得灵魂的安顿,遗民或于历史上找寻“人格认同”,或在现实的经验世界寻求身份认同的“符号化表达”。遗民们的此种追寻既基于一种自我尊严,也源于一种文化尊严。     

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

在经历了"天崩地解"的明清易代的清初,深刻影响和制约当时社会秩序重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为明朝孤臣孽子的明遗民.行为上,他们初则进行武装抗争以保"治统",继而进行文化抗争以保"道统";态度上,他们初则悲愤激切,继而徘徊、分化,终而妥协蜕变.但是,就整体而言,明遗民大多心怀"后王理想"和"恢复期待",至死不渝.武装抗清失败后,他们或者以"后王"为期待,潜心于著述;或者深信"中华无不复之日",蓄养以待.     

屈大均“逃禅”与明清之际岭南政治生态的变动

“遗民逃禅”是明清之际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对屈大均逃禅前后“历史图像”的勾勒，试揭示明清鼎革之际岭南遗民逃禅特点以及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关系。本文研究认为：岭南遗民逃禅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岭南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密切相关；二：岭南“逃禅”者多有心理上的矛盾，行为上的“悖逆”；三：岭南政治生态的多元化是岭南既开放又封闭文化特质的凸显。岭南在明清之际先后经历南明政权统治，南明与清政权的争夺，以及“三藩”时期，政治生态明显并于它地，且更替频繁、反复，所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是造成以上特点的重要原因。     

明、清遗民诗人评价褒贬悬殊原因简析——以顾炎武、沈曾植为例

遗民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忠于前代,不仕新朝.作为一种道义的象征,向来受到后世景仰,评价颇高.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几同于道义风标的代名词,得到高度评价.而同样选择忠于前朝故主的清遗民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否定贬斥,与明遗民形成鲜明对比,本文试图分析造成明、清遗民评价悬殊的原因所在,以期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论明遗民曾灿的诗心历程

曾灿是明末清初"易堂九子"中的重要成员,又是清初诗坛一位重要的遗民诗人.曾灿一生跨越明清两朝,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经历了从贵公子到抗清志士再到前朝遗民、官府幕僚的身份转变.而随着人生经历和身份的变化,其诗歌创作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透过其诗歌创作,实可窥其一生心态之变化.作为在鼎革易代之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遗民,曾灿其人、其诗有其典型意义.     

论金元易代之际河东段氏兄弟的诗词风格

金末遗民文学家段克己、段成己,身处金元易代之际,采取了淡泊名利、超然世外、独善其身、冷眼旁观的处世之道,这一处世之道决定他们选择了隐居田园、放情山水、饮酒赏花的生活方式。反映在其诗词创作中,则多写上述生活内容。段氏兄弟对于社会、人生的态度,决定了其诗词冷静、淡然的基调,从而表现出清冷超旷、恬淡疏朗的风格。     

隐逸特性在恽寿平没骨花鸟画中的体现

明清鼎革之际，遗民画家恽寿平将其隐逸特性融入到他的没骨花鸟画中，通过对师法临习对象的选择、绘画题材的表现、古淡清丽色调的追求、点染同用笔法的运用等，表现出其幽淡、闲适、清逸的审美意趣，不仅使得日趋衰微的没骨花鸟艺术重放异彩，而且通过绘画诉说着一位遗民知识分子坚守志节又郁郁寡欢的凄凉，不满现状又无力改变的无奈，强调着画家鄙薄世俗的气节。同时对庄子精神的解读，表现出他的宇宙情思与对人生的思考。     

方文的诗歌创作

方文是明清易代之际的重要诗人。作为明代遗民,方文的诗歌展现出浓厚的遗民情怀,而其诗歌的主要内容,除了遗民悲思外,就是吟唱自己的生平遭际,并借此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方文的诗歌受汉魏乐府诗影响明显,又着意模仿杜甫和白居易,由此形成了语言平实、长于叙事的艺术特征。而浸淫于明清两代不同的诗歌风潮中,方文的诗歌风格正切中了时代的旋律,形成了既抒发性灵之真,又不空谈心性;既求学问之实,又不徒耗精力于诗律的雕琢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风貌。     

论吴梅村词作中的“贰臣”意识

＂贰臣＂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心态,还可以指从＂遗民＂转而为＂贰臣＂并在时间上再也无法回转的精神历程。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吴梅村既没有守住遗民的气节,又没有丧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时代的乱离造成了他不幸的身世,同时也促成了其在易代之际较有代表性的＂贰臣＂心态。此种心态投射到创作中,他的许多作品也因之具有了鲜明的＂贰臣＂意识。学界对梅村的诗歌作品论述颇多,对其词则关注不够,这其中固然与梅村自身诗词创作数量的多寡有关,然梅村词亦被清初众多学者公推为清初词坛＂冠冕＂。其在词作中追怀故国、忧嗟身世、向往林泉无不是其＂贰臣＂意识的表露。     

简述黄鷟来的生平、交游及其感怀诗

明清时期,江浙一带文人荟萃,文学极为繁荣,尤其是闽中文学,更是令世人惊叹不已。黄鷟来就出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闽县,在当时社会影响相当大,并且与此时的逸老遗民联系非常密切,如费密等。他的诗歌著作有《友鸥堂集》,其中两百多首感怀诗相对清晰地呈现了他的心路历程和个性思想。     

倪瓒逸民遗民心态变化论

本文从对逸民遗民的界定入手,研究了身处元末明初的倪瓒心态及思想的变化,从而廓清了倪瓒在元明易祚之际逸民遗民身份及心理变化。指出倪瓒的这一思想嬗变对于后来明清之际的一些遗民画家对倪瓒传承中的一种文化认同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十里洋场与独上高楼——民初上海遗民的“都市遗民想象”

本文以辛亥革命后,以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前清人物"为研究对象,关注其遗民"生存"与"心态",在民国初年上海的展开。前二小节"避居海上"与"独上高楼",将此时遗民于上海的生存从"面"上铺开。"遗民"以自家的"独上高楼",在摩登"洋场"辟出了一个另类的隐逸空间。第三节"由’山林’入’城市’",探讨隐逸地由"山林"到"现代都市"的改变对"遗民"之自我想象与表达的影响。借助于"十里洋场"中的"独上高楼",民初上海遗民这一特殊群体,在"现代中国"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在现实与文本的双重领地,铺陈了一段独特的"都市遗民想象"。     

明末清初绘画之“逸”探微

明中后期,画坛对“逸”的阐释,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以《画禅室随笔》、《绘事微言》与 《南田画跋》为基础,从“逸气”、“逸品”与“逸笔”三个层面,阐析明末清初绘画之“逸”的内涵与特征。 明末清初时期,画理之“逸”重在意会,因而难以言明,各家画理皆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逸”所包含的 “脱离”之本意,以及隐于山水林泉间的风尚与情怀。超凡脱俗的意境与隐逸的精神仍是绘画之“逸”的必备特点。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明末清初的遗民画家通过绘事实践,逐渐将不拘于常规的、个性化的表现风格纳入“逸”高绝脱俗的审美范畴之中,由此推动了“逸”逐步放纵化的表现趋势。     

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

中国诗歌史上反对“温柔敦厚”诗教的言论不多,明清易代之际却出现了突破情感规范的“至情”思潮,遗民僧在其中最为激进。他们要求诗歌有强大的感情力量,既与儒者遗民不同,更与传统僧诗大异。究其原因,遗民僧以入世济众为宏愿,将人世悲欢视为证道之具,将强烈的情感体验视为度化众生的必经之途。曹洞宗觉浪道盛一派甚至肯定极端感情,视“怨怒”之诗为天地生机。他们将“怨怒”与禅宗“疑情”联系,要求冲破精神困境的猛烈能量。遗民僧试图通过释放个体能量激活社会生机,突破古典文学的秩序想象,可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情论的巅峰。     

吴梅村八年遗民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政治心态

吴梅村是清初诗坛领袖,明清易代之后,他在江南度过了八年遗民生活,此间,他的诗歌创作与政治心态跟在明之时和被迫仕清之后都有所不同。他选择了隐居不仕以保持气节做前明遗民的道路,这个时期的创作多抒写怀念故明的主题,既有沉痛哀切之作,也有悲愤扬厉之气,虽然他未参与反清复明活动,但一直关注南明诸王的抗清战争,对南明政权寄予极大期望,而对清政权有所讽谴、有所揭露、有所批判,对南明政权中的误国权奸则持较严厉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