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文学范式的嬗变——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叙事50年

文章从叙事角度研究共和国 50年来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作者认为 ,50年来 ,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三次高峰 ,形成三个不同的文学范式。文章通过对叙事模式、叙事者的分析 ,讨论文学范式的嬗变 ,揭示范式背后共和国 50年文化精神的演变轨迹。     

实现跨界书写的一种可能——重评董启章的《西西利亚》

香港文学自1949年始与内地文学分离,呈现出与母体别样的文学景观,而具有跨界理念的叙事形态正是形成两者差别的始端。董启章作为当代香港作家典型代表,以其深刻的笔力将跨界意识尽展在各个时期的叙事作品中,这种写法始于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西西利亚》。文中的主题呈现、身份意识、叙事特点和语言表达四个层面均与香港本土的跨界意识相互勾连,这对其后期跨界书写范式的成熟意义深远,同时该文也成为香港文学跨界书写生成过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叙事结构史体化与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创

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结构是中国小说叙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历史演义小说开山之作《三国演义》叙事结构既源于史传文学,又在承传中进行开拓,它所构成的叙事结构史体化模式,标志着历史演义小说的确立。     

从政治伦理、精英伦理到个体伦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的伦理向度

当代小说从政治伦理、精英伦理再到个体伦理的叙事价值的迁移,形成内涵各异的小说话语范式:政治伦理规约下的人民伦理大叙事;精英伦理指向性的启蒙现代性叙事;以个体化、生活化和生命关怀为价值取向的小说叙事伦理。这些变化表明文学在不断地被边缘化、市场化的同时,对外部环境的关注和屈从,将会随着文学自律意识的复苏而逐渐消除,文学将重新疏通整理自身的叙事经纬,构建自身的叙事伦理维度。     

中国历代文学纪事的承传

我国历代文学纪事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以孟启木攵《本事诗》为代表的纪事之体的承传,二是以计有功《唐诗纪事》为代表的纪事之体的承传。文学纪事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决定和影响着历代文学纪事的表述方式及面貌生成。     

变革话语的文本书写:董永故事叙事范式转换及后世流布

文学叙事范式的转换背后隐喻的是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宏大历史画卷。董永故事在创作和流布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借鉴其它经典故事类型,后经历代诗歌、笔记小说、说唱变文、平话戏曲等不同文学艺术形式的加工,出现过孝感叙事、义理叙事和爱情叙事等不同范式类型。董永故事叙事范式的转换是历史变革话语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反映和表达,特别是董永故事爱情叙事转向,反映出唐宋变革时期的市民文学的兴起以及儒释道思想混杂与合流的文化现实。     

试论老舍小说创作的传奇叙事品格

老舍小说的传奇性既表现在他对故事性的注重上,也表现在其它因素的"合力"上.其艺术来源既有着对康拉德叙事艺术的深刻领会,又有着对中国传统传奇文学叙事艺术的无意识承传.这种艺术取向无疑昭示了老舍的某种文化构成,并因而给其创作带来了某种浪漫主义的美学色彩.     

水浒叙事研究的问题与新途

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促发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中的水浒叙事问题。文学史形态的知识,遮蔽了对水浒叙事丰富性的全面认识;以《水浒传》指谓水浒叙事,遮蔽了水浒叙事的活态性质。＂经典＂范式的研究模式难以挖掘水浒叙事的民族审美文化意蕴。鉴于此,我们须依据＂大文学＂观,重绘一幅水浒文学地图,尽其可能恢复水浒叙事的文化原生态,由此呈现多元形态的水浒叙事所蕴涵的本土文化经验。     

理解空间：文学空间叙事研究的前提

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理论界出现了“空间转向”,与此契合的是,文学叙事的空间维度日益受到叙事学界的关注.如何理解空间是开展空间叙事研究的前提,也是需要进一步梳理的问题.理解空间应注意三个方面:第一,了解历史上空间意义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脉络,这是理解空间的起点.第二,在“空间转向”的视阈下理解空间——空间的凸显、空间意义的多维性与复杂性、对二元对立的超越,这是理解空间的重点.第三,在文学叙事的层面把握空间的意义,这是理解空间的落脚点.文学叙事空间是由作者、读者、文本共同建构的想象性、艺术化空间,既是表达层面的空间形式,又是内容层面的具象空间.     

阿特伍德小说生态叙事策略分析

以叙事学为理论关照点,从叙事序列、叙事时空视角、生态隐喻与象征、反讽叙事等四个方面解读阿特伍德小说中的生态叙事策略,指出:阿特伍德通过多元化复合叙事序列的运用,增加了其文学叙事的丰富性和复杂度;通过选取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提供了文学叙事新的经验和范式;通过总体性象征、情节象征和意象象征的连结复合,形成了多层次的象征艺术体系;通过意义的反讽与语言修辞手段的反讽这一双重形态,实现了生态反讽叙事.本文强调,阿特伍德正是通过上述叙事策略的使用,完成了对生态主题的表述,更为深刻地将表述与意义相融合,表现了深刻的生态人文关怀与忧患意识.     

论科举文化遗产

科举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大类,兼具传统考试文化、儒学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性质,在中国古代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历史性、传承性与多功能性.应加强科举文化遗产的教育、宣传和保护工作,普及科举文化遗产知识,深入开发科举文化资源,进一步发挥科举文物、文献的人文与经济价值.     

关于工业遗产研究与保护的若干问题

工业革命和世界范围的工业化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极大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更新的加快,许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工业遗产也处于濒危的状况。工业遗产保护在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首先受到重视,并逐渐引起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工业遗产的研究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重要领域。但我国的相关研究却刚刚起步,保护工作亟待加强。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和研究已确定了工业遗产的内涵、价值及评估标准。我国工业化历史进程中有许多具有文化意义的遗存,应在确定保护方略、进行先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开展我国的工业遗产研究与保护工作。     

论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以往的金代文学研究由于资源的局限,以汉语书面文学为主。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满族说部”的崛起,将金代女真族的长篇叙事文学通过口传心授活态传承数百年,为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的生长点。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不仅给金代文学带来了生动的原生态作品和新的文学资源,而且给中国文学史的传播方式补充了同书面文学并行不悖的口承文学范式。这一传播范式的确立,将在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互动互补中促进学科建设,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架构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创新体系转型与嬗变．     

论日本汉文学史

日本汉文学是一笔数量十分可观的文学遗产。但近百年来,它不仅在日本几乎处于被遗忘、湮没的境地,在中国更少为人知。对汉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日本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有些日本人对汉文学过于轻视、鄙薄,甚至认为是殖民地化的文学,这是不对的。而中国有的读者以为日本人用中文写不出什么好诗文,也是不对的。中国大智者钱钟书把文学史研究工作戏说为“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发掘文墓”殆指文史考证带有考古发掘的性质;“揭开文幕”则说叙述文学史就像演历史剧,还有让观众(读者)鉴赏的目的。研究日本汉文学史,首先就是一种挖其古坟、文化寻根的工作。同时,对日本汉文学作鉴赏评析,也是为了充分实现其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面对浩瀚的汉文学作品,研究者常常会有惊喜的发现。有一些日本汉文学家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并且得到中国方面的承认和推崇。有些人对日本汉文学的轻视是缘于自己的无知。     

敢纳须弥芥子中——《中国文学简史》前言

追溯中国文学的历史流程,不能不瞩目于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千汇万状的优秀作品:作品映现出特色,特色凝固成传统,传统又沉淀为历史。追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进程,则不能不期望:未来的"大文学史"除了应当兼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独特的学术构想和独到的学术视野外,还应当具备涵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的全新体系。这就必须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拓展——"纵"能思贯古今,勾勒出文学兴衰因革的轨迹;"横"能视通中外,映现出文学源流正变的脉络。     

中俄、中苏文学关系的历史省思

中俄、中苏文学关系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历史已进入21世纪,我们应调整认识这一关系的路径和视角,重新认识70年来苏联文学的历史遗产,正确看待世纪之交的“当下俄国文学”,正确认识20世纪末中国兴起的俄国文学热。     

深沉的爱国情怀及现代的批评意识——论鲁迅的中国文学研究

鲁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基础。他在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他的现代批评意识和观念,他所运用的现代批评原则和方法,都成了一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今天开展中国文学研究的楷模。     

中国新文学之源——重解胡适的民间文学观

胡适终生所坚持的民间文学观,其思想特点大致是:民间文学存在于中国文学的异质同构的总体系统中,与庙堂或贵族文学处于相对立而又有联系的位置;民间文学既有原创主体又有修改主体,而经过修改的民间文学往往出现原创性与变异性两种形态;文学进化链条所展示的“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主要是指平民百姓原创的民间文学,也包括“高尚作家”创作或修改的民间文学;就语体来看民间文学亦是白话文学,白话是“老祖宗几千年给我们留下的资本”,其中则有白话文学.胡适的民间文学观虽然对贵族文学存有绝对否定而对民间文学又有绝对肯定的偏向,但是它在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在实践上的对“五四”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建设的指导意义,及其对后来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光大的效能,都应给以重新估价.     

“面海中国”地域的文化冲击波——“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潮论纲

中国新文学中的"浙江潮",形成于有厚实文化积淀与历史传统的江南沿海地域,其产生的地域文化冲击波,显示出它对于开创中国新文学思潮、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强力潜能.这在中国新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战时文学的逐层演进中,可以得到明显印证.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古典性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伴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承接着具有两千多年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发展起来的。由于这些现代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古典审美思想和美学诉求并没有得到根本改造,而作为新的审美诉求的现代性质素始终没有得到健康持续的培育,这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较浓的载道性、外向功利性和正剧色彩三大古典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