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部属交换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差序格局视角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近年来组织管理学界日益关注的一种非伦理行为类型,但在实践中,因其亲组织性而容易被组织忽视或默许。已有研究证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组织的长远利益有害,而一些通常被认为对组织有益的概念(如伦理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但就整体而言,关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的研究仍相当匮乏。领导-部属交换在差序格局下的华人组织中广泛存在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对员工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以关系为导向的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整合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一致性理论,基于352份中国长三角地区本土企业的员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和总效应调节模型法,探讨差序格局视角下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检验组织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和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从而揭示领导-部属交换影响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内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领导-部属交换和组织情感承诺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情感承诺在领导-部属交换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道德认同负向调节这种中介作用;道德认同负向调节组织情感承诺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但对领导-部属交换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        实证检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这一非伦理行为类型,拓展了非伦理行为相关研究;选取领导-部属交换作为切入点,探讨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丰富了领导视角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提出并检验领导-部属交换、组织情感承诺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正向关系,再次证明一些被认为是正面的因素也会促使员工采取非伦理行为,丰富了领导-部属交换与组织情感承诺的负面影响研究;探讨中国组织情景下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得出与西方研究不同的结论,即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有直接显著影响,而员工的道德认同对此影响并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反映了华人社会与西方社会对关系的认知差异。     

差序式领导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圈内人和圈外人视角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近年来国内外组织管理学界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已有研究表明，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相关研究成果多来自西方学界，基于中国文化情景的研究成果还十分有限，而聚焦于极具华人社会文化特色和内涵的本土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更是匮乏，有待进一步拓展。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从圈内人和圈外人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组织文化情景下差序式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以及领导组织代表性和员工集体主义倾向的调节作用。通过分阶段调研的方式，收集14家长三角地区本土企业457套调研数据，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和圈外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领导组织代表性正向调节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和圈外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相较于圈内人，高领导组织代表性对差序式领导与圈外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更强；员工集体主义倾向正向调节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和圈外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但调节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实证检验中国组织文化情景下差序式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丰富了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是对本土组织管理研究的有益补充；从圈内人和圈外人两条路径分析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为深入理解圈内人和圈外人的认知过程及差异提供了经验证据，并对已有研究视角进行有益整合；提出并验证了领导组织代表性和员工集体主义倾向的调节作用，补充了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产生的边界条件。     

职场排斥对员工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员工在工作场所从事非伦理行为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有利于自己,也可能是为了报复或伤害组织和同事。根据这一逻辑,已有研究就职场排斥诱发的员工非伦理行为都是建立在利己动机的假设基础之上,而对于员工的利组织动机的非伦理行为研究不足。实际上,面对职场排斥,员工很可能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对人际关系进行主动修复,其中从事亲组织性质的非伦理行为就是一个重要的修复行为。基于道德自我调节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变量,以组织认同为调节变量,检验职场排斥对员工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内在影响机理。采用SPSS 18.0和AMOS 18.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和验证性因子分析,通过上下级配对调查的方式,收集来自武汉和上海5家企业的调研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的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道德推脱在职场排斥与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3)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道德推脱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4)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理论界较为忽视的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检验了员工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发生机制和高度的组织认同的调节效应,证明员工在遭遇职场排斥时通过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来应对是一个重要的理性选择,组织认同度较高的员工在面对职场排斥时更容易发生道德推脱问题和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验证了组织认同的"阴暗面"。研究结论为组织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权变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提醒管理者警惕职场排斥的原因及其负面影响,并建立科学的组织制度,鼓励高组织认同的员工采取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回报组织。     

信息安全压力与员工违规意愿：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应用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持续证明，信息已经成为重要资产。然而，组织员工有意或无意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往往会使企业承受巨大的信息安全风险，甚至给企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因此，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已经成为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已有研究探讨了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却存在研究结论不一致、脱离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实践的局限，因而无法为企业如何控制和减少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应对理论和道德推脱理论，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变量、以信息安全意识为调节变量，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信息安全压力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意愿的影响机制。以中国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IEC 27001)认证的企业员工为调研对象，收集318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逐步线性回归和被调节的路径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安全压力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道德推脱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信息安全意识对信息安全压力与道德推脱、道德推脱与信息安全违规意愿之间的关系均有负向调节作用；信息安全意识负向调节道德推脱在信息安全压力与信息安全违规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员工信息安全意识越高，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越弱，反之越强。         研究结果明晰了信息安全压力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机理，加深了对员工信息安全压力的理解，丰富了行为信息安全管理方面的研究，并对企业如何通过提高员工的信息安全意识、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培训来控制和减少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创新绩效: 基于社会认同的视角

  许多企业为适应经济竞争开始组织结构变革，以授权型工作团队代替传统的层级管理结构，因此授权型领导如何在团队层面发挥作用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基于共享视角的团队导向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已得到广泛研究，但在具有关系文化的中国团队情景中，团队领导不一定针对团队内部不同成员进行无差别的授权，相反团队领导很可能进行差别授权，因此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有待探究。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通过跨层次分析方法，探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如何影响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检验团队认同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领导认同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99个工作团队706位企事业单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运用Spss 19.0和Mplus 7.4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①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跨层影响个体创新绩效；②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③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影响团队认同，团队认同分别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④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跨层影响领导认同，领导认同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丰富了差异化领导的研究，并扩展了团队层面授权型领导的研究，验证了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丰富了差异化授权型领导的理论研究视角，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探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跨层次影响机制。团队领导在进行授权时要考虑团队的文化特性，增强谨慎意识，要充分考虑如果团队内部领导授权的差异化程度过高会破坏团队成员的团队认同和领导认同，进而降低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以致降低组织创新绩效。     

审计师-客户公司的地理邻近性与会计稳健性

 近年来，相关研究发现地理区位特征是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决策及其后果的重要因素。在审计实践中，有些上市公司倾向于聘请地理邻近的本地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而有些上市公司却喜欢“舍近求远”聘请外地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这个现象说明，审计师的地理区位特征很可能是影响上市公司与审计师间交互行为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        基于客户公司会计稳健性的视角，以地理经济学相关理论为支撑，探讨审计师的地理区位特征对审计师审计行为的影响，进而检验对客户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综合考虑中国关系型社会和法制不健全的转型经济背景，研究审计师与客户公司间地理距离对客户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利用2004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13 624个年度观察数据为研究样本，使用OLS、工具变量的2SLS、Petersen所采用的稳健回归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①审计师-客户公司地理距离越近，客户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低，即地理邻近性降低了客户公司的会计稳健性；②与国际四大相比，非国际四大审计师与客户公司间的地理邻近性对客户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消极影响显著更强；③相对于监管强度高的地区，审计师-客户公司的地理邻近性对会计稳健性的消极影响在监管强度低的地区表现得更强。此外，对内生性、计量估计模型、主要变量度量方法和样本筛选等问题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研究结论稳健成立。        审计师的地理邻近性会降低客户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因为地理邻近性会特别损害会计稳健性所依赖的外部审计的独立性，而良好的审计师声誉和外部监管环境则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审计师的地理邻近性对客户公司会计稳健性的不利影响。相关结果加深了对审计师行为动机及其后果的理解，对审计师在审计本地客户时加强独立性、监管机构加强针对性的监管以及完善各种内外部治理机制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青少年外化倾向与亲社会倾向：道德认同和共情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讨青少年外化倾向与亲社会倾向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笔者选取了484名中国在校初中生填写外化倾向量表、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道德认同量表、共情量表。结果表明,外化倾向与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道德认同、共情显著呈负相关;道德认同在外化倾向与青少年亲社会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共情在外化倾向与青少年亲社会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道德认同和共情在外化倾向与青少年亲社会倾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该结果对于揭示影响青少年亲社会倾向的因素、促进中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双元领导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

 亲社会性沉默可能是唯一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沉默行为，当前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前因研究尚显不足。激烈的竞争环境要求领导者具备双元能力，关于双元领导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领域，而领导者结构化了员工的工作环境，将会影响员工的认知和行为，并且沉默行为主要由领导者造成。因此，探讨双元领导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整合不确定管理理论和权力社会距离理论，以210名企业员工为样本，运用Spss 22和Mplus 7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探讨权力视角下双元领导对员工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检验个人权力感知的中介作用以及中庸思维和权力距离导向的调节作用，揭示双元领导影响员工亲社会性沉默的内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①双元领导正向影响员工亲社会性沉默，个人权力感知负向影响员工亲社会性沉默；②个人权力感知在双元领导与亲社会性沉默间起完全中介作用；③中庸思维负向调节双元领导与个人权力感知的关系；④权力距离导向正向调节个人权力感知与亲社会性沉默的关系。        实证检验双元领导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拓展了沉默行为相关研究；选取权力视角的双元领导为切入点，丰富了双元领导影响的研究；探讨亲社会性沉默的中介机制，从权力距离导向视角验证了个人权力感知对沉默行为的影响；通过引入中庸思维和权力距离导向作为调节变量，有效回应了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倡议。研究结论对组织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组织支持、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

 新生代农民工的频繁跳槽给企业正常用工秩序带来负面影响，也对农民工自身职业发展和城市融合进程产生阻碍。已有研究分别从企业内组织支持和企业外社会资本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因素，但鲜有研究揭示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除提供工作信息之外，还表现出更加多元化的作用，从而对组织支持感和离职意愿产生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影响。        基于组织支持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将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支持感和社会资本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考察二者对农民工雇佣关系质量的交互影响。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457份样本数据运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检验组织支持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①组织支持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无论是原始社会资本还是新型社会资本，对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负向关系产生强化作用。社会资本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理解组织意图、掌握职场规则、增强相互信任、恪守职业伦理，从而强化组织支持改善雇佣关系质量的积极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受企业内组织支持和企业外社会资本的双重影响，两者交互影响表明，社会资本除提供工作信息等前程作用外，包括影响、强化、规范、信任等功能在内的后程作用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更高的组织支持感，进而降低其离职意愿。关注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这一变化，无论对于企业提供有效组织支持，还是在宏观政策制定中更好地引导社会资本构建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组织创新氛围、工作动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创新是企业应对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重要战略，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实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已有关于员工创新行为与组织创新氛围和个体工作动机关系的研究，一是较少关注外在动机在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二是侧重组织创新氛围整体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探讨，忽视组织创新氛围各维度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个人-组织匹配理论，同时引入工作动机的两个维度(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为中介变量，构建组织创新氛围不同维度(自主工作性、团队协作和组织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跨层次中介模型。利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来自50家企业323名在职员工的数据，运用SPSS 21.0、AMOS 21.0和HLM 6.08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跨层次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理论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①组织创新氛围的3个维度(自主工作性、团队协作和组织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内在动机在自主工作性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团队协作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在组织激励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同时起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揭示了工作动机的两个维度(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在组织创新氛围的3个维度(自主工作性、团队协作和组织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中的作用路径，丰富了组织创新氛围、工作动机、员工创新行为三者关系的理论研究，而且对组织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企业管理者应注重为员工提供一个创新氛围浓厚的“软环境”，并重视从员工工作动机视角改善组织管理。     

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偏差行为的影响研究

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探讨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偏差行为的影响,采用问卷方式对335名企业员工进行调查,数据结果表明:道德推脱在自我牺牲型领导对组织偏差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道德身份认同调节了自我牺牲型领导与道德推脱之间的关系,相对于高道德身份认同员工而言,自我牺牲型领导对低道德身份认同员工的道德推脱影响更大;道德身份认同调节道德推脱在自我牺牲型领导与员工组织偏差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中国式创业失败：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

  失败是多数创业活动的必然结果，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行为反应是创业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意义建构是一个嵌入式的社会化过程，文化是影响创业者意义建构创业失败的重要因素，中国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行为反应可能有别于西方创业者。然而，已有关于创业失败的研究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对中国创业者在创业失败之后的行为研究很少。此外，中国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概念性研究，缺少质化或量化的证据。因此，有必要探索中国情景下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的行为反应的独特规律。         基于文化比较视角，使用中国创业失败的典型事例，采用扎根理论设计，以中国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为切入点进行探索性研究，并与欧美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通过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对中西方创业者在创业失败之后的行为差异进行分析并提供解释，提出中国式创业失败在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方面的7个命题。         研究结果表明，与欧美创业者相比，中国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的总体归因倾向、内部归因倾向、外部归因倾向、学习内容、学习导向和后续创业意向等方面存在独特规律；文化是创业者在创业失败之后行为反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文化维度的具体取向会对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的行为反应产生不同的影响。         研究结果增强了对中国创业者如何对创业失败归因、如何从创业失败中学习以及在创业失败之后倾向选择坚持还是放弃这3个问题的认识，为中国本土化的创业失败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强调了文化在创业失败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深化和拓展了创业失败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的相关理论，为未来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思路。研究结论为创业者管理失败、推动创业教育改革、营造更有利于连环创业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离职倾向与行为表现的关系：自我效能感和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员工离职一直以来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对员工离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员工离职倾向和离职行为，并主要从个体和情景因素探讨员工离职倾向或离职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具有离职倾向却未发生实际离职行为的员工在组织中表现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会基于自己的内在倾向采取相应的行为，但是内在倾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定的约束，尤其受到个体是否能够决定或控制这种行为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反映了个体认为自己能够处理问题的信心，主动性人格则反映了个体是否具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行为的自主权，二者均反映了个体对行为的控制度。构建以离职倾向为前因变量，以自我效能感和主动性人格为调节变量，以任务绩效、帮助行为和反生产行为为结果变量的理论模型。基于886名员工和231名配对领导的两阶段数据，使用Mplus 7.0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为避免领导评价的嵌套效应，采用三明治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自我效能感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反生产行为的正向关系，即高自我效能感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多反生产行为；②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任务绩效的负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表现出更差的任务绩效；③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帮助行为的负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少帮助行为；④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反生产行为的正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多反生产行为。         研究发现离职意愿提高员工反生产行为，在产生离职倾向后高自我效能感和高主动人格的员工更会有消极表现。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需多观察员工行为，把握员工离职倾向，重视主动性人格可能存在的消极作用，引导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发挥积极作用。     

联盟惯例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为了获取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运用战略联盟应对多变的外部环境。战略联盟中涵盖多样性的伙伴，其管理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现实中战略联盟的高失败率充分体现了这一现象。联盟惯例是维持并协调战略联盟运行的关键因素，但已有研究对于联盟惯例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存在何种联系的认识是模糊的。         基于组织学习、资源理论和创新管理理论，从联盟惯例的内涵出发，研究联盟惯例的行动逻辑、内隐规范和交互共识3个维度分别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突破性创新能力和渐进性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剖析联盟惯例通过组织间学习的中介作用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以吸收能力作为情景变量时，研究联盟惯例通过组织间学习的中介作用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构建联盟惯例、组织间学习、吸收能力与双元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对264家联盟企业进行问卷调研获得研究样本，运用分层回归分析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揭示联盟惯例提升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联盟惯例的行动逻辑、内隐规范、交互共识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联盟惯例对渐进性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大。组织间学习在联盟惯例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中有中介作用；吸收能力在行动逻辑和内隐规范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中起调节作用，但对交互共识影响双元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通过构建联盟惯例对双元创新能力的作用框架，呼吁增加对战略联盟研究中非契约手段的关注，促进组织间学习和吸收能力这两种不同层面创新行为的双向理论融合，并为企业协调战略联盟内部要素间关系、提高和重塑企业创新竞争优势提供关键的实践指导。     

信任、治理策略与合资企业社会困境

 合资企业管理面临的重要挑战就是如何解决社会困境，困境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合资企业的有效运作。合资企业的社会困境主要体现为合资伙伴个人自利理性的选择导致合资企业的失败。因此，探讨合资企业社会困境的影响因素和治理策略，并以此提升合资双方的合作关系，降低合资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解决社会困境，对理论研究者和合资企业实践者都非常重要。        在社会困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关系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信任、合约治理、关系治理对合资企业行为影响的模型，将信任、合约治理、关系治理对合作和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242家合资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的统计方法实证分析信任对两种治理策略、合作和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将信任分为高信任和低信任两种情景，将其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信任、治理策略和合资伙伴行为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高或低信任情景下，合资企业间信任对关系治理比对合约治理的正向影响大；与低信任情景相比，在高信任情景下，信任和关系治理对合作的正向影响大，合约治理对合作的正向影响小。        研究结论提供了有效解决社会困境的思路和治理方式，强调学习如何运用治理策略以破解社会困境是至关重要的，认为合资企业高管应考虑结合双重治理方式解决社会困境。由于不同类型的治理策略具有不同的功能，特定治理策略的使用取决于合资企业伙伴相互信任的密切程度。也就是说在低信任情景下，合资企业高管应重视运用合约治理促进合作行为；在高信任的情景下，运用关系治理处理社会困境的效用更大。此外，研究结论有利于提升对合资企业管理的认识，有效指导并改善实践以降低合资企业的失败率。     

员工-组织类亲情交换关系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可能会使组织遭受名誉和利益的双重损失。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究其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可有效规避其产生,对中国组织的长足发展大有裨益。本文基于自我归类理论,以52家家族式管理的初创期民营企业为样本,探讨中国组织中员工-组织类亲情交换关系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探索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员工-组织类亲情交换关系会正向影响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内部人身份认知在类亲情交换关系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所感知到的差序式领导的程度会正向调节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中介作用。通过结论,为中国组织有效干预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提供借鉴和思路。     

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加速”和“跳跃”：过度自信视角

 传统的国际化理论模型长期用一种刻板、静态的思想对国际化活动进行思考，事实上，企业的国际化成长过程存在着复杂的、多元的国际化行为组合和行为序列模式。即使在国际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化过程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组织绩效。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体现出的“加速”和“跳跃”特征令世界瞩目，但少有研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背后的管理者决策逻辑。而且，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基于管理者理性人假设，忽略了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国际化过程特征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和行为金融等理论，探讨高管过度自信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和节奏等国际化动态过程特征的影响，并考察在内部股权结构和外部国际化压力的双重情景下该影响机制的变化情况。以具有国际化行为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整理获取2007年至2013年301家上市公司国际化过程面板数据，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高管过度自信与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管过度自信心理会促使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速度增加，不规律性增强；②内部国有股权比例增加显著增强高管过度自信对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的正向影响；③企业外部产业国际化竞争压力显著遏制中国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的正向影响。        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管理情景下，讨论高管过度自信心理对企业国际化过程特征产生的影响，验证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背后存在的高管非理性因素，为行为金融理论和国际化过程研究等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推进做出了贡献。另外，探讨内部股权和外部产业竞争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公司治理和产业竞争的相关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对于高管团队管理和企业国际化决策管理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创造力：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在当前复杂和快速变革的环境中，创造力对组织获取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作为与创造力相关联的重要因素，研究者们对于领导行为对创造力的作用保持了长期的关注。反馈不仅是领导者日常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组织中常用的激励和行为矫正工具。        以自我效能理论和关系认同理论为基础，从领导和组织成员互动视角，探讨上级发展性反馈对组织成员创造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通过3阶段分时序方式，收集来自某综合性重点大学所属科研团队的442位科研人员及其领导的配对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和Bootstrap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①上级发展性反馈正向影响组织成员创造力；②创新自我效能部分中介上级发展性反馈与组织成员创造力之间的关系；③组织成员对领导的关系认同感调节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上级发展性反馈与组织成员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当组织成员对领导的关系认同感高时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显著，而当关系认同感低时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对于领导反馈与创造力间关系的理解，丰富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创造力的内在机制的探索，发现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组织成员创造力的重要边界之一，也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系认同理论的运用范围，领导者可以通过提供发展性反馈以及与组织成员建立良好的关系来促进其创造力。     

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回帖行为影响机理研究

 在线社交网络的持续发展和公民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促进了在线健康社区的兴起和繁荣。健康社区为用户提供了一个获取医疗资源并分享知识、经验和情感的开放式平台。由于其在为用户和患者提供丰富的医疗信息和知识资源、满足用户间的社交需求等方面表现突出，近年来，国内外在线健康社区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        在社区的各种行为中，发帖和回帖是社区中用户社交行为的重要体现，是维系社区繁荣的根本，因此对社区中用户回帖行为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糖尿病在线健康社区甜蜜家园网站为研究对象，基于该网站2015年1月~6月的社区发帖和回帖数据以及所有用户的个人信息数据，构建健康社区的用户回帖有向网络，该网络包含边和节点两部分属性信息；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探讨该网络中网络结构和节点属性对回帖网络形成的影响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回帖网络同时具有互惠性和传递性特征，互惠性表明社区中的用户倾向于互相回帖，传递性表明该网络有很好的发展潜力。节点属性对用户回帖行为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其中，用户倾向于对同质性(类型同质性)用户回帖；社会资本(如好友数量、活跃度)高的用户能获得更高的回帖概率；大量给他人回帖的用户和新用户更易获得他人的回帖。        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行为机理的研究范式，以及电子健康、在线社交网络、健康社区、论坛回帖行为等领域的研究，并对社区的管理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有利于指导社区的设计机制，如鼓励新人多发帖、引导有较大影响力的用户(如管理者和活跃度高的用户)发帖互动、进一步促进同质用户间的信息交流等，这些机制进一步促进和引导论坛中用户间的信息交互，对论坛持续繁荣发挥重要作用。     

员工建言促进工作绩效：谦卑领导的调节作用

  员工建言虽然有益于组织发展，但是对员工个人却并不总是有利，建言行为对员工自身发展的影响取决于管理者对建言的态度和回应。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并且更多研究探讨忽视和负面评价等消极领导因素在员工建言积极效应实现中的阻碍作用，而较少探讨谦卑领导这样一种积极领导因素对员工建言积极效应发挥的促进作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群体卷入模型的视角，探讨管理者的谦卑领导行为在员工建言与工作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并检验组织自尊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收集湖北省和江苏省多家企业的367对有效的上-下级配对数据，采用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检验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①谦卑领导在员工建言和工作绩效的关系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作为建言对象的管理者谦卑领导水平越高，员工建言对工作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强；②谦卑领导在员工建言与组织自尊的关系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管理者的谦卑领导水平越高，员工建言对组织自尊的积极影响也越强；③组织自尊在谦卑领导与员工建言交互影响工作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员工建言既可能出于对组织利益和发展的关心，也可能出于对自身群体身份和地位信息的寻求，而具有谦卑领导特征的管理者更可能对员工建言持开放态度并给予积极回应，有助于向建言者传递组织对其努力和价值的尊重、重视和认可等有关群体身份和地位的重要信息，增强建言者的组织自尊，进而激发其后续努力工作的动机并做出良好绩效。此即“谏者有为”效应实现机制的一种解释。         探讨谦卑领导在员工建言与工作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既是对近年来研究者呼吁探讨领导反馈在员工建言效应机制中的重要作用的积极响应，也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拓展。研究结果可以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启示，提醒管理者应重视建言行为在员工激励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要鼓励和引导员工积极建言，还要对员工建言进行积极倾听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