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黄南藏族村落祭神仪式分析

通过研究仪式进而理解宗教是人类学研究宗教的重要路径。地方守护神信仰是藏族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本文作者通过对青海黄南藏族村落守护神祭祀仪式的田野考察,并深入仪式背后,将仪式与村落人们具体的生活关联起来,对仪式展演及其结构、仪式中的人神关系、人神交流方式以及仪式对村民生活所具有的功能与意义进行文化阐释。     

祭祀圈内宗教实践的差异性——基于河北苍岩山三皇姑信仰祭祀圈的调查

寺垴、胡家滩、贾家口三个位于三皇姑祭祀圈内的村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宗教实践。寺垴村村民虽然围绕着三皇姑,但除了岁末上香外,村民们并没有其他的仪式活动。胡家滩的村民虽然信奉三皇姑,也有一定的敬拜实践,但村民更多是因经济利益与苍岩山庙会发生往来。在距离苍岩山百余公里的贾家口,村民们虽距三皇姑较远,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有着一系列的宗教实践,并形成了朝山进香的规矩礼节。三个村落宗教实践的分析表明:神祇的祭祀圈并非一个均质的整体,祭祀圈内的民众与神祇总是形成或浓或淡的关系,这种信仰的浓淡与距离信仰中心地的近远是一种反比例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祭祀圈内差异性的宗教实践。     

凝聚与认同:民间信仰在村落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功能——基于对临沂大裕村送火神民俗仪式的考察

民间信仰作为村落民众共同的情感寄托,是村民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凭借,也是约束乡村村民生活的有力规范,缘起于个体,逐渐蔓延扩展,最后发展为村落民众的共识,并形成了一套不断完善的仪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绵延传承下来.民间信仰源于乡土社会,又维系着乡土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送火神"仪式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方式,有着繁琐的程序、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对维系村落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仰及其仪式对村落的发展和村落文化的传承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祭祀圈与村落共同体 ———以潮州所城为中心的研究

祭祀圈原本是一个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信仰研究的概念,后经学者引入用于大陆乡村社会的研究.文章以潮州所城的田野资料为基础,将祭祀圈概念与地域认同相关联,探讨所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与祭祀圈信仰组织之间的关系,描述所城祭祀圈的民间信仰仪式对村落认同的加强和巩固,以及在祭祀圈的影响下村落共同体的生产.在现代快速的社会变革下,所城的村落共同体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依靠着祭祀圈的存在而延续了下来.     

民间权威与乡村社会秩序——以周村纠纷解决为例

目前对安顺地戏的研究多集中在仪式、社会意义等方面,而对地戏“神头”等在村落秩序稳定性所起作用的研究重视不足.神头不仅是村落仪式的主持人,在村民纠纷解决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他们把调解建立在村落的亲缘关系基础上,以重亲情、讲和气、双方互让、摆平关系为主,这种纠纷解决模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秩序有着积极的意义.     

庶民社会与祭祀艺能——20世纪初华北乡村的社会分化个案

20世纪初华北村落分化,乡绅退出公共领域,祭祀职能转移到庶民阶层,组织了高跷、吹鼓乐社,小姓、杂姓是祭祀艺能的宗族特点。1941年蝗灾成为村落共同体凝聚的契机,公共演剧恢复,应对村落的道德危机,形成了暂时的社会重聚。关帝庙是村落的公共领域,是地缘乐社发挥作用的中心地。地缘乐社不限于宗族单位音乐组织,是村落基于地缘的共享,相较于祭祀艺能在仪式中的张力,以此发挥宗族力量,二者的语境是极为不同的。通过处在社会边缘的庶民阶层集结演剧、对抗蝗灾的努力,共同体得以重建,村民谴责对公共事务冷漠的绅权,乡村共同体的重聚渗透了村民的道德评价与道德体验。     

仪式强化生活——嘉绒藏族村落宗教仪式考察

仪式是宗教的外显形式,强化了宗教与生活的关联,其本身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藏族的宗教仪式繁多,且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嘉绒藏族村落一年的宗教仪式就清晰地呈现了仪式与村民日常生活的关系。     

神圣与洁净:广西龙胜红瑶祭社仪式的社区整合意义

祭社是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从古至今对村落社区的社会整合都具有重要意义。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红瑶地区的祭社仪式伴生着"社老制"民间宗教组织,较好地保留了原始公社制的民主推选、共食和分肉的平均主义,是凝聚红瑶村落共同体的核心纽带之一。红瑶人对祭祀的神圣性与洁净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信仰的传承,并有助于红瑶传统村落社区社会秩序的维护。     

社区参与、仪式庆典与村落整合——以广西恭城平地瑶盘王节为例

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构建生活空间与社会网络是我国广大乡土社会的基本形貌。仪式庆典对传统村落以及区域社会、文化整合起着重要作用,其中,社区参与模式和村落整合程度密切相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水滨村平地瑶盘王节采取政府引导、瑶学会指导、村民主导三位一体的模式,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三排六姓村落成员自觉、有效、充分的社区参与,不断传续、再造村落社区关于族群迁徙和盘王崇拜的集体记忆,增强了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促进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基督教信仰对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基于一个滇中苗村基督教信仰生活的人类学研究

基督教信仰嵌入滇中苗族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与苗族传统道德观念相融合,强化了当地村民向善的心性和内敛的行为规范;提升了村落公共生活的品质,增强了信教村民的归属感、凝聚力和公共道德感;促进了社会交往的变革,形成了一种不带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新关系网络。滇中苗族村落基督教信仰成为了当地村落社会生活的重要整合力量。     

撒叶儿嗬与乡村社会关系建设

撒叶儿嗬是清江流域土家人丧事活动的重要内容。丧家的事情是村落乡亲的事情，所有人都积极参与。丧事活动中，村民们的“脚板发痒”是建立乡村关系，村民们“欢欢喜喜”参与跳撒叶儿嗬是认同乡村关系，村民们的“送情”是在巩固乡村关系，村民的“帮忙”是润滑乡村关系。     

南方少数民族节日“交换”现象研究 ——以湘西地区靛房镇为例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宗族村落都有其特定的节日,人们在各自的节日里相互邀请,形成了一种村落间相互"交换"节日的传统。在这类现象中,宗族起到核心作用,它联结着祭祀与婚制。节日将宗族、村落纳入到社会关系网络内。维系节日存在的因素主要包括:宗族组织、宗教信仰及外婚制度。节日系特定群体宗族身份的标识,是维持不同群体间相互边界的基础;节日里的信仰实践从宗族整个村落层面实现了各自内部的整合;外婚制度则是村落间节日交换的基础,节日里村民间的互动既增进了亲戚间的情感,也密切了村落间的关系。     

“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山东N村个案研究

基于山东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村落内生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乡村社会分化的叠加效应,是大多数村民面对环境危害而保持沉默的乡村逻辑。乡村作为兼具乡土底色与经济理性的生活共同体,被企业污染建构为具有统合性的整体受害者圈。“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形塑大部分村民的环境沉默行为与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而企业生产建构的获利者群体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层,村落“双重圈层”互嵌式关系格局阻隔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制止企业污染的底层路径。农村内生污染企业的嵌入属性加深了村落社会分化、侵蚀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更提醒关注农村污染企业的社区嵌入与村民环境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关联。     

村落的拟亲属称谓制与“亲如一家”的村民关系

非亲属关系的村民间所用亲属称谓语在村落中的频繁使用,表述着村民间“亲如一家”的密切关系,使得一个村落就像一个大家族。实质上,这些在字面上表示血缘联系的亲属名词只不过是村民间地缘互助关系的体现形式和维持手段。     

山神崇拜与村落族群关系的结构过程

文章对一个朝鲜族、汉族混居村落中山神由朝鲜族一个族群的祭祀神发展为村落保护神的现象进行了结构过程的展示,并在分析、呈现村落社会山神信仰的民俗文化实践过程中考察了村落社会族群关系的变迁过程,进而在将国家、市场与地方性的因素融入此村落社会成因的分析基础上,认为即使是在当下民族国家体系与经济全球化这种现代性的宏观背景之下,地方社会的实践形式依然是多样的。当前认识、思考汉与非汉问题的过程中,对于这种多样性的关注依然重要。     

作为公共生活的民间节庆探析——以水岩坝正月十九节庆为考察对象

民间节庆是乡民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处在共同生活空间里的人们表达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性的交流媒体。以贺州市水岩坝正月十九为例的民间节庆有诸多象征意义：庙宇祭祀仪式是地域认同的隐喻;神像出游展演是地域信仰空间的建构;节庆民俗活动是地域群体凝聚力的展示;节庆相关传说是村落公共伦理的表达。     

马街书会与村落传统的互动共生

马街一带村民的热情好客、淳厚善良、酷爱听书的传统与马街书会之间是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并以此为书会的形成与延传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同时,书会也塑造并影响着马街一带村落传统的延传。时至今日,马街一带村落传统的行将消逝,当是马街书会面临传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常生活经验的语言态度与民族教育——一个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中蒙古族语言态度的调查

元村是东北地区一个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村落生活属于日常生活范畴.村落中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主张蒙汉双语教学模式＂的历史事件,到当下部分村民（即学生家长）促使子女放弃蒙语言学习的转学热潮,村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形成的语言态度对民族教育与民族语言传承产生了重大影响.     

多民族社区自治:互嵌式族际关系构建的实践场域——基于云南农村多民族社区的实证分析

多民族村落社区往往是地域边界,精神文化边界,利益边界、甚至是家族边界交互重合的共同体。各民族成员的社会化、政治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等,主要在村落进行和完成。多民族社区无疑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具体载体与基本单元,而在多民族社区中最能体现族际平等、族际团结和互动的便是社区自治,由此注定了社区自治是构建互嵌式族际关系的重要实践场域。     

仪式象征与实践建构——以民和三川土族纳顿体系为例

纳顿是农事活动链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与牌头的选任、“叶尔将”、九月九祭祀、春天开耕仪式、堂运、浪青苗、立插牌、夏至嘛呢、庙神装脏等前期准备过程构成农事祭祀系列。农事祭祀系列作为仪式和象征的汇合，有其内在的构建逻辑，随着时空转换，信仰意识在逐步累积、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