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河藏语中的汉借词与汉语西北方音

夏河藏语是藏语安多方言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土语群。由于夏河地区的藏族人民与周边的汉族等其他民族长期群居杂处,语言互借的情况较多。文章从借用方式、发音、词序等方面论述了夏河藏语中汉借词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夏河藏语中的汉借词与汉语西北方音的关系。     

论藏族人生仪礼中的头饰

藏族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 ,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人生仪礼民俗。其中 ,有许多民俗事象是与头发有关或通过头饰表现出来的。具体说来 ,在婴儿的诞生礼中 ,与头发有关的庆祝仪式成了藏族人关爱婴儿的直接表现 ;在成年礼中 ,头饰及头发的改变充当了藏族女子成年的主要标志 ;在婚礼中 ,头饰成为识别藏族女子婚否的主要标准以及陪嫁、迎亲的必备之物 ;头发的改换既是死者进入阴世的需要 ,也是生者表达对死者哀悼、怀念的手段之一。总之 ,头饰是藏族人生仪礼中诸民俗事象的重要组成内容     

民族知识——藏族

<正>藏族,约有人口5416021人(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临近省。藏族是汉语的称谓。西藏在藏语中称为"博",生活在这里     

青海循化藏族的"果杰"帽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海东地区,现有四个藏族乡。东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北连化隆回族自治县,南面和西面与黄南藏族自治州为邻。通用的语言是藏语、汉语、撒拉语。本文以比较和描写为研究方法,以青海循化一带藏族妇女服饰“果杰”帽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果杰”帽的特点及其历史渊源。文章初步认为藏族的服饰文化是一个多样性的文化,既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     

青海省同仁地区藏族小学生藏汉双语教学实验研究报告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在以藏语为主要交流手段的藏族聚居地区,仅用母语做为交流媒介,已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藏族小学生在学好藏语文的同时,必须提高汉语文水平。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总结了多年藏汉双语教学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以母语为先导,汉语口语优先,为读写打好基础,双语共同发展”的为期六年的实验研究,探讨了藏族小学生双语发展水平及规律。     

藏汉双语能力发展的生态化分析——基于青海藏族学生藏汉双语能力发展测验

采用自编的双语能力测试,对青海568名藏族中小学生藏汉双语及思维能力的测验结果表明:(1)双语及思维能力总趋势遵循由低向高、从形象到抽象的规律不断发展;(2)藏语能力高于汉语能力;两种语言均具有阶段不同的发展快速期;年级特征显著、性别特征汉语显著藏语不显著;(3)二语关系中,藏语对汉语的影响作用更大;(4)思维推理因两种语词而各具特色;(5)藏汉双语与思维相关显著;思维推理的共享效应双语比单语更有优势.     

论夏嘉同音与羌藏同源

本文在驳斥关于藏族族源之奇谈怪论后,着重指出藏语中的“嘉”((?))为“夏”(举下切)的对音, 并从民族来源传说、宗教文化、习俗、语言等方面论证唐初青康地区的羌人与吐蕃是语言相同、宗教相同、文化渊源一致的蕃人部落。     

芒拉夏朵戎哇藏族刺绣的民族文化学研究

芒拉是青海安多藏族对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的藏语称呼.本文主要以芒拉夏朵乡(bya mdo,汉语叫沙沟乡)戎哇(即农耕者rong ba)刺绣为个案调查研究对象,旨在以调查研究的方法进行直观的藏族刺绣本体研究,分析其内在的文化底蕴,纪录濒危的物质的非物质文化.     

藏语敬语简论

敬语体现出藏语的高度文明，它是藏族人民饨朴、善良、谨虚、礼貌的美好心灵的再现，也是人们亲切交谈、友好往来的必要手段。通过语言的表达，能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的高低，也能反映出整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因此，我们提倡语言美，就藏语而言，则是提倡人们多使用亲切、优雅的敬语。由于敬语在藏语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已有学者对敬语作过某些论述，本人在学习和使用藏语的过程中，也发现藏语中的敬语确有其独特的功能意义，有其自身的构词规律和发展变化过程，因此写此拙文，谈谈对敬语的初步认识。一、敬语的特点藏族…     

藏语辞书述略

藏语辞书,指的是用藏语编写的各类词书,也包括用其他民族语言、外语跟藏语互译的双语和多语词典。藏语辞书的发展源远流长,可谓篇籍浩繁,种类颇多。藏族语言学家根据社会的需要和条件,编写了不少词典、字典和每种专用名词汇集、词藻等,创造了一整套编纂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金瓶掣签与神判文化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乾隆皇帝为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制度、加强对西藏政教监管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的产生深深根植于中国自古就有的神判文化。神判是“神明裁判”或“神意裁判”的简称,又叫“神断”、“天罚”、“巫术裁判”等。金瓶掣签就是清朝根据藏族的社会情况,以及客观存在的活佛转世制度、神判文化而制定的神判仪式。     

金翼家族沉浮的诠释

对林耀华的<金翼>和作者本人的<银翅>中包含的两个家族的兴衰做了多角度的诠释,特别对农民社会变迁以及农民行动之多元动力做了学术分析.     

东苗、鸭子苗与东家人：贵州畲族的历史演变

贵州畲族在1996年被识别为现有民族身份之前被称为“东家人”,史称“东苗”。据史籍记载,东苗源自唐代的“东谢”,历史上的分布地主要为贵阳及其周边地区。明代以后,部分江西人进入黔地,逐渐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中,他们也因为擅长养鸭而被称作“鸭子苗”。从清中后期到民国初年,东苗的住居地渐向黔东南区转移,集中在福泉、麻江、凯里等地,且多与汉人杂居。其间他们与“鸭子苗”完成融合,被人称作“佟苗”。贵州畲族历史演变及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事实。     

楚人、楚国与苗族

本文对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关于楚人、楚国同苗族的关系研究状况和不同观点 ,进行了综合性的评论 ,并从不同角度进一步阐发和论证了作者提出的楚人、楚族与苗族先民“同源异支”的观点。     

清代黔东南锦屏苗族林业契约之卖契研究

清代黔东南文斗林业契约主要分为卖木又卖地契、卖木不卖地契、卖栽手三类.卖木又卖地契与内地绝卖契相类似,但有自己的特点,大量的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获取预期收益的卖木不卖地契、卖栽手契的存在,说明了锦屏苗民对契约的信心,也旁证了当年人工林业经济的繁荣.     

钦察、阿速、斡罗思人在元朝的活动

蒙古的历史运动 ,导致元朝大量西域人的内迁。这些入华西域人 ,种类众多 ,族籍复杂 ,元人通常乃多以色目称之。本文试就元代色目人中钦察、阿速、斡罗思的东迁过程、职业身份、在华分布和宗教信仰等相关问题予以全面、系统的考述 ,以探究其在元朝社会的活动轨迹     

民族地区乡村经济行为模式、动机体系及其变迁研究

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中的主导经济行为模式至少存在四种类型。民族地区人们的经济行为大致有三种基本的动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有五种主要因素在改变着这些经济动机体系和行为模式,一是乡(镇)政府、具有准政府性质的村集体组织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的推动、示范和劝导作用,二是体制改革的推动或压力,三是文化移入的诱导或冲击,四是内部创新行为的出现,五是特定文化传承的激活。     

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以海南三亚凤凰镇回族为例

在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都处于急剧变迁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回族社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也呈现出一些新的情况,例如民族意识趋于强烈并带有市场经济的一些特点.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政府的积极引导更是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凤凰镇回族对异族通婚的普遍接受就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     

"台湾村":一个移民村落的想像、构建与认同--河南邓州高山族村落田野调查报告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8.61%的大陆高山族人口聚居在河南省邓州市。作为一个移民群体,邓州的高山族在近三百年的落籍垦邓期间经历了一个“闽营化”、“邓州化”乃至“大陆化”的多重本地化过程。这样一个深具涵化意义的历史过程使得邓州高山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日渐迷失民族的文化表征。它在1983年以来的族群性重建,又验证了一个弱势移民群体经由想像、认同而得以重新构建的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