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求解“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既是关系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急迫、艰深命题,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求解。求解“钱学森之问”必须抓住教育的真谛,使教育切实步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轨道,才能真正改变教育现状,推动中国教育发展,培养大批杰出人才。     

科学和教育视域下的“钱学森之问”求解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他在临终时对中国教育前景的担忧被提炼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它与“李约瑟难题”一样，对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工作者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钱学森以他的求学和教育科研经历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发展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才能培养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人才。     

“三个代表”与钱学森精神

钱学森本人的品德、才学与贡献体现出他是当代杰出的爱国者,是“三个代表”的伟大实践者。文章就“三个代表”与钱学森精神这个话题进行了阐述。     

探解“钱学森之问”：教育问责制的视角

在解析教育问责制的产生、含义和功能的基础上,对教育问责制探解＂钱学森之问＂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探讨。教育问责制在确保政府及相关教育主体责任履行,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确保公共教育资源的有效使用,控制权力滥用、预防教育腐败,改善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和回应性等功能效应方面为求解＂钱学森之问＂提供了可能;坚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的科学教育观,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教育制度改革;探索人才选拔新途径的招生制度改革,以及让更多人对教育质量负责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对教育问责制如何求解＂钱学森之问＂提供可行性论证。     

钱学森与航空航天科普

以钱学森对《航空知识》杂志的关注与帮助为主线,向人们展示了钱学森在年轻科技工作者的培养、著作、科技名词、群众基础、青少年科技教育以及艺术上的重视和支持,钱学森对科普事业尤其是航空航天科普的全面关注,以及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成为壮我中华的不竭力量。     

钱学森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构想及其“大成智慧学”

本文对钱学森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构想及“大成智慧学”、“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教育”的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作者指出，这些构想和思想是钱学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爱国、奉献、求真、创新——解读钱学森精神

以“爱国、奉献、求真、创新”为标志的钱学森精神,体现了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对祖国、对事业、对科学、对时代深沉的爱。爱国是钱学森精神的基石,奉献是钱学森精神的核心,求真是钱学森精神的本质,创新是钱学森精神的灵魂。钱学森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统一。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科教兴国的历程中,大力学习、宣传和弘扬钱学森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恒久的时代价值。     

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养生长寿之道

钱学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和“火箭之王”，长期在科学研究的尖端领域呕心沥血，夜以继日的钱老，却能得享98岁高寿，奥妙何在？在饮食方面，钱学森没什么讲究。他说“四菜一汤就挺好”。从不抽烟，也不喝酒，这是他一生坚持的原则。     

钱学森的哲学探索

本文联系钱学森的特殊经历，从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对世界本质的探讨、科技革命与社会革命、世界社会形态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钱学森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文章最后归结为：钱学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整体观，汲取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系统科学最新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集古今中外智慧之大成的“大成智慧学”。这一新学说，也是他半个世纪以来亲身经验的总结，是他全部智慧的升华。     

钱学森山水城市思想及其研究

论述了山水城市思想产生的背景,追寻钱学森先生思维发展的轨道,研究了山水城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归纳钱学森先生对“山水城市”本体概念的原则阐述以及社会知名学者、专家对“山水城市”概念释义的基础上,提炼出对“山水城市”的理解及定义。阐述了“山水城市”研究的重大意义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认为山水城市是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最新模式,值得研究、探索和实践。     

对“钱学森之问”的追思

＂钱学森之问＂表达了钱老对我国教育的厚望、重托与忧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发问,发人深省,催人思索。这需要从我国大学教育的精神、理念、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等多个方面去反思。只有按照科技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自主办学、自由创造,营造宽松宽容的学术环境,重塑大学的人文精神,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改变人才培养模式,着力于创新人才培养,才可能出现杰出人才涌流的兴盛局面。     

从“钱学森之问”看当代中国教育的缺失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一时成为全国各界关注的焦点。通过简单解析＂钱学森之问＂,分析中国教育现状,给出如下观点：高校体制改革,开设创新教育课程,创新思维模式培养、渗透,是解决问题直接而较简单的办法,但仅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和良好的社会制度导向将是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具有深远意义;但从教育的本质来看,从人类心智的发展规律来看,学术自由,启发心智培养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解决问题之道。     

钱学森与《实践论》——再谈复杂性科学的认识论

鉴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不能使用现成的科学方法,而思维又是一类开放复杂巨系统,钱学森发现,建立开放复杂巨系统论理、发展思维科学,不仅要有方法论上的创新,还要从认识论上下功夫。这种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实践论》。试图对钱学森在这方面的思想发展历程和基本看法作初步的梳理,以进一步讨论复杂性科学的认识论。     

试论《物不迁论》的发展观

僧肇的《物不迁论》通过事物的动静、因果关系的探讨,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间断性和连续性。僧肇采用“不迁”这个新概念来阐释事物的存在形式和发展状态,从而超越了动静的争论。故“不迁”不是指静止,而是指事物的一种发展观。     

钱穆论中等教育

钱穆在集美中学、无锡三师、苏州中学从事中学教育的8年间，感同身受当时中学教育的弊端，主张中学教育以锻炼体魄、开发智能为目标，提出“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建议通过国史教育培养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对中等教育改革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既是他从事中等教育的实践心得，又是他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研究

系统科学是钱学森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第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门类。他对该门类的学科定位和体系结构做了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比较完善的研究纲领,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系统科学的中国学派。钱学森的系境思想主要来源于他对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探索和组织指挥"两弹一星"等大型科研工程实战。系统工程、系统学、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是钱学森系统思想的三步曲,同时他还对系统哲学做了长期的探索。     

论钱钟书的“诱”“讹”“化”翻译观

学贯中西的的学术大师钱钟书先生提出的＂诱＂＂讹＂＂化＂翻译观,在翻译学界反响强烈。目前,关于此译观的分析研究,各家众说纷纭,视角不一。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都是不可避免地烙上＂讹＂的反叛者的印记,但又不甘于＂落寇为草＂,时时刻刻,兢兢业业争取＂化＂境界正统地位,故便从＂讹＂通向＂化＂的道路上不断克己,在这坎坷的中间地带和空间中重塑原作,平衡于还原原作与潜意识地体现自我的张力之中。钱先生的＂诱、讹、化＂翻译理论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哲思认识论和方法论。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本文重点探讨了著名翻译学家钱钟书在其所著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所提出的“诱”、“讹”、“化”的翻译思想，以及其对于中西异质性语言文化之间的互解互译具有的理论上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