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政治信任的城乡比较——基于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语境下,城乡差别与差序格局是政治信任的鲜明特性,但是鲜有研究将城乡社会结构差异纳入差序政治信任研究之中。利用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对中国的差序政治信任进行城乡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城乡变量与差序政治信任存在强相关性,城市居民更倾向于将政府当作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其政治信任受到制度与文化变量的均衡影响;农村居民倾向于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区别对待,其地方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治理绩效评估,而中央政治信任受到文化变量的显著影响。从整体上看,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理性化和批判性程度更高,而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则具备更多传统色彩,这种差异源于城乡发展阶段不同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方位差异。     

一元户籍制度改革试点的城乡居民态度比较——以荆门市掇刀区为例

传统户籍制度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特征,造成了事实上的城乡之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为此各地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以荆门市掇刀区一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为例,从城乡居民态度测量、城乡居民态度对比和影响城乡居民态度的因素分析等几个方面对户籍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城乡居民普遍支持户籍改革；城市居民对户籍改革的偏好大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入城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等诸多问题持反对态度；影响农村居民态度的因素共有四个,即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教育.     

公众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与分解

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及其影响机制,对农村居民的环境关心缺乏系统的经验研究,且缺乏城乡居民的直接对比。本研究基于CGSS 2010年环境模块的数据,考察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现状及特点,分析城乡环境关心的影响机制,并使用Oaxaca-Blinder模型对城乡环境关心差异进行分解。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环境关心的社会基础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主要通过环境知识这个中介变量起作用;农村居民内部群体的特征更多表现为对环境关心的直接效应。对城乡环境关心差异分解发现,社会人口特征与环境知识变量能解释城乡环境关心的大部分差异,而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环境再生产结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导致城乡居民的二元价值理念、环境科学素质、公共参与等结构,最终导致环境关心二元结构的再生产。     

社会资本提升了中青年农民的持续参保意愿吗?

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参保意愿决定着制度未来的养老保障能力和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构建了社会资本通过制度满意度和特殊信任影响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持续参保意愿的多重中介模型。基于2015年全国5省678份中青年农民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中青年农民持续参保意愿的直接影响不显著;社会资本通过制度满意度和特殊信任对持续参保意愿有间接影响。基于Bootstrap再抽样技术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在制度满意度、特殊信任及二者共同的中介效应中,制度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与二者共同的中介效应大小具有显著性差异,制度满意度与特殊信任、特殊信任与共同的中介效应大小没有显著性差异。本文为政府采取措施提升中青年农民持续参保意愿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视角。     

社会资本对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的影响——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全体居民的医保参与有促进作用,但社会资本各项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对全体居民医保参与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医保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医保参与有促进作用,而对城市居民医保参与的影响不显著;社会信任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与都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城市居民医保参与的是陌生人信任,影响农村居民医保参与的是熟人信任。因此,新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医保,助力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需要培育良好的社会信任、增强医保的实际保障效果和创新城乡医保融合路径。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社会经济地位与城乡居民健康差异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了基于城乡不同制度安排下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回报。回归分析发现：尽管总体上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要好于农村居民,但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后,农村居民要强于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机制是存在差异的,教育、收入对农村居民的回报大于对城市居民。进而,添加年龄组后,发现经济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影响在不同人群中也会有所不同。为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异,应着力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关系认知、关系公平与联盟企业间信任——基于长三角地区企业的实证研究

研究探讨了关系认知和企业间信任二者间,关系公平所扮演的中介作用。以长三角地区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取得研究样本230个。经统计分析检验,证明了关系认知是能够对关系公平产生影响的前置变量,而且关系认知的各个构成因子对关系公平各构成维度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关系公平对关系认知和企业间信任的作用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各维度中介效应的路径也存在差异,互动公平和分配公平对关系认知和企业间信任各因子起到完全或部分中介作用,而程序公平不能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据此给出相关的管理建议。     

公平感知、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司法信任——基于CSS2021数据的SEM分析

提升农村居民司法信任水平,对于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SS2021年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公平感知对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同时检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在对全国6 594份居民样本分析后发现,社会公平感知已构成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重要来源;机会公平感知对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明显强于结果公平感知,同时政治权利对机会公平感知的贡献程度较高;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居民司法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社会公平感知与司法信任之间起着中介传导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通过长期性的制度建构,保障农民个体和农村经济组织的准入和竞争机会,同时通过多元手段有效培育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逐步提升农村居民对司法的信任。     

主观阶层认知、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研究

本文利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5),比较分析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主观阶层认知对社会治理效能感有正向影响，且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功能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均有正向影响，且功能社会资本更有助于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提升，即农村社会信任程度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城市。结构社会资本只对城市居民有正向影响，即社交频率越高，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传播“公共性”视角下的城乡数字鸿沟

公共传播是当前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在对传播“公共性”解读的基础上,从传播“公共性”的视角分析城乡数字鸿沟发现,当前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呈加深的趋势,一方面表现在公共资源分配不均、传播渠道开放性差异等“物”的因素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传播者多元性、主体性、媒介素养、传播理念等“人”的因素方面,这种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农村传播资源不足、传播渠道不畅、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缺乏等问题严重。为此,要保障城乡“数字公平”,使农村居民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传播权益,就需要从减少城乡数字鸿沟开始：在新媒体环境下,加强农村居民对传播资源的使用权、媒介的接近权、话语的表达权和利益的诉求权等;尤其要加强农村居民媒介素养,唤起农村居民的主体传播意识,促进城乡数字民主化进程,让农村居民也能在公共传播领域表达、理解、批判、质疑各类信息,逐渐建立公共、公平、民主的城乡居民传播体系。     

实体超市主管信任对一线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研究

一线员工作为实体超市效益的直接创造者,其工作投入程度对于实体超市在市场中的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要。基于366名实体超市一线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实体超市一线员工主管信任、自我管理和分配公平感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实体超市一线员工的主管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投入;员工自我管理在主管信任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分配公平感正向调节主管信任的认知信任维度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但在主管信任的情感信任维度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中不存在调节作用;员工分配公平感正向调节自我管理的计划、追赶行为维度在主管信任和员工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但对员工自我管理的情绪管理维度在主管信任和员工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不存在调节作用。因此,实体超市应加强企业信任文化建设,提升一线员工自我管理水平以及改善薪酬分配制度,以激发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

以往的研究较少关注到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从社会公平感的视角探讨媒体使用和警察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为警察信任的文化解释路径提供新的启示.中介检验结果显示,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中国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低,进而降低了居民的警察信任;交互项检验结果表明,高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高,反之,低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低.中国转型时期迎来互联网时代,媒体在报道警务资讯时应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构建有利于个体提升社会公平感的媒体环境;同时,发挥新媒体、传统媒体主流渠道的传播优势,提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促进警察信任,维护和谐警民关系.     

互联网对中国城乡居民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

互联网作为影响居民社会冲突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0),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城乡居民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冲突意识具有直接正向影响,还会通过社会公平感、政治信任感和社会信任感的中介作用对居民社会冲突意识产生间接影响。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在中国城乡区域人群中具有差异性效应。此外,少数民族居民社会冲突意识水平显著底下,与受教育程度和主观阶层认同显著相关。     

领导者价值观与下属上向信任的关系研究

采用问卷调研实证方式对组织中领导者的价值观与下属的上向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领导者的价值观与下属的信任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领导者的价值观与领导者的行为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领导者的行为与下属的信任之间也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领导行为在领导者的价值观与员工信任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城乡家庭能源消费模式比较研究

城乡居民家庭能源消费模式存在很大差异。从消费结构来看,城镇居民家庭较之农村居民家庭在炊事、取暖、热水几个主要用能项目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电力、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而且更加商品化的能源。农村居民家庭已经大量使用液化气和电力等新兴能源,但柴薪（秸秆）、煤炭等传统能源所占的比例仍然非常大。从节能行为来看,城市居民家庭在购买节能设备、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等方面要显著强于农村居民家庭。但是在循环用能方面,城市与农村居民家庭没有显著差异。从节能意识来看,城市居民对节能知识的了解程度、节能宣传的关注意识、自评节能意识和家庭节能规划意识方面都要显著高于农村居民。但是,城乡居民在参与家庭节能减排的意愿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变革型领导、员工的组织信任与组织承诺——中国情景下企业管理者的实证研究

把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社会交换,以中国境内各类企业9 7 2位管理人员为样本,研究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员工的组织信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证实了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组织承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组织信任在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组织承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研究表明,企业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不断锻炼自身的领导魅力和感召力,同时建设组织信任,使员工感受到强烈的组织信任感,将有助于提升领导者的权威,使员工越发表现出对组织的认同、参与和忠诚。     

员工组织信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及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研究

组织信任是企业提高组织有效性的一个直接、有效和经济途径。员工组织信任与和组织公民行之间存在关系。研究发现,员工组织信任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情感承诺在员工组织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政治信任的制度—文化归因及政府合作效应

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问题日益突出,是需要正视与解决的重大公共管理问题。本研究通过767个城乡居民问卷调查发现,公共政策评价和腐败感知显著影响政治信任。中央政治信任决定于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社会信任、政治犬儒主义、权威主义价值观与媒体信任;本地政治信任决定于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与权威主义价值观。政治信任能促进个体的合作行为,抑制对抗行为。     

城乡居民维权抗争方式比较研究——基于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调查

对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城乡居民权益受损的状况差异不大,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维权抗争焦点。城市居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在"失业保障""企业改制""城市拆迁"以及"房产纠纷"等方面,农村居民的维权抗争则主要围绕"土地征用""宅基地分配""基层选举"以及"债务纠纷"等方面展开。城乡居民在维权抗争方式上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在意向维权抗争方式上,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外抗争和体制边缘抗争,城市居民则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内抗争。在实际维权抗争方式上,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表现出更多的体制外和体制边缘抗争行为以及更少的体制内抗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