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石舒清文学观的“转变”

“死亡叙事”成就了石舒清。今天看来，它是有一定的叙事模式的，但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在把文学内敛化、心灵化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使文学停留在了自我的小世界内，形成了对外部的障眼。“日常叙事”打开了石舒清的眼界，但打开的同时，如何把认识论转化为文学实践，在文学创作中似乎仍然成为他的问题。     

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

瘟疫文学是瘟疫流行后留给西方的直接“遗产”，在后疫情时代，瘟疫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被不断的重构和重新想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西方瘟疫文本中，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上有着诸多共享的症候,这些症候的存在既来源于对传统瘟疫文学的模仿与继承，也是瘟疫文学内在生成机制的表征，为西方“黑暗的文学经典”的重构和瘟疫叙事的文化塑形提供了生成力。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提升了人们对疫病的认知，起到了心理治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其成为人们进行反思的催化剂，使人们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后现代叙事话语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叙事话语。与传统叙事话语不同的是,后现代叙事话语并非是一种纯技法的操作,而是在本体的层次上与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密切相关,叙事的结构、视角、情感色彩和语调特征本身就是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的存在观与生存状态的“直观”写真。后现代派文学叙事话语主要有五种类型,“平面无深度”叙事话语：对本质与意义的消解;“错乱零散化”叙事话语：精神分裂的生存状态;“黑色幽默式”叙事话语：面临绝望的强自解脱;“极度冷漠化”叙事话语：人情况灭的社会现实;“剪贴拼画式”叙事话语：虚幻的世界与虚幻的语言。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新时期乡土文学叙事：从个体历史到家族史

新时期中国文学在对农民和乡土的叙事中，显现出从个体历史叙事到家族史叙事演变的趋势，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这一演变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个体历史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然后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九十年代初《白鹿原》等小说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村史叙事。     

边缘处写作的诗意守候——论新时期汪曾祺的“日常生活”叙事

摘要：“日常生活”叙事是对个体日常经验的想象性表达。作为百年“日常生活”叙事发展中的个案,汪曾祺偏安于自己地域性的“日常生活”的玩味,赋予“日常生活”诗意的表达。一方面重接了现代文学中“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另一方面,这种行走在文学主流写作的边缘处的独特叙事法则,使其在新时期文学写作中显出一种“另类”的姿态：在边缘处守候诗意的存在。     

中国文学早期的口头传播方式与叙事传统

“叙事”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中,写作“序事”,虽然不特指文学,但它强调的就是顺序,与当代的叙事学理论的某些内涵不谋而和。从文学的发生和传播角度考察,中国早期文学具有非常丰富的叙事传统,并且以叙事的技巧,包括完整、生动程度,决定了早期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使其中的一部分成为经典。     

论张天翼小说的叙事视角及其功能

张天翼运用讽刺的手法在他的喜剧世界里塑造了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别具一格的讽刺手法的形成得益于他对叙事视角的探索。张天翼小说中所采用的叙事视角可分为全知叙事、限制叙事和纯客观叙事,以及不同视角的交叠,它们具有不同的叙事功能,从而更好地体现了作者冷峻客观、无情揭露、辛辣讽刺的叙事风格;张天翼身处传统文学、西方文学与“五四”文学的交汇期,三者为他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资源,使他在叙事视角的选择和处理上能突破成规、别出心裁,取得了很好的叙事效果。     

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发展脉络

在“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叙事形态之一。“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条发展脉络：其一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显形层面上展开英雄叙事,其承继了《讲话》以来获得认可的美学风格,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对峙中凸现外在的交锋;其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糅进了个人化的审美情调,使英雄叙事在大体上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同时,传达出了属于个人的审美情趣。“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的这两大发展脉络,从不同的向度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向虚构文学挑战——关于纪实文学的一点思考

在既有文学的历史中 ,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的地位不相匹敌。在传统文论的“文学”概念中 ,纪实文学也处于缺席状态。纪实文学在文学理论中的“归位”应首先从“叙事”着手 ,即遵从故事、本文和叙述三要素优先的原则 ,然后才是“虚构”与“纪实”之分。纪实文学作为“叙事纪实文学”,与“叙事虚构文学”相比 ,最能体现“摹仿—再现”的美学精神。其三种主要文体的相对年轻性 ,则孕育或已表现出非凡的活力     

从“黄粱梦”到“红楼梦”——论《红楼梦》的幻化时空与叙事结构

《红楼梦》中的五个重要梦幻与“黄粱梦”有着深切的历史渊源。“黄梁梦”最早见于《列子》,经过唐传奇、元戏曲、明代拟话本小说和清代笔记小说的发展和演化,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哲学内涵。曹雪芹将“黄粱梦”纳入到《红楼梦》的叙事中,在黄粱梦的基础上进行巨大转换,使《红楼梦》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天人合一的宏伟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体现着曹雪芹深刻的哲学观。     

《吕氏家塾读诗记》宗毛倾向例说

吕祖谦说：“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因此，《吕氏家塾读诗记》绝大多数的解说与《诗序》意见一致。有个别地方对《郑笺》有所订正，实际上并不是反对《郑笺》，而是《郑笺》尚不完善之处，仍按照《诗序》、《毛传》的思路加以补足，使之更趋完善。     

论“四大名著”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常态及本质

＂四大名著＂是我国古小说经典,代表古小说的最高成就。其内在叙事结构的主要思维形态有两种：辩证思维和圆形思维。辩证思维是其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常态,圆形思维是其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本质。这两种思维不仅支撑起了＂四大名著＂的内在叙事结构,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古文化精神。     

神助:文才禀赋性特质的灵异演绎

从魏晋开始,中国文学史中便不断出现类似刘勰梦攀锦绣、江淹梦索笔等文学关乎神助的传说。其主要形态在神梦之外,还有神遇、神授等。理论界过去对这个言说系统关注不多。事实上,这些与文人才子相关的奇闻异事皆流行于文才崇拜之际,皆关乎文人才子的天资与灵气,它实则是在以一种非理论的“神助传说”形态演绎文学之才所具有的审美品质:文才虚灵而神异,可资创生幻化;文才源自禀赋,如得自天,不可更定,因而珍稀瑰奇。     

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小说的“游戏”品格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个既在潮流之中又在潮流之外的独特存在。评论者在谈到当代小说的“游戏”性质时，主要始于“现代派”、“先锋文学”，而忽略了汪曾祺的小说。笔者试图从游戏姿态、游戏心理、游戏手段和游戏取向四个方面分析，表明汪曾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进行了结合小说与游戏的最初尝试。     

聊城文化与季羡林的散文创作简

聊城文化中“孝”、“真”、“美”的元素,深深影响了季羡林的散文创作,使他的散文具有了思亲爱国,表真情、说真话以及“惨淡经营”散文美的特点。从中我们既可看出地域文化与季羡林散文创作之勾联,也可了解其散文在当代散文史上的价值。     

论“三一语言学”的人文主义语言观——兼评王希杰的修辞观

“三一语言学”作为一种语言学体系,包含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语言的本质认识,关于语言的功能价值认识,关于修辞理念的认识。“三一语言学”四个世界理论中语言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关系,言语修辞的社会和道德教化功能,以及所包含的“修辞以立其诚”的精神,等等,都丰富发展了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

瞿秋白从自己的政治计划和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提出了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一些看法。他的翻译思想受到了历史及其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影响：首先，他从历史和时间的角度，认为他的中国位置和西方“现代性”之间有历史性的文化差异；其次，他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语言异质性的表述与批评动摇了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翻译的稳固关系；最后，他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翻译所产生的差异问题。对瞿秋白来说，翻译成一个正在形成的、口头的、不保留过去语言踪迹的中国的普通话，才可以消灭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     

当代史的书写:1789年后章学诚对古文的界定

1789年后,章学诚开始频繁立古文之目,提倡古文。章氏追求的古文,就是承《春秋》家学之史文。该文通过对《史德》篇的解读,探讨章学诚对《春秋》家学的新理解。章氏对韩愈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古文介入当代史书写的复杂性的思考。     

隐匿、飞翔与治疗——当代中国女性小说中梦幻“疯女人”形象的塑造

当代中国女性小说塑造的梦幻"疯女人"形象,在文本中大体有三种形态:隐匿、飞翔和治疗。她们有着共同的特点,都以"梦幻"为主要表现特征。"梦幻"为"疯女人"形象的塑造增添了不少以往"疯女人"形象所不具有的表现方式和性格特点,为当代女作家建构并想象新的女性形象开拓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