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晋与王子乔的融合——兼论“天下王氏出太原”的形成

《国语》《逸周书》中的太子晋是周灵王太子,明辩聪颖,惜乎早亡;王子乔为上古时期的仙人,以长寿出名.到西汉时期,因方术盛行以及宗族崇拜的需要,发生了符号转移,二人变为一人.东汉中期至东汉末年,处于二人是否为一人的辩争时期;魏晋时期,因托名刘向的《列仙传》的出现以及魏晋士人精神寄托的需求,这种转变为社会广泛接受.东汉中期,太子晋已被部分地区的王姓尊为始祖,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受政治的影响,只有琅琊王氏皆尊太子晋为始祖.至初唐,同样因政治的影响最终形成“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观念.     

汉末盖勋述论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傅盖臧列传》,记载了东汉一朝四位刚正忠义之士。第三位史传人物“盖”,即盖勋,他是一位古代的甘肃历史人物。东汉末年,盖勋官至京兆尹,即东汉司隶部长安市长。凉州军阀董卓乱政,入都洛阳,擅自废主,直接引起了全国性的军阀混战,使天下人民俱遭涂炭。董卓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军阀。他独揽朝政,秽乱宫闱,操生杀之权,报睚眦之忿。在京城的三公九卿被董卓玩于股掌之上,“莫不卑下于卓”     

太原王氏北方宗支世系居地考

在永嘉之乱南迁浪潮中,太原王氏家族王柔、王泽两大宗支族人大部分迁往建邺。王柔宗支中的王沉后裔王浚却留在了北方,据《华芳墓志》与《王温墓志》记载,王浚有庶子五人,嫡子二人,庶女二人,嫡女三人。其居地,王浚在其父死后与王泽宗支别居,后因王浚封地与任官于幽州,在北方战乱不已的情况下,永康年间举家迁徙于幽州;永兴元年(304),王浚母姑儿孙具聚集于幽州;至建兴二年(314),王浚被石勒所杀,其庶子之子王准率族人迁往乐浪;至北魏时期,在统治者"辟召贤良方略"政策的感召下,王氏后裔又在王评的率领下于北魏兴安二年(453)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后随北魏迁都,徙居洛阳。     

汉鸿都门学地理位置与政治斗争考论

鸿都门学是东汉末年由汉灵帝发起创立的一所艺文机构,它的创立在政治、教育、文学等诸多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鸿都门是东汉都城洛阳的一座宫门,但对其所在的确切位置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在北宫之中,另一种则认为在南宫之中。通过文献的考订,可以确定鸿都门的位置应当在洛阳南宫之中。以鸿都石经来指称熹平石经,这种称谓与史实不符,并不恰当。鸿都门学的选址与汉末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主要出于均衡不同派别政治势力的考虑。     

汉代陇西属国与休屠考

据"王真保墓志"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秦州、陇西等地的休屠王氏家族来源于匈奴休屠部。休屠部降汉后,其主要部众被安置在陇西属国。休屠王族金日磾家族也随同这部分休屠部众被安置在陇西属国。东汉以来,休屠部开始向东迁移。     

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

洛阳为我国素负盛名的“四大故都”之一。自周公营洛邑,平王东迁,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朝代先后在此建都,号曰“九朝古都”。在这近千年的时间内,洛阳曾屡次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洛阳,处于东汉之后,隋唐以前。正当这一名城历史发展过程的两个高峰之间这一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复杂,是中国历史上治乱交错的动荡阶段,洛阳城在此时期的几次破坏和重建,都和这种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因此,本文拟就此课题作一些初步探讨,借供同志们参考。一、东汉末年洛阳城的大破坏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二十五年)定都洛阳。从此洛阳作为中国统一王朝的首     

士燮家族及其在交州的统治

士燮家族及其在交州的统治胡守为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在郡前后４０余年，死后，其子在交州继续树立势力，后为孙吴所杀。士燮家族在交州的统治，实开东汉以后岭南地区行政长官父子兄弟相传的先例，其事颇涉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交州（包括广州）的统治特色。本文拟以士燮家...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西汉中叶及曹魏后期之琅琊王氏政治

琅琊王氏是汉晋以来门阀士族政治的典型代表 ,研究琅琊王氏家族成员之仕宦历史 ,无疑是我们考察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乃至门阀士族政治历史的重要参照。琅琊王氏政治源起于西汉昭帝时期 ,至曹魏后期西晋初年已经初步形成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政治体系。世人以及朝廷对琅琊王氏的认可 ,基本上限定于伦常与政治这样两个层面 ,鉴于此 ,琅琊王氏成员之道德人格与政治才智 ,也便成为历代史家以及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仕宦源流与道德人格的角度探讨了琅琊王氏在西汉中叶、魏晋之交的伦常政治状况 ,力求为琅琊王氏家族政治历史的系统研究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南宋四明竹林王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

本文对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所属四明竹林王氏家族及其文学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文章从考述竹林王氏历代成员生平、人际网络、婚姻关系出发,概括总结了王氏家族的性格、门风、文学、文化成就,并对其与以王应麟为首的王氏家族文学形成、衰败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合理的分析。     

试论李家窑M44墓主身份及西虢东迁问题

李家窑西周44号墓出土铜器之铭文显示的信息是:墓主名叫"追夷",以"宫"为氏,子男一级贵族。结合其他铜器铭文可知,宫氏为姬姓,是西虢小宗。追夷大约在西周末年随其宗子由西虢迁居今三门峡一带。平王东迁,西虢随之东来,便以"宫"氏居地为基础建立了虢国。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向南迁徙是拓跋鲜卑的历史传统。孝文帝舍平城而选洛阳作为都城,乃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孝文帝的正统思想和大一统理想体现了迁都洛阳的必然性,其后进行的风俗改革则彰显了迁都洛阳的必要性。从东晋迁都洛阳之争来看,洛阳是统一帝国的都城首选。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略论明代水利撰述的特点

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天下财赋仰给于江南,而江南财赋全资水利,因此水利之于明王朝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明代水利撰述呈现出突出发展的态势.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明代水利撰述具有数量多、注重实用、批判性强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出现又和明代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论叔本华和王国维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

本文主要论述叔本华和王国维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认为他们通过批判和吸取东西方哲学而超越了东西方哲学传统的限制，分别开创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这表明东西方哲学的融会对东西方哲学的发展既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又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因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试论尔朱氏集团的兴亡

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代北地区的尔朱氏部族迅速发展。到孝明帝时期,代北爆发起义,尔朱荣以其训练有素的部民为核心组建了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是北魏末年,唯一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指挥有力的军队。尔朱荣凭借其军队迅速控制了北魏朝廷,平息了反抗势力。但是,尔朱荣没有意识到洛阳官僚、汉豪族的敌意。而且,在尔朱氏集团内部形成了以贺拔岳为核心的武川集团和以高欢为核心的晋州集团。在尔朱荣被洛阳官僚刺杀后,尔朱氏家族发生内讧,被高欢一一消灭。     

谁说王昭君嫁匈奴单于是"和亲"?

在汉代,所谓的民族"和亲",是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彼此商定,捐弃仇怨,消弭战争,进而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因此,在和平时期的西汉竟宁元年,王昭君奉汉元帝之命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本是巩固、强化汉与匈奴的政治整合,而并非什么民族"和亲",因为汉代史籍中从未出现过"昭君和亲说".然而,随着"和亲"词义在北朝隋唐之际的衍增,民族"和亲"与跨民族的"政治联姻"叠为一体,于是,王昭君出嫁就被唐代的学者引申联想为是一次民族"和亲",从而世代流传,延续至今,遂成定论.事实上,"昭君和亲说"既无助于阐明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又会导致人们在释读汉代史料时思维混乱.研究汉代历史,应该摒弃"昭君和亲说".     

从曹植《赠白马王彪》的历代选评看名篇的经典化

文学史上一些作品脱颖而出成为名篇,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历代批评者的选评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是历史选择与淘洗的过程。本文通过对历代主要选评资料的梳理,探讨了曹植《赠白马王彪》作为名篇的经典化过程。诗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范性,独特的艺术价值与作者的人格魅力互相映衬等因素,共同促成了名篇的形成。它在一定程度上与批评者的批评观念密不可分,同时也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旨趣有着重要的关联。     

清王朝覆亡百年祭

今年是清王朝覆亡一百周年,对于1912年2月清王朝结束这样一个大事件,应当放到一个较长历史时段中去审视事件的前因后果,观察各种现象的相互关联和长远影响,即放到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的全过程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启示.为什么清朝统治者的自救努力终究未有能挽救灭亡命运?主要是其中存在着三大致命的弱点:一是“表不治本”；二是“缓不济急”；三是“势不可为”.清王朝的覆亡是一个朝代的终结,更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中国社会由此实现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除了表现在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方面外,最主要的标志是宣告了旧轨的结束和新路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