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与城乡居民健康差异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了基于城乡不同制度安排下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回报。回归分析发现：尽管总体上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要好于农村居民,但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后,农村居民要强于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机制是存在差异的,教育、收入对农村居民的回报大于对城市居民。进而,添加年龄组后,发现经济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影响在不同人群中也会有所不同。为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异,应着力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衡量与协调对策研究

根据2001-2011年陕西省的统计数据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并未与经济增长同步,而且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通过对导致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表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民非农收入、城镇化水平、城乡人均资本拥有量以及城乡人力资本差异等都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据此提出陕西应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并对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一元户籍制度改革试点的城乡居民态度比较——以荆门市掇刀区为例

传统户籍制度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特征,造成了事实上的城乡之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为此各地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以荆门市掇刀区一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为例,从城乡居民态度测量、城乡居民态度对比和影响城乡居民态度的因素分析等几个方面对户籍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城乡居民普遍支持户籍改革；城市居民对户籍改革的偏好大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入城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等诸多问题持反对态度；影响农村居民态度的因素共有四个,即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教育.     

差序政治信任的城乡比较——基于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语境下,城乡差别与差序格局是政治信任的鲜明特性,但是鲜有研究将城乡社会结构差异纳入差序政治信任研究之中。利用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对中国的差序政治信任进行城乡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城乡变量与差序政治信任存在强相关性,城市居民更倾向于将政府当作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其政治信任受到制度与文化变量的均衡影响;农村居民倾向于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区别对待,其地方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治理绩效评估,而中央政治信任受到文化变量的显著影响。从整体上看,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理性化和批判性程度更高,而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则具备更多传统色彩,这种差异源于城乡发展阶段不同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方位差异。     

析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元经济结构又导致了二元社会保障体制的形成。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城乡整体保障水平差异过大 ;农村居民无力承担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 ;不能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需求。因此应重点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加大政府对农村卫生的投入 ;通过试点 ,稳步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居民健身参与的城乡比较

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的数据,考察城乡居民健身参与的现状及特点,以社会人口学、制度和主观态度作为自变量,分析影响城乡居民健身参与的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健身活动.Logit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制度变量和主观态度变量对城乡居民健身参与有显著影响,主观态度变量对健身参与的影响更显著.制度变量和主观态度变量对健身参与的影响呈现出城乡差异.     

传播“公共性”视角下的城乡数字鸿沟

公共传播是当前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在对传播“公共性”解读的基础上,从传播“公共性”的视角分析城乡数字鸿沟发现,当前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呈加深的趋势,一方面表现在公共资源分配不均、传播渠道开放性差异等“物”的因素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传播者多元性、主体性、媒介素养、传播理念等“人”的因素方面,这种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农村传播资源不足、传播渠道不畅、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缺乏等问题严重。为此,要保障城乡“数字公平”,使农村居民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传播权益,就需要从减少城乡数字鸿沟开始：在新媒体环境下,加强农村居民对传播资源的使用权、媒介的接近权、话语的表达权和利益的诉求权等;尤其要加强农村居民媒介素养,唤起农村居民的主体传播意识,促进城乡数字民主化进程,让农村居民也能在公共传播领域表达、理解、批判、质疑各类信息,逐渐建立公共、公平、民主的城乡居民传播体系。     

杭州市城乡消费差距、消费结构分析及政策建议——基于2002-2008年数据的分析

进入21世纪后,杭州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消费行为差异依然明显。杭州市城乡居民消费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两者消费结构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在食品、居住、衣着、服务性消费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较低;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消费水平,尤其是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用电量差距的关联关系研究

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本文选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生活用电量差距与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四个变量,基于我国1986—2011年的数据和VAR模型,揭示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生活用电量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四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收入差距与生活用电量差距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生活用电量差距的缩小可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性。最后提出我国在制定电力普遍服务政策的目标与实施标准时,应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社会目标考虑在内。     

杭州市城乡消费差距、消费结构分析及政策建议——基于2002—2008年数据的分析

进入21世纪后,杭州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消费行为差异依然明显。杭州市城乡居民消费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两者消费结构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在食品、居住、衣着、服务性消费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较低;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消费水平,尤其是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我国城乡二元控制体系与环境问题

当前我国城市环境问题局部有所缓解 ,农村环境问题面临失控 ,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是城乡控制体系的二元性。为了消除城乡二元控制体系对于农村环境保护的负面影响 ,促进城乡环境保护的一致性 ,应当高度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彻底扭转环保方面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 ;第二 ,消除地方主义的不良影响 ;第三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 ;第四 ,积极培育农村民间环保组织 ,促进环境控制与监督。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给农民国民待遇

我国的"三农"问题,是与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道路,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乡二元结构交织在一起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把农村居民从城乡分割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     

基于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模型构建研究

环境意识是城市居民形成的对环境的稳定态度，并由此养成自觉保护环境行为的习惯，对城市居民环境意识进行研究对于其改善环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城市居民的特征，构建城市居民环境意识模型，并通过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属性评价和模型检验可以发现，环境意识的形成受多元因素的影响。环境态度是影响环境意识的关键变量，城市居民对环境保护态度的改善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教育、宣传、引导，现实中具体的环境问题案例对居民的环境意识影响力较大，应加强对城市居民环境知识的普及，从而促使其在提升环境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环境行为。     

论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一体化制度创新

城乡差距的本质是城乡居民的＂人＂的发展机会与发展能力的差异;工业化过程中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产生,既与农业产业的天然弱势地位有关,又与市场机制的＂失灵＂相关,更与一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制度相关;要尽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现象,必须通过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机制、制度创新来实现。     

影响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文化解释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原因与动力,学术界引用最多的是"推-拉"理论,但这一理论仅仅解释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经济动力。利用路径分析方法比较影响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发现生活质量是主观幸福感最重要与直接的预测变量。除掉教育、职业、收入等直接经济因素,城乡居民在休闲娱乐文化方面的差异通过生活质量直接与间接的影响着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推-拉"因素,推的力量来自于农村匮乏的文化娱乐生活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拉的力量来自于城市更为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较高的生活质量。     

当代城乡居民的生活结构

把一个人拥有的社会关系和参与的社会团体作为生活结构的构成要素,来考察城乡居民的生活结构,可以发现:越是农村特征显著的地区,居民的生活越依赖于非正规性社会关系;城乡居民都没有积极地参与社会团体,生活结构主要由以亲戚、邻居为主的非正规性社会关系构成;城市居民因形成的社会关系少,又没有积极地参与社会团体,因此与社会结构的结合相对松弛一些;城乡居民拥有的社会关系和参与的社会团体因个人社会特征而不同。这种差异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在城乡间、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物质领域和意识领域不同步,以及城乡居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而引起的。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我国居民总消费的影响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构建了一个包括人口和收入在内的多变量模型,具体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对居民总消费的影响,并利用1978-2011年的收入和消 费数据定量分析了城镇人口比重和城乡人均收入比两个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对总消费的贡献。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对总消费水平的影响明显超过农村;随着城乡收入比的扩大,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不断下降。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及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都能够促进总消费。     

城乡居民的守法观念与警察信任

守法观念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了人们对法律权威和伦理秩序的认知和态度。探讨守法观念在户籍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凸显中国城乡居民权威信任的法治属性,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人的警察信任研究。当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从守法观念的角度对中国城乡居民的警察信任进行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通过建立城乡户籍、守法观念和警察信任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首先,城市居民的程序正义信任和分配正义信任高于农村居民;其次,城市居民的守法意识比农村居民强,较强的守法意识促进警察信任;最后,从警察信任的不同维度来看,守法观念在城乡户籍与程序正义信任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守法观念对户籍与分配正义信任的中介效应小于程序正义信任,守法观念对中国居民有效性信任的促进作用没有城乡差异。     

民间金融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5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民间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民间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地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正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其具体作用机制,发现民间金融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较之于城镇居民,民间金融发展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因而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后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城乡居民维权抗争方式比较研究——基于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调查

对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城乡居民权益受损的状况差异不大,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维权抗争焦点。城市居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在"失业保障""企业改制""城市拆迁"以及"房产纠纷"等方面,农村居民的维权抗争则主要围绕"土地征用""宅基地分配""基层选举"以及"债务纠纷"等方面展开。城乡居民在维权抗争方式上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在意向维权抗争方式上,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外抗争和体制边缘抗争,城市居民则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内抗争。在实际维权抗争方式上,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表现出更多的体制外和体制边缘抗争行为以及更少的体制内抗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