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业绩补偿承诺会诱导盈余管理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我国并购浪潮中业绩补偿承诺日渐盛行。通过手工匹配2012年~2017年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并购事件与业绩补偿承诺,实证检验并购中签订业绩补偿承诺是否会诱导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签订了业绩补偿承诺的公司更倾向于提高并购后的盈余管理水平.同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与承诺业绩的完成情况有关.具体表现为:当业绩承诺第一年未完成时,上市公司在下一年有继续进行向上盈余管理的动机;当业绩承诺在前两年或前三年均未完成时,公司则不再提高下一年的盈余管理水平.此外,业绩承诺第1年或业绩承诺第2年发生“精准达标”的公司仍然会在下一年提高盈余管理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借壳上市的公司、并购后1年内进行了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和发生关联并购的上市公司在使用业绩补偿承诺后更倾向于提高盈余管理.当业绩承诺到期后,上市公司发生“业绩变脸”的风险大大增加.将并购业绩补偿承诺作为盈余管理的新动因,丰富了业绩补偿承诺诱发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决策参考.     

标的公司的信息不对称会影响业绩承诺吗?

通过股份支付方式实施并购过程中签订业绩承诺条款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现象,近几年,业绩承诺成为学者和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目前,还鲜有文献研究并购中业绩承诺的影响因素.以并购双方的收益-成本为出发点,从博弈论和非上市公司视角,通过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发现:标的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并购中越可能签订业绩承诺协议,承诺的数额可能越高.上述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PSM配对样本检验、自变量替代和双重聚类检验后仍然稳健.研究发现:当标的公司存在机构投资者时,信息不对称程度对并购中业绩承诺协议的签订概率和承诺数额的正向影响越不明显.希望研究结论能够给监管部门政策制定、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标的公司业绩承诺行为提供借鉴和指导.     

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将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按变更原因分为常规变更和非常规变更,按继任来源分为内部继任和外部聘任对上市公司在发生变更当年的和前后年份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选取2008-2010年期间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Jones模型和检验模型,对上市公司高管变更期间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对于常规变更公司,变更当年可能进行了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变更后一年比前一年更有可能进行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②对于非常规变更公司,变更当年可能进行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不是显著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变更后一年比前一年更有可能进行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③内部继任和外部聘任的公司在变更当年都进行了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但内部继任公司调增的幅度大于外部聘任公司。     

盈余管理、金融市场化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

公司在获取银行信贷的过程中会通过盈余管理以满足会计业绩审核要求的行为已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但现有文献尚未研究公司在获得一定的银行借款后是否会继续进行盈余管理以获得超额银行借款.本文基于该问题, 以2003年～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维度, 考察了盈余管理行为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正相关;进一步, 在考虑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之后, 发现金融市场化弱化了应计盈余管理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的正相关关系, 但增强了公司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获得更多超额银行借款的行为.本文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行为出发, 同时结合金融市场化程度, 拓展了会计信息质量与信贷资源配置的研究视角.     

国有控股、机构投资者与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

前期基于应计项目操控的研究发现,国有控股、机构投资者有助于抑制盈余管理,从而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目前,许多学者发现公司更倾向于实施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那么国有控股、机构投资者是否也有利于抑制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公司;机构投资者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但国有公司的机构投资者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显著小于非国有公司.上述结果表明,从真实盈余管理的角度来说,国有控股不利于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能够改善公司治理,但其作用在国有公司中受到一定程度限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已有的国有控股治理作用的文献是一个校正性的补充,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和改革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股权特征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公司发生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时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发生高级管理层变更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当年存在较严重的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此外,对于发生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司,如果其控股股东是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所属国企或中央直属国企,则其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大股东的制衡度越大,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也将越小。研究结果还显示,当发生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时,上述因素对公司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基本没有影响。     

机构投资者、高管变更与股价波动

基于2004年—2012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高管变更的视角研究了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并尝试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解析高管变更事件对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对于那些业绩亏损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撤离能够形成较强的外部压力,迫使当任高管离职.而对于那些业绩仍然维持盈利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施压作用则不明显.总体上,业绩好坏始终是公司高管被迫离任的主要原因,而机构投资者则是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高管强制变更会被机构投资者解读为负面信号,新高管的上任并不会挽回机构投资者的持股信心.第三,噪音交易者(中小个体投资者)倾向于将亏损公司的高管变更事件解读为利好消息,其踊跃买入行为则构成了公司股价在高管强制变更后发生波动加剧现象的直接原因.     

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比较视角

本文对比分析了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对我国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都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且应计盈余管理对公司短期经营业绩的负面影响更大,真实盈余管理对公司长期经营业绩的负面影响更大;公司管理层会使用应计盈余管理或真实盈余管理来满足"盈余阈值";满足"盈余阈值"的真实盈余管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满足"盈余阈值"的应计盈余管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具有显著正效应;仅通过应计盈余管理满足"盈余阈值"的公司比仅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满足"盈余阈值"的公司具有更优的未来经营业绩。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利益相关者对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理解。     

盈余管理、公司债券融资成本与首次信用评级

公司盈利能力显著影响公司的信用评级,进而影响公司债券融资成本的大小,故发债公司存在基于评级的盈余管理动机。选取2007年至2012年发行公司债券且具有信用评级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发债公司获得首次评级之前盈余管理的分布状况,运用OLS和oprobit回归模型验证盈余管理、公司债券融资成本与首次信用评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发债公司在获得首次信用评级前,正向的盈余管理程度持续上升,评级后出现持续下调甚至为负的现象;控制公司正常应计利润后,发行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首次信用评级之间正相关,且主体信用评级表现显著,说明评级机构的决策受发债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另外,债券收益率与信用评级负相关,而考虑盈余管理与评级之间交互项的影响时,市场参与者面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将要求更高的收益率加以补偿,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减弱了评级对债券收益率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绩效研究——基于经营业绩的分析

已有对公司并购绩效的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本文运用会计研究法研究公司控制权转移的绩效,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公司经营业绩综合得分,分析控制权转移方式、第一大股东性质变动、转让的股权比例、高管变动等因素对控制权转移后公司业绩变动的影响,并考察控制权转移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问题。研究表明,控制权转移没有显著提高公司业绩,业绩的提高反而是部分来自于盈余管理。说明现阶段市场环境下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不仅不是代理问题的解决方法反而是代理问题的表现形式。     

关于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0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财务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与股权集中度、控股股东性质、董事会规模（公司法规定的合理范围内）、独立董事的比例、管理者薪酬显著负相关。为了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应当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强化对管理者的激励措施,优化上市公司的质量。     

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基于应计项目操控与真实活动操控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纳入分析框架,研究上市公司发生总经理变更后的盈余管理行为.理论分析表明,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当年利用应计项目负向盈余管理可“一举多得”,利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却可能会“损公不利己”;而在后续年度利用真实活动正向盈余管理虽会“损公”却可“利己”.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5-2010年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总经理变更当年,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应计项目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不存在利用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在新任总经理上任后第一、二个完整会计年度,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总经理变更当年,如果董事长也发生变更,则上市公司在变更当年利用应计项目调减利润的程度更大,在变更后第一、二个完整会计年度利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程度也显著更大.     

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还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基于我国2007年所得税改革的研究

本文建立了1个基于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模型,并结合实证会计3大假说提出了经验研究假设,以2007年所得税改革为背景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问题。结果显示:预期税率上升使公司更倾向于实施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预期税率下降会使公司更倾向于实施应计项目操控的盈余管理;国有控股、公司规模、债务对应计项目操控程度有显著负效应,对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程度有显著正效应;管理层薪酬对负向的应计项目操控有负效应,对正向的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上述研究丰富了避税动因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献,从真实活动操控视角发展了实证会计的3大假说,也对审视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和监管具有一定的意义。     

非经常性损益、会计准则变更与ST公司盈余管理

会计准则作为盈余管理借用的工具,上市公司是否会借会计准则变更之际进行盈余管理?2007年我国实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为研究这个论题提供机会。本文以异常非经常性损益比重作为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会计准则变更之际有较强的盈余管理的动机,在会计准则变更之际进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中,ST公司具有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会计准则变更之前的盈利状况和上市公司风险警示显著地影响会计准则变更年度的盈余管理方向和大小,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和为降低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显著;另外,研究发现,证券监管部门通过风险警示的方法对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变更之际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实施了有效监管。     

大股东掏空视角下的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

基于代理成本的视角,分析大股东掏空对经理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及内在机理,并以2008年至2011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OLS模型实证检验大股东掏空、经理薪酬与盈余管理间的内在联系,并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大股东掏空对经理薪酬与盈余管理影响的系统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国上市公司已基本建立有弹性的业绩型薪酬体系,但是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掏空行为也会降低经理薪酬激励的有效性,并引发经理与大股东合谋进行盈余管理的新的代理问题;产权性质对大股东掏空、经理薪酬和盈余管理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掏空行为对经理薪酬业绩敏感性以及经理薪酬与盈余管理间敏感性的影响表现得更加突出。     

盈余管理、公司治理与可转债绩效滑坡

选择可转债融资为切入点,以2000年至2008年为研究期间,以中国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采用PSM方法对初始样本进行配对以控制样本自选择问题,对再融资后的绩效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探讨引致可转债再融资后绩效下滑的原因。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发行可转债的公司绩效显著差于配对公司;在可转债转股高峰期,发行可转债的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向上调整当年利润,即存在基于转股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虽然发行前盈余管理反转是可转债发行后绩效下滑更多的原因之一,但是公司治理却能够有效地制约盈余管理反转效应对可转债发行后绩效滑坡的影响;在保持对可转债发行前和转股高峰期的盈余管理予以重点监控外,加强公司治理的建设更是防止发行后业绩下滑的重要举措。     

市场监管、盈余分布变化与盈余管理——退市监管与再融资监管的比较分析

通过考察第四季度引起的盈余相关指标分布变化,本文比较分析了上市公司针对退市监管和再融资监管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基于"相对指标"的再融资监管,上市公司规避基于"绝时指标"退市监管更容易提前操作;相对于"收益性"的再融资监管,上市公司规避"损失性"退市监管的动机更强.本文发现,不论针对哪一种市场监管,前三个季度的盈余相关指标比较接近监管阈值的公司实施了盈余管理行为.     

机构投资者调研与管理层盈余预测方式

 管理层盈余预测作为改善公司信息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相关研究越来越强调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会对业绩预告的披露时间和方式进行战略性选择，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对如何抑制管理层利用信息优势谋取私利、提高盈余预测精确度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入手，以2013年至2015年深圳交易所披露管理层盈余预测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顺序Logit模型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调研与管理层盈余预测方式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盈余预测信息性质和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以每个上市公司一年内接待的机构投资者调研次数或一年内接待的机构投资者总数的自然对数测量机构投资者调研频率。根据管理层盈余预测精确度将管理层预测分为4类，即当管理层盈余预测为点估计时赋值为4，为闭区间估计时赋值为3，为开区间估计时赋值为2，为定性预测时赋值为1。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机构投资者调研越频繁的公司，其管理层越倾向于采用模糊的方式预测盈余，并且这种影响在盈余预测信息为坏消息时更为明显，以上情形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进一步检验发现，相对于买方机构而言，卖方机构的调研行为更有可能导致管理层采用模糊方式进行盈余预测，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调研行为对预测方式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上述研究结果在进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Heckman两阶段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其行为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与已有认为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直接沟通能够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研究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给公司带来了业绩压力，从而使其更倾向于选择模糊的方式进行盈余预测，拓展了机构投资者行为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时为中国投资者更有效地理解和利用管理层业绩预告信息进行决策、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经验借鉴。     

管理层业绩预告有助于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吗

本文从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的角度,考察了管理层业绩预告发布后短窗口内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变化。无论是基于公司层面还是分析师层面样本的研究均表明,业绩预告发布后,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与业绩预告消息显著正相关;并且,当业绩预告为好消息、点估计形式以及可靠性高时,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幅度与业绩预告消息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拓展性检验还发现,管理层业绩预告有助于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误差,即分析师预测是朝着更准确的方向进行修正。上述证据表明,管理层业绩预告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额外的有关公司预期盈余的信息,分析师可以据此形成更为准确的盈余预测,进而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     

上市公司控制权制衡与关联并购的关系研究

基于前人对于控制权制衡的研究及我国的现实情况,作者提出了上市公司控制权制衡与关联并购行为之间关系的假设,并运用我国上市公司1998-2004年间的关联并购数据,对假设进行了二项逻辑回归分析。本文验证了第一大股东投票权指数越大即基于博弈的控制权越大关联并购行为越少;附属于集团公司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关联并购行为。基于股权比例的竞争力指标与关联并购行为发生的关系并不明显;第二大股东投票权指数越大,关联并购行为越多,从而证明上市公司大股东之间存在一定的共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