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诗中顶针技法的创变——兼谈谢灵运山水诗中的顶针修辞

顶针修辞在古诗中的运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反映了诗人思维层次的深化和艺术表现力的拓展。建安诗人对顶针技法的运用超越了《诗经》、汉乐府描摹叙述的功能，将其与个人情志结合，西晋诗人又发展其缠绵的抒情特质，在赠别、行旅等题材中大放异彩。谢灵运则大量采用连珠格与连环体模山范水，并影响到后人关于“谢惠连体”的解读。刘宋时期诗人将顶针修辞与声韵节奏的探索进一步结合，成为诗人“破骈为散”追求句法变化的先声。     

林栋《梅湖吟稿》与闽籍诗人交游考

闽东北福宁府是福建的文化后进地区，寿宁在该府地处偏远，台北重印本林栋《梅湖吟稿》基本以年编次，集子中收有大量赠答唱和之作，对象涉及福宁各县精英乃至省城名流，大致记录了作者从寿宁诗人到寓京福宁诗人再到福建诗人的变身过程，从一个侧面具体而微地表明，到了清末民初，闽籍诗人创作、交往活动和全省文化普及都较此前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新诗集序跋与初期新诗诗人的旧体诗观

从倡导“诗体大解放”、主张白话诗，到有意制造新、旧诗对立以提倡新诗，胡适对旧体诗的态度存在矛盾之处。归根结底，“旧诗”概念本身带有断裂意味，其两层意涵也常被混用，呈现出在概念收紧与放松之间的游移。“五四”以来，新诗集出版一度风行，借助现代传播条件，诗人与读者、诗人与评论家、诗人与诗人之间增进对话与互动。新诗诗人们对诗歌情感与读者共鸣的追求，不仅激励他们尽情释放自然的真情，也使其落入对新旧诗体分野与诗人身份认同的迷茫之中。     

百花原是有情物──浅谈《珠玉词》中花卉描写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花与诗歌的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从《诗经》开始，历代诗人咏花的作品，简直是数不胜数，或赋、或比、或兴，佳作辈出，各擅胜场，使我国古代文艺园地呈现出一派花团锦簇、瑰丽多姿的气象。从《诗经》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到《楚辞》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唐人的“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历代诗人面对自然界花开花落，常常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由于自然界花开花落的自然节律与人生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穷通隐显存在某种同构性质，诗人…     

宋末爱国士人与陶渊明的深刻共鸣

宋末爱国遗民诗人在国破家亡的时代，对陶渊明的忠义气节和超然情怀，从情感深层到理性高度都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这在他们的诗作中有明显的反映。     

土白入诗与新月诗派

土白入诗与诗的口语化紧密相连，与诗人追寻活在嘴巴上的语言密不可分。从白话入诗到土白入诗，是新诗不断向前延伸的一股并不显著的潜流。“创格”时期的新月派诗人集体尝试着土白入诗，既是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平民化的情感流露，更是在日趋板结的官话语言系统中寻求松动、寻求活语的一次诗语输入与试验。     

建国以后华兹华斯在中国的接受

新中国成立后近５０年来华兹华斯在中国的接受历程坎坷曲折，人们对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消极的或反动的浪漫主义诗人到英国诗史上第一流大诗人的变化过程。华兹华斯形象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变形轨迹，表明我们对他的研究评价经历了从受苏联学术观点普遍影响到真正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从机械片面的认识走向全面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从肤浅表象的理解进入深刻内在的接受的发展趋向。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９０年代，我们对华氏诗作的评价和研究取得很大成绩，这大大促进了我国读者对华氏理论与创作的深入理解与接受     

论作为诗人的冯至

本文全面考察了冯至前后两个时期的诗歌。冯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生存诗人，个体的生存状况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且经历了从审美生存到现实生存的转变。早期诗集中，弥漫着浓重的自恋情绪，但却没有完全左右其诗风。诗人的生存状况决定了其诗比同期其他诗作显现出更浓的哲理色彩和深厚的底蕴，诗风呈现出幽婉的格调。４０年代《十四行集》的面世是诗人十年沉默后与自己与社会的对话，昭告其已成为一名现实的生存者。《十四行集》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冯至已是一位成熟的现代生存诗人。     

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的对立统一：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闻一多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兴趣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诗人到学者的文化身份转变过程。这次文化身份转变具有特殊的意义，表面上看，诗人与学者的文化身份是对立的，但其内在文化心理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存在统一性。换句话说，闻一多的文化心理是统一的，一以贯之的，改变的只是表达的方式和载体而已。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中，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在精神、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语言表达方面，都与诗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诗人与学者两种文化身份的融合与统一。     

舒婷与E.E.肯明斯之诗作思想的比较研究

从诗歌思想与诗歌张力方面比较了朦胧派诗人舒婷、美国后现代主义诗人E.E.肯明斯诗歌创作的相似点。两位诗人引 领时代潮流，肩负时代重任，圆满展现了诗歌的独特价值，完成了诗人的历史使命。     

历史与意识形态召唤中的千面诗人(下篇)

近三百年间西方理论家和批评家对诗人（艺术家）各不相同的规定和表述，直接来自言说者艺术观的差异，时各种艺术观的历史化处理将会揭示它们与特定意识形态和历史背景的关联，近三百年间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再到跨国控制的发展历史以及由此决定的意识形态结构地形的变化，在总体上召唤着理论家和批评家作出应答，他们主要围绕着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主轴设计的各不相同的诗人形象都是对这一召唤应答的结果。     

抒发真情 追求真我─—谈李白诗中的“真我”特色

本文从诗歌要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这个角度出发，论述了李白诗中独特的“真我”特色。他的饮酒诗与妇女题材的诗歌更是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社会生活，表现了诗人各个时期的思题感情，具有“真我”的诗人风采。     

荒原归客的政治情思 ——论1980年代昌耀诗歌创作特点

1980年代对于昌耀来说不仅是其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其诗歌的成熟期。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为这位归来诗人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政治烙印，在感叹命运悲痛的同时，其潜藏在文字底下的政治情思也愈加浓烈，并演化为此一时期其诗歌的创作特点。诗歌对痛苦经历的咀嚼、回味，以及由抒发个体精神苦闷延伸到悲悯人类凄苦宿命的过程，表现出诗人由己及人的生命意识和心忧天下的人文关怀；诗歌对主人公为实现心目中的社会理想而与屈辱苦难命运作斗争的骁勇气概的表现，体现了诗人与使命感、责任感相关的政治道义担当；从这一时期诗人旧作初发表和旧作再创作之改写、重写情况，可以窥视诗人如何处理自我精神需求和实现政治理想之关系。     

安徽当代诗歌的发展流变

从"崛起"的诗人梁小斌到先锋诗人沈天鸿、余怒,从独领"风骚"的《诗歌报》到新世纪众多诗派演绎的繁复旋律,安徽当代诗歌呈现出独特的图景。     

浅析唐代诗人群落之气质

本文旨在从个人气质方面对唐代诗人的创作进行探讨，把唐代诗人群划分为四种不同的气质类型，分别阐述了它们的内涵、表现及其后世影响，目的在于探讨诗人气质与创作之间的联系。     

从后自白派诗歌中的“自我”看写作意义与价值的重建

后自白派诗歌突出自我的多重性，关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技巧上讲求自我的距离化，从而使诗人从狭隘的个人视域进入多维多元，由生命体验进入到哲学分析，使思想审理和价值重建成为诗歌活动的最终关怀。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诗歌理论中的民生关怀及其缺陷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诗人，其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亦有前人曾以“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来评价其创作当中重写实、尚通俗的创作倾向。如果说阅读白居易的诗歌，我们可以从诗人平凡的言语中体味诗人对于民生疾苦的深度关切，那么品味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则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份关切背后所蕴涵的内容正是诗人对民生的深切关怀。     

元和五大贬谪诗人生命沉沦初考

元和五大贬谪诗人生命沉沦初考尚永亮作为中唐元和时代的五大诗人，韩愈、柳宋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均数遭贬谪厄运，其生命无不在沉沦中经磨历劫。从踏上贬途到初至贬所再到长久谪居，可谓其生命沉沦的三大阶段。为篇幅所限，这里仅就其第一阶段，亦即在严诏催迫和吏...     

江郎山游记

记得1963年阅读杭州大学夏承焘教授的专著《辛弃疾》，书中说到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受朝廷投降派打击后，晚年定居江西上饶，与浙江永康爱国诗人陈亮互有走访谈心，途中顺便登江郎山观赏奇景．     

“独自成俑”的诗与人——梁小斌论

梁小斌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以单纯、透明、和谐的样式在当代诗歌中独树一帜。通过考察梁小斌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由于长期的“独自成俑”的生存状态与境遇，他的诗歌观念和写作实践经过了从趋向优美到反叛优美的嬗变过程，这使得他成为“朦胧诗”群的一个异数，他的某些观念和实践启迪了其后的“第三代”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