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散文诗试论

一中外散文诗的发展,按刘再复的说法,大致呈现两大基本流向。一是以屠格涅夫、普列什文以及泰戈尔为代表的支脉,着力于“以纯真的感情描写自然与人生”;另一支脉则以波特莱尔、鲁迅以及纪伯伦为代表,“他们的特点是把社会人生的矛盾内容带入诗章,把美丑、善恶、真伪的对抗以及对这种对抗引起的颤栗展示出来”。刘氏认为,这一支脉的“散文诗境界形成美与丑的一种张力场,从而使散文诗的内涵更加深邃”。这两大支脉的代表作家中,中国的鲁迅属于后者。按理说,在鲁迅及其散文诗代表作《野草》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散文诗应更有可能偏重于第二支脉的发展;然而纵观自     

翻译与建构——刘半农对外国散文之诗创作技法的借鉴

刘半农是国内最早翻译泰戈尔和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译者之一。在翻译两位外国诗人诗作的过程中,刘半农接受了他们的影响,吸取他们的创作技法,在自己的散文诗创作中做了成功的借鉴。对比分析刘半农的散文诗翻译和创作,印证了刘半农在两个方面借鉴外国散文诗的创作技法：一是对屠格涅夫散文诗对话体的借鉴,二是对泰戈尔散文诗独白体的借鉴。刘半农的诗歌翻译、译诗借鉴与诗歌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互相影响。     

泰戈尔：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误读——以《吉檀迦利》为个案研究

通过以《吉檀迦利》为对象的个案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化的语境中考察了泰戈尔在中国的误读现象,并与西方读者眼中的泰戈尔进行对比分析,探询文化误读的原因,以寻找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泰戈尔文学对东西方走向文化对话和相互理解所具有的意义。     

简谈散文诗的美学特征

如同其它文体一样,散文诗作为一种独立文体,也有自己的美学特征。虽然较之诗歌、戏剧,它显得有点姗姗来迟,是在19世纪中叶之后,才在文坛上正式流传开来。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波特莱尔、屠格涅夫、泰戈尔、鲁迅这样一大批具有世界声誉     

郑振铎与印度文学

郑振铎与印度文学的关系源于他对泰戈尔的翻译和介绍.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不同,他对泰戈尔1924年的访华给予了热情的欢迎,并多方面地正面评价了泰戈尔的创作及思想倾向.此后,在国内偏重西方和日本的外国文学评介活动中,他又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对印度文学给予了较多的介绍,对印度文化和文学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做了探讨.而他本人的创作和艺术观也受到了印度文学尤其是泰戈尔的影响,包括他对散文诗和儿童文学的倡导.     

《先知》风格与主题分析

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在语言思想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纪伯伦风格，与泰戈尔、闻一多对比，又有其独到的艺术魅力。分析他创作中的精神三变，体味那种赤裸的真实，从纪伯伦笔端所流淌出来的自然本性回归的主题、超越宗教的泛爱主题，以及精神成长主题，使我们感悟到纪伯伦在其创作中所构建的神圣：爱、美与生命。     

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

泰戈尔笔下中国形象的生成和演变,可概括为想象中国、阅读中国、展望中国几个大的过程。来中国之前,泰戈尔根据间接了解,既对想象中“富丽的天朝”之古代中国形象寄予了热切向往,又对近代以来“含泪的中国”的命运寄予了深切同情。以来华后的所见所闻为基础,泰戈尔对中国这一巨大文本进行了现实阅读和接受,有对自然风物较为客观的描述,有对中国这一人文乌托邦的钦羡和赞美,也有对处于现代转型期中国的洞见与误读。在欣喜与落寞的双重心境下,泰戈尔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倾情展望。     

泰戈尔自然观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泰戈尔关于自然的生命体观念及其所倡导的亲善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等思想与生态哲学思想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从以泰戈尔为代表的东方民族的思想智慧中可以汲取有利于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有益成分。     

浅谈泰戈尔散文诗创作时期的思想意识

印度作家泰戈尔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是通过诗歌而奠定的,泰戈尔也是以散文诗<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在他散文诗的创作中,诗人一方面强烈要求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途径来实现社会的改造.思想意识的矛盾直接体现在诗歌创作中.随着思想意识的提高,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更加关注全民族的命运和世界风云变化,同时他也不再热衷于追求人与神的和谐统一,对生命本性也有了新的认识.     

散文诗的文类批评

世界散文诗已经有了 1 5 0年历史 ,对散文诗进行文类研究 ,不难发现散文诗已经成熟为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由于散文诗文体的易变性 ,散文诗被认为是诗或者散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散文诗文体的稳定性确定了它的文体独立性。中国散文诗创作和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都源于没有确立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类     

论外国散文诗的文体生成及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散文诗是一种世界文学体裁 ,散文诗文体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诗、散文等文体相互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类似于散文诗的文体在特定时代契合的产物 ,是西方散文诗文体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 ,文体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方偏向于散文 ,在中国偏向于诗 ,甚至被长期视为新诗的一种诗体 ,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散文诗”作为这一文体的“称谓”是不准确的 ,造成了这种文体与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串义现象 ,导致了中国散文诗的文体建设与新诗的文体建设的混乱。     

审美现代性视域下的林语堂诗文翻译研究

以林语堂英译《东坡诗文选》为个案,从审美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出发,综合分析林氏诗文翻译主、客体中的审美现性特征,可以发现林氏和东坡有着相近的性情和禀赋,林氏翻译实践具有鲜明的审美现代性特征,以此为基点可以探索中国传统诗歌外语翻译及其研究的新思路。     

艾青“诗的散文美”概念分析

本文着眼于艾青关于诗的具体言论,从四个方面阐论了艾青文体论的核心概念——诗的散文美：即新诗与韵文无关;新诗的语言根本是在于表达形象的;新诗的音韵与语言形象表达的关系;＂散文美＂与＂诗的散文美＂的关系。文章最后总结出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的具体含义。     

詹姆斯·麦考利:澳大利亚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先驱

詹姆斯·麦考利是20世纪澳大利亚文坛的著名人物,他在诗歌创作和文艺批评等领域的影响力不可小觑。麦考利早期的诗歌创作带有现代主义特征,让他一举成名的"厄恩.马利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其在现代主义诗歌方面的才华,但他最主要的贡献则是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创作和批评。麦考利重视传统宗教与哲学,倡导审美与实用相结合的艺术创作,强调古典主义诗歌的优越性,他以"秩序"、"理性"、"逻各斯"等为准则的新古典主义文论对澳大利亚文艺创作与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当代散文诗局部观察

综观近20年来的中国散文诗创作,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形式的变化相对和缓,构成了与散文诗的内容(或说内形式)互为牵制与互补的关系.在大陆及台港地区的散文诗界,年长的写作者多偏向于传统格调的抒情写意(商禽等是例外),稍年轻的写作者则更注重与现实和现时的对接,并在其中注入了当代文学(诗歌)中的先锋因素.中国散文诗需要保持形式上的相对稳定,更需要的是稳中求变,创新是关乎散文诗文体生命力的关键.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论朱自清早期诗歌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

朱自清散文,语言自然清新,音韵优美,给人以夏日沐春风、心旷神怡的清爽感觉。这除了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外,其散文有取自其诗歌的类似的语言风格:朴实自然、善用修辞、讲究音韵等。不难看出,其散文语言及其风格是对其早期诗歌含蓄、凝炼的语言风格的继承与发扬。     

论中国散文诗的形成及其早期的文体建设

20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契合的产物。在五四自由诗运动时期,我国一方面从西方译介了大量散文诗,另一方面很多作家和诗人参与了散文诗的创作,使我国散文诗迅速完成了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文体成熟进程。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是我国散文诗进入自觉状态后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涌现了一批独具风格的作家作品,而且形成了比较粗略的艺术流派。     

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

泛神论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赋予其观照自然的独特方式，故而诗作具有人与自然融溶合一的浪漫情怀。它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国诗学传统，促使在反传统以后处于近乎失语状态的“五四”人与传统诗学精神遇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五四”人还对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主动选择和改造，使之带上反传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时代印记。     

以文为诗：余光中诗歌的得与失

余光中的散文家气质使得他的诗歌创作兼有散文文体的长处与缺陷,"以文为诗"的探索既使他的诗歌雅俗共赏,也为中国诗坛提供了新诗发展的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