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作者·说者·评者

曹雪芹的作者身份,时常被人质疑。究其原因,主要是《红楼梦》的素材来源以及成书过程比较复杂。《红楼梦》的素材来源,既有曹雪芹本人的切身经历,又有他目睹的诸多社会现实,还有他听说的一些"故事"。我们认为,《红楼梦》在其创作过程中,既有"作者",又有"说者",而且还有"评者"。此三"者"各有所长,不可或缺。     

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

(一) 逻辑矛盾是思维过程中违反普通逻辑矛盾律而产生的思维形式的结构混乱,它是把同一关系下的印“p”与“P”同时断定为真的逻辑错误。比如,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既肯定“曹操是大军事家”又否定“曹操是大军事家”,就是逻辑矛盾,其混乱的结构是“p∧P”。这种思维形式的结构,是正确思维不能允许的。     

构造性逻辑否定排中律吗

构造性逻辑是以否定排中律的前提而构建的一种非经典逻辑系统,但是把构造性逻辑和排中律对照起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在构造性逻辑中,否定符所代表的意义已经不同于其在经典逻辑中的意义,当我们把经典逻辑中排中律的形式放到构造性逻辑中,该形式已经不能表现排中律的实质。所以,构造性逻辑只是在形式上而非实质上否定了排中律。     

关于传统逻辑的公理

传统逻辑的公理不是传统逻辑的三段论的公理,也不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还不是亚里士多德系统中第一格的两个全称式。传统逻辑的公理应具有自明性、不矛盾性和独立性。“并非p”、“p并且q”、“p或者q”、“如果p则q”、“当且仅当p才q”这5个基本命题形式是作为经典逻辑理论出发点的命题形式。它们之所以具有公理的性质,是因为人们在长期的经验中没有发现以它为前提衍生出假结论的事例。     

论《逻辑哲学论》的节奏性、简单性与隐喻性:一种修辞学的解释

本文从修辞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修辞学形式,即它的节奏性、简单性和隐喻性,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维特根斯坦采用这种修辞学形式的意图以及这种修辞学形式与其思想的关系,即:通过为《逻辑哲学论》铸就独特的修辞学形式,维特根斯坦赋予这部著作以艺术作品的特质,从而拉开其哲学命题与自然科学命题的距离,并由此使自己摆脱思想的悖论;不论是对《逻辑哲学论》的写作还是在其中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他遵循的都是简单性原则,并使之成为真理的标准和哲学思考的要求;不仅如此,他还通过《逻辑哲学论》的形式结构隐喻性地彰显其宗教情怀或对不可说者的敬畏.     

说“不可说”——试析哲学言说形式与内容关系

"不可说"问题是维特根斯坦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他认为不能用逻辑形式言说的内容,如人生和艺术等,均属不可说问题.本文认为,"不可说"完全是由于西方哲学言说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疏离造成的,要打破"不可说"神话,就应当克服这种疏离.换句话说,必须扬弃把逻辑形式看成哲学唯一合法言说形式的陈腐观念,借助于逻辑形式无法说明的哲学内容,完全可以借助其它形式来说明,目前暂时找不到合适形式加以说明的,我们可以耐心等待客     

谈谈非形式逻辑问题

1 批判性思维就是通过积极、谨严的分析、评价,以辨别、确定某一论题、论述的是非、正误的思维过程,也就是论辩思维。非形式逻辑是有关批判性思维———论辩思维的逻辑。2 非形式逻辑仍然以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它之所以叫非形式逻辑,只是说它是运用自然语言进行论述的,目的不在于建立形式化的逻辑系统,而是要提高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论辩能力。非形式逻辑是非数理逻辑的逻辑。3 非形式逻辑是对数理逻辑的否定,是对传统逻辑的否定的否定———在更高基础上的对传统逻辑螺旋形上升的复归。4 非形式逻辑的出现证明所谓的"传统逻辑已经无用,我国逻辑现代化就是要用数理逻辑取代传统逻辑"的说法是错误的。5 今后我国高校一般文科应以讲授非形式逻辑为主,应组织力量尽快编出一批非形式逻辑教材。     

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四题

汪奠基先生在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创造性见解有四点:(1)中国逻辑史具有人类共同的思维形式,但它具有中国语言的特殊表达形式;(2)"名辩"学是中国古代的逻辑,属于非形式逻辑的范围;(3)"推类"是中国传统推理的主要形式;(4)研究中国逻辑史不仅要研究人文历史的资料,更要重视研究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发展的资料.     

维特根斯坦与逻辑经验主义

《逻辑哲学论》的目的是为了分清可说的和不可说的界限。不可说的东西不是由证实原则决定的,也不是由逻辑形式的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于我们语言的界限,我们无法表达它,对此只好沉默;《逻辑哲学论》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哲学倾向与维特根斯坦十分近似,其二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曲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引为己用。     

论批判性思维与逻辑教学改革

在实际逻辑教学中,普通逻辑课程过分强调形式化,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然而,逻辑在思维训练中确实有着深远的意义,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引进批判性思维课程,并把它与普通逻辑课程相结合。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先后提出两个改革方案。前者是局部性的,它仅仅增加了非形式逻辑知识,并扩展为逻辑与论辩课程。后者是前者的改进,它注重整体性、多元性和实用性。一般来说,它包括了逻辑分析、形式和非形式方法训练、认知与方法论的训练和批判性思维训练,从而比较系统地解决了普通逻辑应担负的理性思维方法的训练课题。     

语言与意义的“类”之别——维特根斯坦“可说与不可说”的“类”逻辑

维特根斯坦的"可说与不可说"的划分是对语言与意义之内在关联的典型呈现。立足于"类"之别探讨语言与意义之关系,认为在"全类"的意义上,语言与意义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而又相互关联——语言的实现领域为意义奠定基础,意义领域的明确则为语言逻辑的使用提供保障;在"空类"的意义上,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异质性和非对称性区别表达语言之可说与意义之不可说的界限;在对这一关联和界限把握的基础上探索"可说"的语言如何为"不可说"的意义寻求新的理解方式。     

论“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同于“可以免除处罚”,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而附属于总则与分则的相关规定。鉴于刑法本身有关规定的有限,应当承认“免除处罚”与“减轻处罚”能够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竞合。另外,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应当认定为事先核准,其性质属于特别规定。     

黑格尔逻辑学"一分为三"思想研究--关于绝对空虚的贫乏的逻辑起点和严谨的有机的概念体系

一分为三是人类认识最普遍的规律和最基本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运用一分为三思想方法,将自己的哲学体系划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黑格尔逻辑学,整个的是概念的产生、变化和发展,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和消散,是事物的量变、质变到量变,是运动的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无论是基本范畴和观点,还是认识观和方法论,或者是揭示和阐述的基本规律,乃至是体系构造的基本框架和骨干,都充满着一分为三的辩证思想.     

“明示”与“默示”——康德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不同“划界”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均以划界为首要任务。康德的划界是明示的、外在的,而维特根斯坦的划界是默示的、内在的。这种差异根源于二者不同的逻辑方法。康德的先验逻辑既关涉形式,又关涉内容,所以在界限之外也有所说;而维特根斯坦的数理逻辑只关涉形式,所以惟有沉默。     

论不可说的东西

古今中外有许多哲学家都谈到“不可说的东西”,特别是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开列了一系列“不可说的东西”的清单 :逻辑形式、主体、世界总体、人生伦理、客观存在 ,等等。其实 ,从哲学基本问题和语言层次的观点来分析 ,这些“不可说的东西”并不神秘 ,我们的语言有相对地表达这些东西的方式 ,同时又有其局限性。理解语言的逻辑机制是解决许多哲学问题的关键     

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孔子提出的诗歌功能论命题,此命题反映了《诗三百》的内容特征,包含着诗人借诗抒怨、怨刺现实政治等重要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受怨者以诗抒怨的合理性,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诗可以怨”对儒家诗学的政教功用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历代都有大量怨诗,此命题的重要意义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实践所验证。     

苏轼的“因物赋形”论

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具有母题性质的文学意象，苏轼对这一意象的基本认识可以归结为他的“因物赋形”说。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水作了深入的哲学阐释，他的“因物赋形”是以“柔外”与“刚中”的完美统一作为内在的精神实质。从“刚中，，的一面来说，主张顺性适意的自然之道；从“柔外”的角度来看，则主张在顺性适意前提下的不变之变，两方面结合才是苏轼的“因物赋形”说的全部意义。     

"稻草人主义"与童话的逻辑

鲁迅认为“《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后来我们大都把这条路理解成为现实主义的道路,有人甚至将其命名为“稻草人主义”。无论是从鲁迅对儿童文学的认识,还是从《稻草人》这部童话集内在特性来看,都可以衍生出这种说法。惟其如此,我们不能将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稻草人》当作童话来看待,因为它所遵循的是事理逻辑而非情感逻辑,并且缺乏童话中的必要的行动性因素。对“稻草人主义”的过分强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内童话创作想象力的伸展,我们今天必须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     

战争罪责岂能转嫁——驳日本右翼的“英美与日本同罪史观”

日本右翼势力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上"英美与日本同罪".其实质是割断历史、混淆界限,为日本的战争罪责开脱.英美在历史上有罪,但与日本不同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责任已成为历史的铁案.先有"重庆大轰炸"后有"东京大轰炸".原子弹空袭"被害史观"的实质是抹杀日本的"加害"责任.对中国而言,日本与英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战时中国的敌与友岂能相提并论.     

当代艺术与生活的同一趋势——从“何为艺术”到“何时为艺术”

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艺术与生活的混同,已经成为西方当代艺术的一个趋势。当杜桑把小便器直接提交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时候,"艺术是什么",实际上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难题。但是,这一趋势并非意味着艺术与生活毫无区别,而是人们对于艺术的追问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核心,就在于从传统的"何为艺术"的追问方式,转向当代的"何时为艺术"的追问方式。当代美学把艺术看作一个"开放的家族",关心的问题就是"艺术如何",而传统美学关心的问题则是"艺术是什么",前者是通过"艺术如何"来知道"艺术是什么",而在后者那里,"艺术是什么"是知道"艺术如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