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鸟生商”神话及其历史定位

"玄鸟生商"神话的重点在于表现天命信仰基础上的祖先崇拜,该神话因产生于"天命观"流行的时代背景下而具有了特别的政治意义,它追溯商先历史并在思想观念上为商民族的历史传承找到了符合当下主流观念的合法性基础。"玄鸟生商"神话是在周初之后以"天命观"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天命政治神话,并因与主流思想的吻合而为时人所信奉和传播,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该类神话叙事因具有加强和神化先祖、树立祖先权威、彰显当政者政治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政治功能而成为中国古代此类天命感生神话的典型模式。     

民间文化社团的意识形态功能探析

后现代主义政治主张中隐藏的"去意识形态"企图在一定意义上造成对"民间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误解,遮蔽了现代民间组织的意识形态功能;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民间文化社团在引导和规范群众在文化建设中实现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方面作用特殊,具有直接的意识形态功能;通过组织各类文化实践活动,民间文化社团可以实现其有效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增强大众的意识形态认同感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等意识形态功能。     

走向权力祭台:帝制中国的告密政治与文化传统

在帝制中国时期权力运作过程中,告密政治与帝国文化传统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性。就基本理论预设而言,作为帝国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悖于血亲伦常和朋友义理的告密自然不在儒家的辩护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帝国"儒表法里"或者"外儒内法"的统治样态,告密很多时候被统治者当作统治权术而大肆使用,致使各个王朝都有不间断的告密风潮发生。到了专制统治发展的极端时期,即明清时代,告密政治也被正式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嵌入到权力链条之中,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权力生产方式被鼓励和实施,即表现为一种告密制度化的操作方式。不过,由于告密政治背离了传统帝国正统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告密"无法获得道德上的肯定,所以,一般而言,在权力扩充和合法性生产的辩证关系中,当这种权力生产方式危及到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时,君主也就会适时对这一统治行为加以收敛。     

意识形态的唯物化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实践效应

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理论唯物化,他试图把意识形态从意识哲学的论域中解放出来,使得意识形态独立于社会统一体,成为社会结构中的独立要素。他把马克思语境中作为政治口号的"意识形态"提升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物质存在,意识形态从观念批判走向政治行动,意识形态被看作国家机器的实践效应,再生产出政治权力批判话语。但是,阿尔都塞并没有把意识形态泛化为包括拜物教理论在内的一切批判话语,而是同国家统治联系在一起,并强调意识形态统治的阶级性。他不仅仅反对自卢卡奇以来的人本学马克思主义,更拒绝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同时与朗西埃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唯物化终结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文化批判思路,重新改造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他没有解决意识形态唯物化所暴露出来的政治实践与哲学理论之间的矛盾。     

壬子癸丑学制与文学理论学科范式的现代变革

"文学概论"在壬子癸丑学制确立的新知识格局中的首次明确亮相,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合法性位置得到了确立;文学理论与壬子癸丑学制这一学校教育制度的结合,使其在与政治话语言说的共谋中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形式,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身份得到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可;文学理论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被规定在各大中学校的普遍开设和专门讲授,标志着文学理论现代学校式运行模式的基本确立。文学理论学科此时尚处于范式变革阶段,还具有某些方面的不成熟性。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之维

在合法性形成的过程中,权力除了需要为自身寻找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终极依据,还需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作为依托。中国自西周以后,政治合法性的焦点从天上回到人间,德成为构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质条件,由此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强烈的道德伦理性格。     

壬子癸丑学制与文学理论学科范式的现代变革

"文学概论"在壬子癸丑学制确立的新知识格局中的首次明确亮相,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合法性位置得到了确立;文学理论与壬子癸丑学制这一学校教育制度的结合,使其在与政治话语言说的共谋中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形式,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身份得到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可;文学理论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被规定在各大中学校的普遍开设和专门讲授,标志着文学理论现代学校式运行模式的基本确立.文学理论学科此时尚处于范式变革阶段,还具有某些方面的不成熟性.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有效性: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政绩基础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一般包括三个方面 :意识形态、宪政制度和有效性 ;现代政治权力在强调宪政制度作为合法性的根本基础的同时 ,也十分重视有效性在自身的合法性论证中的作用 ;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宪政主义 ,还是在新兴民主化国家 ,有效性都对现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具有重要影响 ,一般来说 ,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大致的正相关联。     

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

从"以吏为师"到"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是秦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李斯提出"以吏为师",乃是拘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固守法家传统,却违背了历史潮流;汉初新道家,由于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和吸收儒家思想,从而限制了"黄老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更大的实际效能;董仲舒提出"独尊懦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把儒学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都蒙受巨大的历史流弊.历史告诉人们,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必须始终注重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论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论域的“属下”概念及其价值

葛兰西的文化权力理论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的从属状况,是一种旨在消解资产阶级政治以赢得底层群体文化认同和政治归顺的政治策略。在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中,"属下"是一个核心范畴。葛兰西以"属下"为核心范畴的文化权力理论揭示了文化意识形态中所暗藏的权力因素,其"属下"思想不仅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开启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文化状况的探究,也从文化政治角度揭示中心对边缘、强势对弱势的文化霸权策略。以"属下"概念为研究主线的身份认同、后殖民批评、文化霸权等后现代话语的核心问题构成了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基本框架。其带有明显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的文化权力理论研究范式对当代学术研究的贡献与意义在此突显。     

尚贤制抑或民主制?——“贤能政治”论争述评

新近一个时期,因应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与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原本被束之高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得益于意识形态触媒的接引,而与当下时代发生了化合反应,重又走向思想文化论争的前沿,接受时代的检视、省察和创造性转换。恰值此时,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风向也发生了逆变,英美民粹主义思潮的意外涌起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挫,又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开掘,提供了全球性文化环境和难得际遇。也因此,相关学术讨论一时风生水起。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话的异军突起,即得益于古今中西之思想资源在这一时代节点上的因缘际会。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主张并非"在沙滩上起高楼",而是有其历史与思想文化基础,它是西方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基因与东方儒家政治文化资源的奇妙杂糅。这一理论主张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是既不能周延地解决权力来源合法性也即政治(程序)合法性这一根本性问题,也不能自足自洽地解决权力的制度性监督与制约难题,更无力提供根本性制度安排,以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甚至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本质上隶于总体性权力架构的贤能政治,其未来命运究当如何,取决于儒家政治哲学、中国道路以及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前景。     

社会心理学视阈下的合法性构筑:公众社会心理预期及其获得

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社会心理科学关注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公众对政权体系的合法性预期,建立在国家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领袖人格、意识形态、政府绩效、制度规范等基础上,内在地反映了政府行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府绩效对社会公众心理预期的迎合程度。了解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对于获取政治合法性资源,民众的合法性支持,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传统中国是个国、家同质的社会,其基础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直到晚清,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阶层由保护型经纪人向营利型经纪人蜕变,国家才开始了以国家政权官僚化与理性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强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因此,许多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在寻求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资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理论中,而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IEMP模式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析论

以政治文化为基点进行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可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起源说看,"圣王作宫室"是君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之一,这就使得建筑与君主政治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致使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具有传统型与卡里斯马型的复合型特点。其二,宫殿和民居建筑中蕴含着君权权威认同的政治文化意涵。其三,通过对坛庙、明堂等古代建筑的分析,可见其中涵容着对于天人合一及政治秩序建构的融合与会通。从古代建筑这一物质文化的层面考察政治文化,为这一研究论域开拓了视野和思路。     

论现代神话及其审美特性

虽然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和科技发展终结了古典神话,然而,神话思维共时性地潜藏于人类的心理结构之中,依然对文化和文明产生重要影响。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中,神话以变形的方式潜藏于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之中,演变为一种现代意义的神话方式,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现代神话的典型表现是科技神话、商品神话、政治神话、国家神话、英雄神话等样式,它们承袭了传统神话的符号和结构形式而有所变异发展,尤其是借助于科技手段获得更广泛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迅捷强大的传播方式,对于社会意识形态产生深刻的影响。现代神话在审美特性方面,首先,表现普遍的功利主义和审美活动的世俗化,更多地将意识形态融入到美感和审美评价的过程中,体现官方权力和民间观念的合流;其次,技术崇拜、商品崇拜和权力崇拜逐渐置换英雄崇拜,成为大众新的审美对象和崇拜对象;最后,游戏意识的建构和审美活动中感官功能的高涨成为现代神话又一个鲜明的审美特性。现代神话以其多样化的审美特性丰富和改变现代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与审美趣味,并对文艺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的嬗变进路及其现代构造

权力合法性来源是权力主体提取、控制权力资源的制度化通道,以及权力主体运用权力资源进而产生—定权威的特定支撑系统.村庄治权合法性获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村庄权力资源配置的途径与方式,村庄治权也因此被赋予一定特质而最终形成相应的结构形态.传统村庄治权合法性的内部生成完全基于乡土社会宗法伦理的惯性运作,乡土惯习是村庄治权合法性的重要内生依据.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转型,国家权威力量“嵌入”村庄治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日益突显,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呈现新的嬗变进路.     

古今中外社会核心价值的构成与特点

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三纲五常",其特点是用反映社会普遍伦理的"五常"来论证政治意识形态"三纲"。西方当代核心价值观念,也是用反映社会普遍伦理的"自由、平等、博爱"来论证政治意识形态"人权、民主、法治",而且二者都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基督教文化。这对我们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有启迪意义。     

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

调查表明,当前中国大众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从多元走向二元聚集的趋向,进入价值共识生成的敏感期和关键期。"价值共识"的生成必须回答三个问题:"共"于何?如何"识"?"价值"何以合法?基于调查信息,基本的立论是:"共"于"伦理";"精神"地"识";在民族文化家园中合法。当前我国社会大众的价值共识有三大意识形态期待:期待一次以"我"成为"我们"为主题的伦理觉悟;期待一场以"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为价值的精神洗礼;期待一种"还家"的努力。具体内容是:保卫伦理存在,进行关于国家、家庭、集团伦理意识的再启蒙;扬弃"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理性主义伦理观和伦理方式,进行社会、国家、家庭三大伦理实体的"精神"建构;回归民族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家园,建构价值合法性。三大期待凝结为三个理念:保卫伦理;蓬勃"精神";回归"家园"。     

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图式

西方的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人的解放理论诉求中破坏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建设。然而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否定的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构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统治的合法性。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议制是人民主权与受托的公共权力的关系,因此以公共权力保证人民统治权利的实现,以公共性为逻辑起点建构公共权力的法治与德治的治理体系,以为人民服务的信任检核和制度伦理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体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