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的制度约束与优化路径

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户生活质量,统筹城乡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面临着基层组织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投资制度和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制度约束.针对一系列制度约束,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内涵出发,构建了有利于促进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新制度框架.应从创新农村市场经济制度,维护人居空间有序发展;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障乡村人居公共物品供给;创新农村社区管理制度,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比较分析

乡村人居环境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通过构建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下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熵权法对2010—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评价、分析和比较。2010—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逐年增长,人居环境协调指数2015年以前波动较大,后期呈缓慢增长态势。不同区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较大,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由中部、东南到西北递减的趋势,其中生产环境质量与人居环境质量的总体空间分布基本一致,生活环境质量呈现由省会向南北发散的下降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由南向北逐步递减的格局。文章在充分考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协调耦合的基础上,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差异化建设与优化路径,推动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吉林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困境与优化路径分析

国家＂优先工业和城市＂的战略选择使吉林省城乡人居环境的＂二元＂特征明显,吉林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存在着乡村聚落空间无序化发展,乡村生态条件破坏严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匮乏,乡村传统文化逐步消亡等问题。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短时间内难以完成,需要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生态环境、城乡统筹等多方面逐步协调发展。为了破解上述问题,吉林省应科学制定乡村规划,优化乡村布局;促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住房投入能力;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扶持力度;发展乡土文化,促进和谐乡村社区建设。     

农户家庭生计资本、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与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 ——以江西省873个农户为例

以江西省873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KAP理论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家庭生计资本、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与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三者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在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作用中扮演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作用中扮演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具有主导作用,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具有主导作用.基于此,从强化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和提高家庭生计资本两方面提出合理引导规范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的对策建议,为管理职能部门制定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机制与路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传统刚性管制治理向韧性治理转型，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在韧性治理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村人居环境系统在生态资源、产业经济、治理结构、社会网络、基础设施、组织制度六个维度韧性的互动机制。当前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面临着生态资源粗放式开发利用、农业经营格局失衡、政府治理路径依赖、社会资本缺失萎缩、基础设施供给与管护不足、公共规则弱化失序等多重困境。加快实施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重点在于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加强多元主体合作，引进高质量社会资源，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制度创新与供给。     

基于人居环境三元论的乡村景观营建研究——以安徽皮地岗村为例

乡村景观营建是建设美丽乡村、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改善乡村的景观环境和空间的功能性,本文以人居环境三元论理论为基础,分别从“人居背景”“人居活动”和“人居建设”来对乡村景观建设进行分析和研究,结合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镇皮地岗村乡村景观的实际状况,探析当地乡村景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提出乡村景观营建的设计原则和优化策略,以期为同类型乡村景观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社会学视角下城郊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研究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与建设相对不足。地方精英在乡村厶居环境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显示着其强大的影响力。通过个案研究可以显见,村庄精英为村落在国家、省级人居环境建设评比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以东锁村为个案,对东锁村称号获得背后的逻辑原因进行了阐释,进而就人居环境存在的薄弱点予以剖析。发现理想乡村人居环境的建设,需要坚持生态与规划并行,不断完善支撑系统,提高村民的素质和公众参与行为。     

从政治整合到政策统筹:中国农村基层治理70年的路径与趋向

分析政党国家对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及其特点,对于理解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建立起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国家,通过国家主导政治整合方式对农村进行改造和建设。此种政治整合主导逻辑在于权力形态和治理结构的高度中心化,即政党及其组织运行成为基层治理的中心。1978年开启农村改革以来,国家通过政策统筹方式调整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分为体制改革重塑基层治理结构、制度建设培育基层民主、农村综合改革统筹乡村发展三个阶段。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在于衔接国家治理目标与农村社会内生性演变逻辑,平衡国家政策导向、农村发展实际与农民现实需求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促进农村综合发展。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超越“二元博弈”：行政与自治均衡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应局限于治理主体的价值二元博弈结构关系,而要立足行政与自治均衡的治理统合关系。调研发现,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行政统合与自治缺位弱化了村庄内生性资源嵌入村庄生活治理的活力,也无法回应国家现代化治理规则主导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行政与自治均衡状态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以行政资源输出强化了地方规则的共同体意识,并且激活群众参与的主体性,达成了均衡性的双轨治理结构和机制,实现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低成本和高效益治理。从行政与自治均衡关系视角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弹性村庄社会结构的张力之间寻找行政与自治的均衡秩序,外引基层治理现代化规则嵌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内以整合内生性资源激活乡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关于改善和解决农村人居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研究

改善农村人居生态环境是新时期、新阶段关乎民生发展的重大问题。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依然非常落后,存在着垃圾污染严重、乡村绿化综合效果不佳以及人居环卫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建议从关注民生发展的角度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绿色宜居村庄建设、农村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建设以及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提高农民生态环保意识等方面加以完善和增强,从而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生态环境落后的状况。     

中国农村住房制度：特点、成就与挑战

农村住房制度是中国住房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突出的自然经济性质和较强的计划经济性质。它受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本制约,并且自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缓慢。在这一制度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住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遭受了一系列挑战,其中主要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以及住房产权在各种不同主体之间的流转。我国虽对农村住房制度进行了增量调整,但它不足以应对挑战,农村住房制度需要走向存量改革。     

差异性土地制度租型政府收入的合法性批判———对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考察

政府合法性既表现为公众对政府行为的尊重与认同,又表现为其行为未逾越一国现行法律文本之规定.我国地方政府在农地征用过程中获取了不受财政预决算制度约束的巨额预算外资金,造成诸多社会暴力、贪腐行为、挥霍浪费等恶性事件发生.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认为政府的土地财政收益源于我国城乡差异性的土地制度安排,其实质是政府利用制度制定和执行优势,通过寻租行为掠取了本属于农民的资源禀赋.通过考察现代政府合法性的演进缘由与历程,利用对比的方式,从法治理念和法律文本层面对地方政府掠夺公众财富的行为予以有力批判.     

在正式制度激励与非正式制度激励之间————国家治理的激励机制分析

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治理者是需要激励的群体。治理者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其行为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激励机制所驱动。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者群体处在一种正式制度激励衰变而非正式制度激励效用增长的状态。这是中国治理者群体处于低绩效的治理窘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将激励机制重新塑造为正式制度激励为主、非正式制度激励为辅的正常治理状况,就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有效激励治理者积极作为机制的关键问题。而建构这一机制的前提,不是重建执政者所熟悉的道德化体制,而是要建构真正有利于激发治理者积极作为的法治化机制。     

非正式制度的层次和作用

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农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农地制度变迁中的非正式制度可以划分为价值观念层→习惯习俗惯例层→村规民约层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非正式制度的层次越高，其规范性和约束力越强，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越低，制度运行的成本就越低。当非正式制度所导致的制度成本小于正式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收益时，会发生有效制度变迁，否则相反。进一步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互相抵抗、冲突又彼此约束、补充，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演变路径和均衡状态。非正式制度主要影响制度变迁的速度，非正式制度的层次越高，制度变迁达至稳定状态的速度就越快。由此，政府除了积极引导农民价值观念以及尊重和维护对改革有正向作用的习惯习俗惯例外，还可将村规民约作为改革的重要抓手。     

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基于一项文献研究的考察与评析

对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探宄是社会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传统,已形成两种研究视角即结构一制度与制度变迁视角。结构——制度视角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限定。其特点是重视组织行为的社会规则,力图呈现基层政权行为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制度变迁视角力图从动态的时空背景中来呈现基层政权的组织行为与乡村经济制度变迁的逻辑关系,突出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对重塑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意义。制度逻辑一方面彰显了制度因素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重要性．其不足之处是忽视了基层政权的主体性与政府间盘根错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对塑造该组织行为的影响。     

人居聚落走向问题研究——基于超循环理论视角

人类的聚落从产生之时就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它的形成与发展都与聚落主体的需求密切相关。聚落形式的复杂化呈现出超循环的状态，即从人类早期的聚落点到今天的高度城市化过程，都是由于亘古不变的人类需求所推动并日臻完善的。目前，高度的城市化成为人居聚落发展的高端模式，但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城市问题。解决城市化困境成为学界共同面对的问题，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城市对乡村的消解的方式与途径。事实上，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仅仅从城市雏度寻求解决的方法是难以得到满意的题解。以超循环理论为基点，为摆脱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两难抉择，实现城市与乡村在城市化语境下共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取消农业税前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职能演变研究

着眼于农业税取消前后农村基层组织职能的演变进程,探索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职能演变的规律,为农业税取消后农村基层组织更有效地开展新农村建设工作,把国家的惠农政策落到实处,提供理论支持和制度保障。     

基于结算业务视角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探讨——来自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从农村商业银行结算业务综合评价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选取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系统升级后的结算业务指标为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小额业务是影响该行结算业务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该行结算业务增长趋势较稳定。结合该行后期的发展,可采取改善金融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大额业务的互助担保融资体系、多渠道增加支付服务供给等措施来完善新农村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