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影响的SVAR分析

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界争论的焦点。基于1978—2009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以及消费之间的关系。动态分析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不同,短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对农村居民消费则具有挤出效应;长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不仅可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会产生促进作用。     

区域异质性: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泰尔指数和区域面板的经验数据分析

基于2007—2016年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区域面板数据,应用泰尔指数测度财政支农的区域异质性,借助凯恩斯消费函数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自2007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呈现缩小趋势,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具体表现为:财政支农支出区域异质性程度与农村居民消费在东、中部地区呈正相关,在西部地区呈现负相关,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在各区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一致,对东部地区影响要高于中部地区,对西部主要呈现抑制作用;而东、中部地区自主消费能力较强,西部地区自主消费能力较弱。同时,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逐渐趋于相近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略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甘肃金融规模的扩张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甘肃省金融系统效率的提高则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此外甘肃省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以及城镇化进程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分析及财政对策构想

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和攀附行为的特征,除受收入水平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财政对策建议主要有:完善财政支农体系,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通过财政与金融手段的有效配合促进农村消费增长.     

财政分权、通货膨胀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财政分权、通货膨胀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通过财政支出的传导,存在相互影响的机制.基于我国1978-2009年的数据,构建以财政分权、通货膨胀与城乡收入差距为内生变量、财政支出为外生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可考察财政分权、通货膨胀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结果发现:三者不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且存在短期的动态关系.具体而言,财政分权在长期和短期均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通货膨胀虽在长期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在短期则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农业机械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在数理经济模型分析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农业机械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化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农业机械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作用机制是,农业机械化会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还能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加,在二者共同作用之下,农村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有限理性决策视角

在相对收入假说框架下,基于消费者“有限理性”与个体自我约束,研究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不平等使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发生相反变动,显著扩大城乡消费差距,而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使得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进一步划分消费结构后,研究发现城乡收入不平等促进城镇居民生存型和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抑制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居民理性预期则修正城镇与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偏离,也促进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以上研究不仅为全面理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与消费结构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提供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依据。     

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成因:基于地区消费方法研究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较大的地区差距是其空间经济的基本特征.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总的来看,对我国地区差距成因的解释大都建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之上,基于需求角度的分析较少.笔者运用Archibald(1967)提出的本地消费方法,从需求角度分析城乡居民对本地产品/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其乘数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之间城乡居民对本地产品/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其乘数效应差异明显,从而构成了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原因;另外,农村居民对本地产品/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明显大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边际收入税率为负,城市居民的边际收入税率为正,这些都决定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大于城镇居民;而且,各地区之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差异也大于城镇居民.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和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对缩小城乡差距的意义重大;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对于保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十分突出.从长远来看,如果中西部地区重视非专业化部门的发展,提高本地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减少进口及输入漏出,同时,中央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补贴力度,会缩小中西部地区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逆向财政机制与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差别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难题。目前,中国财政制度政策的安排,导致相对较穷的农村部门的广义税收负担大于其财政收益,这种"劫贫济富"的"逆向财政机制"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通过构造逆向财政指数,测算结果表明1998—2015年中国财政始终存在逆向财政机制问题。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逆向财政机制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反过来加深逆向财政机制的程度,二者之间存在正向的相互影响关系。为消除逆向财政机制,应当建立"四进一扶"的涉农财政新机制,将农村居民缴纳的税款"整体"还给农村居民;加快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不仅实现地理意义上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着力实现身份意义上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消除对农村居民财产权法律制度上的歧视性安排,使城乡居民享有同样的财产权利。通过这些措施,形成顺向财政机制,从根源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财政支农、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与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数据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2013年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着重考察了人力资本积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显著减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存在动态性，有利于从长期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小。人力资本积累是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从不同财政支农支出类型看，农业支出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其次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女性户主家庭和干部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更显著影响。相比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对东部地区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精准扶贫战略作为近年来帮扶农村增收减贫的重要方略，其实施也有效促进了财政支农支出在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     

城镇化过程中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社会差别的重要体现,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借鉴国内外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方法,对1978—2011年30多年来北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变动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特征,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和城市化进程中,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人均GDP增长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不同步,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有所改变。与城市居民相比,北京市农村居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还存在较大差距。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未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抓手。为了探寻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利用2000—2017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构建了PVAR模型。通过对模型的估计、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发现，全国和东部地区，农地流转和城镇化之间呈正向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都能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过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也能促进农地流转，但却不利于城镇化发展。中部地区，从长期看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城镇化发展，但却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镇化发展对农地流转影响不明显，但能够显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尽管长期看来在促进农地流转上效果不是很明显，却有利于城镇化发展。西部地区，农地流转对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城镇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也不是很显著，但从长期来看，城镇化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农地流转和城镇化的影响也太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易于操作的对策建议以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贵州农业生产、财政农业支出、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的协整和误差修正分析

根据贵州省1985-2008年的统计资料,运用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探讨该省农业生产、财政农业支出、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与农民纯收入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贵州省农业GDP对农民实际纯收入的影响不太显著,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并未很好地带来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农民的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改善农业财政投资结构以及推动农民非农就业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用电量差距的关联关系研究

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本文选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生活用电量差距与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四个变量,基于我国1986—2011年的数据和VAR模型,揭示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生活用电量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四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收入差距与生活用电量差距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生活用电量差距的缩小可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性。最后提出我国在制定电力普遍服务政策的目标与实施标准时,应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社会目标考虑在内。     

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研究

运用《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0)中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数据,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假定,建立消费函数模型对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消费水平也在逐年增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96%用于生活消费。因此提出了通过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继续加强实施支农、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等措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进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差距估算——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并结合食物成分表和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估算城乡居民自1997年到2009年部分年份的口粮消费量.在估算时,需要考虑居民在外就餐的情况,并需解决同一类食物下不同种食物不能直接加总和不同特征人群之间食物消费不能直接加总的问题.根据估算结果,自1997年到2009年城乡居民的口粮消费量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并且农村居民的年人均口粮消费量在最近几年都是比城镇居民只高20公斤至24公斤(按成品粮计算),二者的口粮消费结构差异也不是很明显,据此可以认为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水平差距并没有因其收入差距的拉大而拉大.     

湖南省“十一五”以来收入分配格局及其优化

湖南省近年收入分配格局呈现收入总额大幅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拉大但相对差距缩小、城镇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但内部收入相对差距总体缩小、农村居民地区间和内部收入差距均呈扩大趋势等特征。究其原因,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偏低等是形成当前湖南省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因素。为此,提出应做大做强经济蛋糕、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加强区域统筹和分类指导、完善工资形成和增长机制、改善农业经营效益等,优化湖南省收入分配格局。     

京津冀文化消费水平实证研究

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文化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虽然京津冀人均GDP已超过3 000美元,但是居民文化消费倾向并未呈现钱纳里结论。北京由于资源、环境和市场优势,使北京总体的文化消费水平步入发展与享受型阶段,天津处于基本文化消费向发展与享受型过渡阶段,河北省整体处于基本文化消费阶段。加强政府间的合作,根据"8+2"各自的资源特色,充分发挥长处,采取优势互补的方式,建立区内文化产业资源共享机制是提高区内整体文化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     

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消费

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消费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循环作用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消费效应、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消费效应都十分显著;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会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且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抑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消费的重要因素。     

江苏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性研究

以经典ELES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信息消费函数,从信息消费水平和信息消费结构两个层次对2001—2011年间江苏省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信息消费变迁及城乡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显示:信息消费作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在城镇和农村都已成为最具潜力的消费领域;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水平差距大且都呈增长趋势;对比城乡的信息消费函数发现,城镇的基础信息消费为正值,农村的基础信息消费为负值;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均小于农村居民。这表明城乡的信息消费处于不同的消费周期,城镇居民对信息的依赖更高,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则对收入更为敏感,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对信息消费差距有乘数放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