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民主化:论政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政党是推动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政治发展走上了建设以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为政治形式的现代国家的道路。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决定了这种政治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而在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党要有效领导中国政治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政治发展战略。经过上百年的民主化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开辟了有序民主化的发展道路。改革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应该长期坚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在有序民主化的基础上有效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成长,就必须积极地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有机结合,从而在政治上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长效动力。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动能解码——内涵样态、运行机制与优势彰显的三重审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动能,是从政治维度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动能体系的学理性概括.其生成基于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之新变化,涵括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动能、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力的动能、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动能、世界治理供给中国智慧的动能等四重样态.其运行过程也是整合内部各个要素的过程,蕴含内生式政治动能与外生式政治动能相互依赖机制、主体式政治动能与规律式政治动能相互协调机制、制度式政治动能与体验式政治动能交互适应机制、阶段式政治动能与过程式政治动能相互配合机制等四重机制.而其运行释放出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制度规范力、话语凝聚力构成了促进当代中国发展的政治合力并转化为国家治理的能力,极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优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国际性话语权的综合提升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政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开创了人类社会的新型现代化理论范式，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缺乏主导引领力量和失去共富发展动力的内生缺陷。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带领全体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合力，建构了“领导-发展体制”“使命-责任体制”与“决策-执行高效互动模式”有机融合的现代化兴党兴国体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通过进阶式发展目标的引领与接续性奋斗行动的落实，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并呈现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协调均衡发展、世界共建共荣发展”等多目标一体化发展的实践特征。政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建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富裕、开放发展、命运与共等目标引领下，致力于创造美好生活与美好世界的价值取向，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超越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崭新选择，推动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创造了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政治动员的类型透视

政治动员是现代政党的重要功能,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政治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动员在获取民意支持,凝聚社会人财物资源,推动政治决策执行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迁,科学技术发展迅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系统随之亦产生了相应变化,政治动员的表现形态日趋丰富和多元。从政治动员系统的构成要素出发,以政治动员主体、政治动员客体、政治动员环境和政治动员手段等为分类标准,尝试对政治动员的类型进行系统梳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兼析新民主主义理论生成的实践逻辑

描绘革命蓝图,建构革命形象是政党赢得社会认同的主要方式,也是政党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但基于民族抗战的形象塑造,遭到了国民党方面的质疑与批判。应对挑战,中共通过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建构,实现了理论创新,也塑造了崭新的形象。梳理这段历史可以看出,革命政党的形象塑造是多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党间批判与回应的互动交锋,成为推动政党成长与理论进步的重要力量。     

以“组织化”抑制“割据化”:1911年-1949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背景、范式和展望

"割据化"的政治权力结构阻碍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辅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何有效地组织国家政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因此,"组织化抑制割据化"也就成为贯穿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线索。在这个基本线索中,"政党—国家"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范式。"政党—国家"模式以国家主义政党为载体,依靠政党的"组织化"力量,以"一党执政"的政党结构与"政党—国家"一体化的党政关系为主要特征。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克服"割据化"的政治权力格局,从而维系国家政权的统一。但是,这种范式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客观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结构效应分析

中国政治结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良好的自我调适功能,对于构建和维系稳定发展的公共秩序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应该从中国政治结构发挥主导性功能的视角下建立对政治结构的合理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威建设、强化政治结构的基本架构,以此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推动和引导社会力量的发展,形成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良好适应。     

政党执政研究是当今时代极其重要的现实课题——《西欧社会民主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研究》评介

<正>政党是当今世界各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并已成为现代化国家政治生活的中枢,寻求执政和连续、长期执政是其基本目标。各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与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绩效密切地连在一起。因此,当今时代又常常被称之为政党政治时代。在政党政治研究中     

略论政党功能视角下的执政能力建设

一定政治系统中,政党的执政能力无不以政党功能为其能力基础.转型社会中党的社会生态发生变化,这使执政党的功能障碍有着某种可能性存在.面对社会的巨大变化,处于非竞争性体制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注意有效规避各种功能障碍的发生,而达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其功能的恰当定位、执政体制的改革,在于促进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俾使党的功能与社会本身的功能相得益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的变迁、内在逻辑与发展运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演进的内在理路是一个理念、政策、法理以至制度化、规范化的内在升华的过程。在这其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关系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自的成长,更主要的是有利于中国政治文明的积极探索,它为各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提供政治保障,是中国民主政治新时期发展的亮点和增长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的最大亮点是互动与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体现出一种新型领导观;新型领导观的权力基础是“加法”权力观。     

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政治载体与本质特征

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既需翻过传统中国历史之旧篇,又需在当代中国不断开拓出新局。然而,此两者任务都极为艰巨。传统中国是由小农经济、帝国政治、儒家文化、士绅社会组成的四位一体、互为强化的有机整体,决定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整体性的大转型,转型将极为艰难。传统中国既有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士绅、官僚,还是小农、商贾,无一能够肩负支撑中国社会转型的使命。中国艰难的社会大转型与实现现代化都呼唤有效的政治载体,即现代政党之诞生。而越是后发的国家,越需强大的现代化推动力量。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世界上内外情形交织最复杂、人口规模最巨大的现代化,是需要具有最强推动力量的政党领导的现代化。历史证明,翻过旧篇与开拓新局均需政党主导,由此内在地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全球治理中的责任政党——兼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责任

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一个责任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不仅仅来自国内公民社会的利益诉求,也来自全球治理的共同主张,而后者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压力必然对民族国家执政党的政治行动产生影响,在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谐世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需要国外政党的合作,更需要全球公民社会的支持,具体而言,这种合作与支持是通过超越民族国家的政党与社会的功能整合、通过地区认同、全球认同与全球治理共同完成的,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与国际影响力以及在执政背后的深刻的国际责任。     

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政治保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政党制度面临着一系列新的课题与挑战。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结合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战略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元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由个体、组织和群众等构成的多元化主体系统,其中,知识分子、理论家和党的领袖是个体主体,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主体,人民群众是群众主体。从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主体大体上经历了由知识分子主体到理论家主体再到领袖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是从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发展而来并从政党中脱颖而出成为政党主体的。从地位和作用来看,中国共产党、党的领袖、知识分子、理论家、人民群众分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发挥着主导主体、核心主体、基本主体、骨干主体和基础主体的作用,各类主体形成强大合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政党执政资源建设规律探讨——以1949年—1976年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资源建设为例

政党执政资源是指能够为政党实现政治目标提供有效支持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要素的总和.其内容是相互联系、层次分明的统一整体系统,其有效和稀缺的特性对政党这一资源主体在资源的利用技巧以及能力方面提出了要求,而政党对各种执政资源的建设过程可以以一种"输入输出"模式来归纳和总结.本文通过时1949年-1976年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资源建设活动的分析和疏理,从这一个案分析着眼,结合资源科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形成有关政党执政资源建设的五大规律性认识.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民主陷阱

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使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这种做法,在民族国家后的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显然是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支撑的,也纵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殖民。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又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反对民主政治的政治道德逆流,也是十分不恰当的。保持与最广大民众的密切互动和融合,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最应该重视的力量源泉和保障。这是一种更为实际和内在的合法性,是合法性的中国实践和中国形式。     

历史方位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

执政合法性指涉的是政治权力得到人民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的程度.一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流失和增减,中国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稳固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随着建国后历史方位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逐渐建立在经济绩效和政治、社会公平之上.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稳定执政的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稳定执政并有效运转,是该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本文以政治生态、政党政治、执政合法性为视角,分析该党的执政经验给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带来的启示是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执政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合法性与执政有效性的关系;政党现代性与政党阶段性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百年政党伦理建设的历史经验探赜——基于价值、制度和主体的三维解读

伦理道德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集中体现,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建设是维护党的社会形象、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强党长期执政正当性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建设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百年历程,构建出合乎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中国实际的政党伦理体系,为百年大党永葆青春活力提供了有力支撑.以赓续共产主义道德为内核,始终确保百年大党伦理建设根本目标不偏移;以实现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为原则持续优化制度伦理,不断夯实百年大党伦理建设的制度保障;以塑造伦理认知、深化伦理认同、强化伦理自觉为路径,有效强化百年大党伦理建设的内在支撑.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政党伦理建设的历史经验,也是百年大党能够长期有效执政的根本政治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