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原则之思考——比较法视角下的共通性、差异性及其规范性建构

环境法原则的产生与发展是伴随着国家、地区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的演进而出现的一个重要法律现象。在不同法律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环境法原则在世界范围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并成为许多国家、地区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所认同的一个共同法律话语。人类环境问题的时代性及其共性特征决定了环境法原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国际环境法之间的共通性。环境法原则的共通性反映了国际社会、国家和地区环境法观念和环境法律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趋同化发展。同时,由于环境法原则是在国内法、国际法的不同法律背景,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法律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使其在产生和发展的法治背景、创立方式、法律规范功能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环境法原则的规范性建构,有助于发挥环境法原则在我国环境法治中的规范功能,以指导环境立法,并实现其引导环境司法解释、弥补环境法律规则不足的司法实践功能。     

国际环境法探析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大量调整国际环境关系的国际公约、区域协定和双边条约等国际法律制度的涌现,国际环境法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国际法律学科应运而生了.虽然,目前有关国际环境法的学科地位、体系、法律关系主客体等理论问题还有不同见解,但是,它在国际环境保护法律关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却是其它国际法部门所无法代替的.本文结合国际环境法在国际实践中的表现和特点,对它的学科特点和学科体系做一些粗浅的探析.     

环境基本法的发展脉络——从“人类环境会议”到“环境与发展会议”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启动了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纪元,其重要影响之一是推动了世界各国环境基本法的产生和发展。回顾历史,各国环境基本法的发展出现了两次高峰期,一次在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一次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这两次会议之所以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是因为它们汇集了人类对于环境保护思想的大智慧,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环境保护新思想和新策略。历史进程表明环境基本法的产生和发展需要重大理论支撑,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和公共性,要求使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国际环境法对国内环境法具有深刻的影响,尽管中国环境基本法落后于世界,但是从环境基本法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环境基本法实现飞跃的时机还在,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把握好机会。     

论国际环境法的渊源

国际环境法是21世纪国际社会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渊源与国际法的渊源有共性,更有区别.比较分析国际环境法与国际法,明确国际环境法的渊源,强调法的渊源在环境法治中的重要作用,以丰富和发展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制度.     

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源于国际环境法,该原则构成国际合作、构建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法的能力,以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法律基础。中国国内环境法应吸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机制,以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源于国际环境法,该原则构成国际合作、构建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法的能力,以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法律基础。中国国内环境法应吸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机制,以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全国环境法体系学术讨论会综述

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进一步加强环境法制建设,为立法机关提出一个科学的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环境保护立法规划,国家环保局和武汉大学于1986年12月18日至22日在武汉大学联合召开了“全国环境法体系学术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专题研究环境法体系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着“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体系”这一主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与会者着重讨论了下述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研究环境法体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代表们认为,环境法体系是影响到环境法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我们研究环境法学是以环境法规为主要对象的。如果环境法学只限于研究一、两个环境法规,势必研究不深。只有把各种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分析,综合研究,即只有研究整个环境法体系,才能使环境法学研究提高到一     

国际环境法的早期性和协同性刍议

从实然的层面看,国际环境法具有较明显的早期性;从应然的层面分析,国际环境法则具有向协同性发展的态势。实现国际环境法的协同性是一项艰巨和庞大的综合性系统工程,但这也是国际环境法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在国际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的情况下,对当代人来说,重要的是立足于现实,尽力减少或消除国际环境保护机制中不利于实现国际环境法的协同性的因素,完善国际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理性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论国际环境法学的体系

本文提出了国际环境法学学科体系的框架,并就该体系主要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在考察法学界关于国际环境法的各种论说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环境法的调整对象、主体、法律地位和法律规范的构成等问题,阐述了国际环境法的调整方法和特点。     

论国际环境法学的体系

本文提出了国际环境法学学科体系的框架,并就该体系主要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在考察法学界关于国际环境法的各种论说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环境法的调整对象、主体、法律地位和法律规范的构成等问题,阐述了国际环境法的调整方法和特点。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哲学审视

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什么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以及什么样的行政法理论基础才是目前中国行政法所需要的问题,则是一个虽久经讨论却仍不过时的重要问题。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其存在与否以及如何定位,都有赖于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国际国内大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同步交织、相互影响。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法治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法治保障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维度,从国际秩序调整和全球治理完善的角度提出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这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佳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一方面要运用法治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法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学东渐与法律门的变迁

19世纪中国以来,西学东渐是一个事实,中国学人无法回避,而作为以为法律人,作者关注的是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法学研究的变迁历史。本文试图从四个部分来阐述西学东渐与法律门的变迁历史。第一个部分是解读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即近代中国的衰败是引发西学东渐的最大历史原因;第二部分是在中国衰败的大背景下,法律和法学在灾难深重的中国,无论如何,总算逐渐兴起了;第三个部分则是在整个西学东渐和近代中国的背景下,法律和法学的变迁发展;第四个部分则是分析当代法学界关于如何应对西学东渐问题中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中西方儿童观的对比研究

自古以来中西方思想家的儿童观有各自的逻辑,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西方从"性恶"的角度,中国从"礼"的角度各自提出儿童世界是"充满‘应该’的世界";第二,西方以柏拉图的"相论"为基础,古代中国文学中提出了儿童世界是"游戏的世界";第三,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中国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认为儿童世界是"理想的世界";第四,中国缺少工具主义的理论,因此也缺少儿童本位理论的复兴;第五,西方的心理学和早期中国的看法认为儿童世界是"蒙昧"的世界;第六,中西方的教育思想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交互"儿童观。     

冲突与融合:环境法律移植与本土化

法律移植是完善我国环境法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在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要善于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共通性因素,同时更应关注中国环境法的本土资源,实现环境法移植的本土化,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影响变量分析

随着政党政治的普及,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党的广泛认同。国际形势、经济全球化、政党发展的自身逻辑、不同时期的不同身份、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与宽广胸怀、国家总体外交策略等是影响中国政党外交的主要变量。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与宽广胸怀在政党外交,特别是在政党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由按劳分配规律的矛盾看中国改革实践

不同的分配理论是理解不同经济学说的价值、伦理基础的关键所在。按劳分配规律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经济规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体现了国家计划对劳动力与收入分配的严格控制。但按劳分配规律自诞生之初就蕴涵着导致自身崩溃的矛盾，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与中国的改革都是对这些矛盾的反应。中国分配制度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个体利益与权利的扩展，也就成为理解中国改革进程不可逆转的关键所在。     

论我国离婚法对未成年子女权益的保障

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指导,在制度设计上赋予离婚亲子关系对抗离婚的力量,是各国在离婚自由背景下,保护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权益的立法思路。监护制度、抚养制度和探望制度,是离婚法保障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权益的基本制度体系。我国离婚法建立了完整的子女权益保障制度体系,但是尚存在有些制度设计粗糙、可操作性不强等不足。我国离婚法应明确规定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丰富有关制度的内容,以更充分地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以好莱坞冲击下我国电影业发展策略为视角

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文化多样性不会消失,但却面临诸多威胁。就我国电影产业和传统文化而言,面临着来自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文化霸权的强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独特性,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电影产业;另一方面,也要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积极吸收和借鉴好莱坞电影产业发展的优势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