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与唐君毅气论之比较

唐君毅与牟宗三两位先生的气论相异甚多,主要原因在于对“气”的理解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唐先生从中哲发展史出发来了解“气”,透过始自先秦,经两汉、魏晋、宋明,最后至清朝等各时代之气论研究,而来统整并做出诠释。而牟先生的“气”,则经常是基于西方康德或是宋明程朱理学而进行诠释,然而不论程朱或康德,皆有重理贬气、尊理性而贬感性的倾向。如此一来,也就造成了两位先生看法之殊异。牟先生贬低汉代、清代的气化论,视之如自然主义或“生之谓性”传统。而在宋明三系的区分中,牟先生也没有给气论留一个位置。反观唐先生虽亦不喜清代学术,但对于清代重视情感、汉代的气化宇宙论等观念,则较能有所同情。唐先生以为,中国哲学之“气”具备了精神之意义与价值,不同于西方物质意义下的惰性与价值中立;他同时也将张载、蕺山与船山等归于气论派,而这是牟先生所不承认的。     

康德哲学的理论构想与现代回响

康德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以其理性批判划分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不同领域,更以其先验哲学深刻影响了西方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与欧陆人本哲学的理论思路、基本走向。正是从诠释康德哲学的现代回响中,人们对康德的理论生命力有了更深的理解。     

“先验人类学”是对康德哲学的恰当刻画吗?

康德哲学诠释史中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传统是将其批判哲学整体上视为“先验人类学”或“哲学人类学”。支持者们基于《纯粹理性批判》写作与康德人类学兴趣的高度相关性以及康德自己对“人是什么?”这一根本哲学问题的发问而持有这一立场。近年来,学界对科学院版《康德全集》中讲义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一诠释路径在康德本人的语境中难以充分证立。成熟时期的康德完全弃用了“先验人类学”这一称谓,并特别在其批判体系中指派了“实用人类学”的部分。康德的思想资源重新诠释人类学视角与先验哲学的关联与差异,对我们今天反思“人是什么”也有特别的意义。     

当代新儒家之生命诠释学:牟宗三先生之存在呼应之经典诠释

今天,我们需要藉牟先生之论述和多重的对经典与宋明儒学之诠释,展示牟先生的诠释方式和境界,以建立当代新儒家的生命诠释学。我们有必要以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与内容作为参照,进探与展示牟先生之生命诠释学。牟先生在诠释经典时,首先指出"了解"(这一概念)有感性之了解、知性之了解与理性之了解。感性之了解只是主观的随感式的了解。知性之了解则能对于字词语句都能加以掌握,此可说是对文本的初步了解。理性之了解是对于全篇文本之字词语句之意义,段落章节之论述,都能够会通而为一整体,掌握到文本的系统和理据,这是对文本的通贯的诠释。理性之了解基本上是对经典的客观理解,但还未进到对了解自身的反省或自我之了解。牟先生进一步提出诠释者要进到为其人以处之,诠释者与文本达到境界之融合,牟先生称之为生命之呼应。生命之存在呼应是自家生命真能存在地体证之,体证之即能超出原来文献之语文所限而得其实义,见证圣人之义理,即是对道之诠释。圣人的生命是对道之体悟至极,由解悟而证悟,而澈悟。圣人立教则圣人之言即是证道之言。相应于教之哲学诠释即是通过对教言之诠释,由此开示圣人体道之经验而使人之生命能得与圣人与道黩面相当,得到解悟,进而通过实践以证悟此道,最后得以澈悟而成圣。此时诠释学即是证道之学,亦即是圆教。从牟先生在对于程明道、朱子与陆象山的经典诠释中所展示出的由分解进至非分解的哲学诠释的进路和运用的论述中,以十个观点总结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内容和结构,作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基础和规模。     

道德、政治与历史: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及其内在困难

《永久和平论》被视为康德政治哲学中极具独创性的部分，但自它诞生起就遭遇了无数的争议。20世纪以降，以施米特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学者对它的评价趋向两极化。在施米特看来，永久和平缺乏人性的基础，只会让人类堕落;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设计的国家联盟理念，对于今天的欧盟和联合国都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施米特还是哈贝马斯，对《永久和平论》的评价虽然各有道理，但最终都流于片面，忽略了这一理论在康德思想中的复杂性。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将《永久和平论》置入康德的人性论、宗教理论和历史哲学之中考察，通过还原康德对永久和平的系统思考，力图给出一个既不悖于施米特与哈贝马斯，又与他们有所不同的回答。     

康德的“物自身”概念何以有价值意涵?——为牟宗三的诠释进一解

“物自身”是康德哲学中引发最多争议的一个重要概念。牟宗三对这个概念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诠释,即认为这个概念不是一个知识论的事实概念,而是一个具有价值意涵的伦理学概念。但他强调:康德并未明言,而只是暗示此义。因此,有些中国学者批评牟宗三的这个诠释是对康德哲学的误读或曲解。这里根据康德的著作说明这个概念在康德思想中的发展,藉以证明:康德本人已明白地表示此义。同时也引述三位德国学者卡西勒、克隆纳与考尔巴赫的观点,来左证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的诠释。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以《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针对牟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三册)论朱熹的<大学>诠释部份做讨论,牟先生在此章中有几个特别的意见应为提出并讨论之,包括:以"顺取"说<大学>之工夫,以"明德"为德行而非德性,以"穷理"之所穷为存有论意旨,以"格物致知"为泛认知主义,以<大学>为与<论、孟、庸、易>不同的经典,以"他律道德"说格物致知工夫,以"诚意"与"格致"不是同一种工夫等等,而牟先生讨论这几项议题的哲学立场则是与全书其他章节的立场完全一致的.这些意见都是笔者以为不恰当的朱学诠释意见,牟先生并以之而设定一"横摄静涵"的型态以说朱熹为孔孟之别子,但笔者反对朱熹有牟先生所说的这一种型态之理论.     

论康德哲学的“纯粹”特征

本文试图说明对"纯粹性"的追求是康德哲学的根本特性之一,而且是其先验主义与批判主义的理论前提.康德从自然科学方法论对"纯粹"的追求出发,以其范畴学说与先验主义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这两种哲学传统都进行了进一步的纯粹化,从而对这两种哲学传统进行了某种综合,在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也导致了自身的某些不足.     

论康德的柏拉图诠释及其影响下的现代柏拉图研究

柏拉图的接受史和诠释史本身是柏拉图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柏拉图的思想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形态，深刻地影响着后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历代哲学家常常借助对柏拉图的诠释来展开自身的哲学思辨，在这个诠释的过程中又反过来对柏拉图的形象重新进行塑造。其中，对现代柏拉图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康德的柏拉图诠释。康德借柏拉图的理念论来阐明自己关于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元论主张，并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改造为一种批判哲学意义上的科学的形而上学。这个观念论视域中的柏拉图经过新康德主义的哲学阐发和关于柏拉图作品的文体学与年代学分析，为后世的柏拉图研究确立了经典的解读范式和研究主题。     

辩证法研究的两种出发点

康德和黑格尔各自代表着辩证法研究中两种有着重大区别的出发点。康德把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称为幻象逻辑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提示了辩证法超越理论哲学视野并走向实践哲学的理路。黑格尔没有认真对待、理解与吸收上述康德哲学中深具启发性的思想内涵,以一种纯粹思辨的、理论哲学的眼光,使辩证法重新回到了康德试图避免和禁止的思辨理性的立场上。马克思辩证法是实践理性层面上的、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辩证法。以往我们强调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学理渊源,更多地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阐释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使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所独具的实践理性意蕴被深深掩蔽起来。今天重新思考康德对辩证法作为幻象逻辑的批判,并从他所提示的实践哲学的出发点来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评康德先验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根基,它因其庞杂的结构、深远的影响,一直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何评价康德哲学,人们的看法是不统一的,在理论观点上呈现出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状态。我认为,对其采取形而上学的简单态度是不对头的,不能因它先验哲学的性质就全盘否定,低估它的价值。本文试图以《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为线索,对康德先验哲学体     

论康德关于“人性”设定的内在环形结构及困境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始端的构建者,其主旨是以概念的界分来构筑人之为人主体结构的形而上学基础。从外观或者延续的历史角度加以观察会发现,学界对于康德哲学本身的理解是在对其哲学不同板块的特有规定以及在板块之间的相互界限的转换问题上进行推进和梳理的。而本文试图从新的理解视域出发,进而将对康德哲学外显结构的研究沉淀为实现其哲学最终目的的意识一体性把握,以此阐释在康德哲学的内在建构存留着一个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学设定,在这一设定中,以对作为主体的人理性意识建构为起点,以实现其自由为最终目的,其完成过程因理性意识自由的实现而首尾衔接,而内在隐含着对于"人"本性或者本质理论的环形构筑。此理解与传统分解式或板块式地理解康德哲学对于"人性"的建构不同,作者试图从康德哲学内部的结构分析入手,对其面对的理论困难及其意义进行新的梳理,以期达到对康德哲学某种新的理解。     

牟宗三儒释道三教的哲学证立与圆教判释

“实践的智慧学”是康德对古希腊“哲学”意义的揭示。牟宗三通过“实践的智慧学”哲学古义的诠释,以及“哲学”与“教”统一性的证明,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奠立哲学王国中的合法地位,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融通拓展出理论的地平。在“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基础上,牟宗三借鉴康德哲学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了现代哲学的建构,并展开“圆教判释”。牟宗三的“圆教判释”,是“实践的智慧学”意义上的“哲学判教”。     

当代新儒学之新三统论

牟宗三先生在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哲学传统之下，认为要回应当前的时代课题，要建立新的三统以为中国文化与哲学往前发展的重要方向。牟先生的三统是道统、政统与学统。道统是重建中国哲学与儒学之正统地位，牟先生以两层存有论重建和发展先秦和宋明儒学之心性论，建立内圣之学为哲学之原型。政统与学统是新外王之道。牟先生改造传统之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方式，由良知明觉之自我坎陷开出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之建构。这是三统并建的开展。本文申论牟先生及当代新儒学诸位先生在反省及重建传统文化所感受到时代课题中何以必要开出新三统之义理。进而反省汉代公羊学之通三统之说，与宋明儒建立之道统之意义，以见出新三统的重要价值。同时亦略陈述对当前若干学者所提的三统之论述，并加以批判的检讨，以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时代使命所在。     

对康德先验演绎中“我思”的解析

康德先验演绎中“我思”(“统觉”)历来被认为是康德哲学之谜。本文试图通过对康德“我思”的两层含义——“我思”表象与“我思”之先验性——的基本归纳、揭示“我思”过程内在地包含着“思”与“我”的矛盾关系,从而合理地解释康德之所以陷入循环论证的必然性。     

从先验逻辑到先验现象学--主体谱系学之二

在西方哲学史上,自我理论具有特别的地位.从主体谱系学的角度追踪自我理论的发展历程,依然是有待人们去完成的一项艰苦的工作.本文立足于康德哲学的自我理论,通过与笛卡尔的自我理论,胡塞尔的自我理论相互诠释,认为近代哲学的自我理论表现为一个自否定的过程,也就是从对自我的实体化理解到对自我的功能化理解的深入,进而指出,正是在这种理解的深入过程中,哲学开启了更广阔的视域.     

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     

康德对“基督教”的“道德建构”——对《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的一种解读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对宗教进行了道德的诠释和建构,然而,他对宗教的道德诠释不是指向所有的宗教,而只是特别指向基督教;他对基督教的道德诠释不是为了消解基督教,而是为了重新建构基督教。康德对基督教的道德诠释奠定了对现代神学进行道德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对现代哲学和现代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启示。     

论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因果关系”

本文从“因果关系”范畴入手，对与其密切相关的以下问题加以分析：第一、“因果关系”在康德批判唯心主义哲学中是如何提出的，对此问题，本文对康德的形式判断表、范畴表及真理表的内在联系给以说明，给出“因果关系”在三个表中的地位；第二、康德是如何对它进行论证的，对此问题，本文主要借鉴英国哲学专家威廉·斯密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一书中的说法；第三、对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因果关系”的分析学习中牵连的问题的讨论，如“主体与客体关系”、“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等，这就必须放到批判哲学的大背景下，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个过程虽艰难但必将受益匪浅；第四、康德在三大批判中对于“因果关系”都有过说明，但角度各异，本文也将力求能把“因果关系”在各个批判中的形态给以大致的说明；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康德的特殊的形而上学立场。     

康德先验论的两个困难

康德知识论中有两个要素，它们是终极的，并且构成了其先验主义的基础。这两个要素是物自体和先验意识，前者是人的知识的出发点，后者是先验主体。它们的存在为康德带来了两个困难，因为他们是康德先验主义的设定，且在其知识理论中无法解释。本文探讨了这两个困难，并试图给出一个合乎康德愿望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