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七言古诗中的对仗艺术——兼论古体诗“律化”的问题

古体诗并不要求对仗,苏轼在杜甫的基础上使古体与律诗一样达到了艺术上的审美并重,用韵和句式都越来越接近律诗,这种创作态度与欧阳修趋向保守相比更为大胆。追溯对仗手法在七古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可以发现苏轼的七古在宋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来自他对初唐以及杜诗的继承,尤其是面对可视为其座师的欧阳修继承李白诗风时,他能够开辟新路径,在宋人诗歌当以意为主的观念下发挥自身才华,形成了一种瑰伟绝特的"似律古体诗"。     

苏轼诗歌比喻艺术研究

宋代文学家苏轼将比喻运用得美轮美奂。苏轼诗歌中以雪泥鸿爪、西湖西子、萧散霜风等典型意象比喻为切入点,运用人比喻人、物比喻物、人比喻物、物比喻人等多种方式,通过明喻、隐喻、借喻、曲喻、博喻等类型变换,赋予诗歌以平淡美、理趣美、禅意美的艺术效果。苏轼以＂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比喻＂的创作风格,不仅丰富了比喻的文学修辞技巧,也使其诗歌有别于＂唐诗的艺术特色,开一代宋诗新风＂。     

论苏轼对李白的接受——以《瑶台风露》评点为例

晚清同治七年(1868)未刊抄本《瑶台风露》是现存唯一的李白五言古诗选本,由鲍瑞骏与王鸿朗共同编选,现藏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该书在评点李白五言古诗时,不仅重在追溯其渊源,还着意探寻其影响。鲍、王二人从诗歌的情感表达、艺术手法、语言风格以及诗人的精神境界等不同方面,由表及里地谈到了苏轼对李白的接受,其评语亦不乏可取之处,对李白和苏轼的诗歌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文章以《瑶台风露》的评点为例,结合李白、苏轼的具体诗歌作品,详细分析苏轼对李白的接受情况。     

论苏轼创作之“真”及其创作理论

苏轼在诗、文、画作等艺术创作中,皆体现出表达真性情之特色,他重视诗人、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重视诗歌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在创作理论方面,他提出了＂常行＂与＂常理＂的问题。通过对苏轼＂真＂性情的剖析,可以发现苏轼诗、文、画作的艺术特色,及其创作理论的价值。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文学艺术性探微

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研究诗歌和艺术的训练,他就不会研究媒介。作为一位文学学者,麦克卢汉对于媒介研究的灵感、成果都得益于他对诗歌、艺术的研究。在对诗歌、艺术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麦克卢汉发现,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与诗歌的内容对人们的认知效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古至今,诗歌的内容主要都集中于抒发情感、表达希望、寄托理想等方面,变化不大；但是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他艺术种类,如音乐、建筑、雕塑等也都有形式和内容的效果相分离的特点。麦克卢汉诗歌、艺术的研究成果为理     

Parallelism在英语中的修辞功能

英美文学作品中经常采用对仗句式来说理、抒情。对仗（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这种修辞方法在外在形式和修辞效果方面都和汉语的排比句相似。本文从英美经典作家的戏剧、散文、诗歌、小说及文学评论文章中摘取例证来分析这一修辞手段，论述其修辞功能。     

论苏轼凤翔时期的写景记游诗

苏轼在任职凤翔期间创作了138首诗歌,其中写景记游诗比重较大。这些诗歌描绘了关中西部的锦绣河山,表达了苏轼对关中西府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现出,了苏轼反对暴政、关心民瘼的仁政思想以及苏轼淡薄名利、超然物外的人生追求,具有极为丰富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蕴。在艺术上突破了此前诗歌的局限,采用了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呈现出豪放清雄的风格特征,形成了苏轼写景记游诗特有的结构模式,表现出了更为成熟的艺术技巧,奠定了此后苏轼写景记游类诗歌创作的基本风貌。     

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存在及其诗学价值

苏轼的诗词是高度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存在。然而,这种个性化除了来自于诗人的自我之外,同时也来自于诗人一生中各时段所在地方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地方性”。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诗人的自我、诗中的自然、诗中的人文和诗人的思想以及诗中的地名等有着重要的关系。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来自于他所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自己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识,同时也来自于他对于诗歌艺术时空的建构。苏轼诗词里的“地方性”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也具有诸多启示。     

李商隐诗歌类义词异文初探

李商隐诗歌类义词异文的普遍性与其诗歌大量存在的意象群相关。李诗中数目类异文一般表现为数量及日期的差别，包括与日期相关的数目类异文、非对仗位置出现的数目类异文和对仗观念影响下的数目类异文。方位类异文双方一般指向不同的方向或地理位置，体现出后世读者对空间关系的认知和探索。梳理和考察李商隐诗歌中出现的数目类异文和方位类异文，为李商隐诗歌异文的整体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