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礼的视角论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和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形态,都有意或无意在寻求合法性上做出了努力。从合法性的视角,对礼与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认为：君主通过制礼论证自己的合法性,礼成为君主贯彻自己意志的隐喻系统和合法性建构的关键。     

唐律“不应得为”罪新探

“不应得为”罪历来颇受唐律研究者的关注，文章从唐代的法律文本层面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对该罪进行综合考察，并对目前学界的两个基本观点：1．“不应得为”罪主要是用来惩治违反封建价值观念的行为；2．“不应得为”罪打开擅断滥刑的闸门——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罪名的设立是为了弥补律文的不足，使得唐律的逻辑体系更加完备，其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导致法官擅断局面的出现，因此笔者认为以往研究中对该罪名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唐宋榜文考

榜文是中国古代政令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国家实现对民间社会事务管理与控制的重要工具。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早在汉代,肩负信息传播功能的榜文就已经存在。唐宋时期,统治者对榜文的重视与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在制定程序、核准、备案,包括榜文纸张的选定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制度。     

礼·秩序·和谐——礼的法文化思考

“礼”是古人取法天地而创设的一套理想的人间秩序,它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和谐精神的追求。礼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秩序与和谐的追求,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基本特征。因而,我们对礼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穿行在礼与法之间——《龙筋凤髓判》所揭示的唐代官吏的司法观

《龙筋风髓判》是在唐前期广为流传的一本判词汇编，集中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司法价值取向。本文通过择其中的涉及礼的典型案件进行集中分析，试图勾勒出当时司法官吏的整体司法观念。     

在法律与人情之间——许霆案的思索

文章以许霆案为切入点,首先从法律规范层面认为法院对许霆行为的定性或可商榷,然后将关注的焦点定格到许霆案中反映出来的司法与人情的冲突上,并结合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司法判决与民意断裂的现象,认为出现这种断裂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法律制度设计未能将人情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在借鉴普通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议,以弥合法律与人情之间的裂痕。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之维

在合法性形成的过程中,权力除了需要为自身寻找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终极依据,还需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作为依托。中国自西周以后,政治合法性的焦点从天上回到人间,德成为构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质条件,由此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强烈的道德伦理性格。     

礼治模式下中国传统法律的秩序观——以唐律中侵害皇权罪为中心

中国传统法是一种礼治模式,礼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精神特质,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中独特的秩序观.在古人观念中,礼被认为是对天的一种拟制,体现着天道的和谐精神,因而礼制秩序被视为宇宙自然秩序在人间的自然推演.在礼制秩序的安排中,天子被视为交通天人的媒介,他通过祭祀天地来保障宇宙全体秩序的安定,实现人与神圣的神灵世界之间的和谐.正是基于这种特有的秩序观,唐律对侵害皇权的犯罪中处以重刑,不仅仅在于这些行为侵害了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以君主为中心的天人秩序,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对和谐的价值追求.     

礼·名分·合法性——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新维度

对于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先秦时期已引起了儒家巨擎的关注。本文对儒家思想中的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礼通过对名分观念的讲求，从符号到意义全面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激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从而奠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试论荀子的礼法思想

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礼学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之上融入时代的精神使之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颠扑不破的意识形态基础。经荀子的援礼入法和寓法于礼,礼法已然成为一种兼具道德和法律属性的规范体系,并且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成为贯穿中国古代主流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