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比较

《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分别为戴震早年以及中晚年治诗作品,二者相较可以发现,戴震前后诗说大同小异:二者均遵循“思无邪”宗旨,以铺陈诗教的思想说诗,诗说中的契合处颇多;在摆脱旧说附会、关注三家诗以及整饬行文上,《杲溪诗经补注》比《毛诗补传》更显得成熟。戴震与朱熹均有不同时期的治诗作品,戴震治诗思想的一贯性与朱熹治诗思想的反差性,分别源于各自不同的诗学背景。     

论戴震治《诗》中的求是与求古 ——兼论吴皖学派分帜问题

就戴震治《诗》对以信古与求是作为标准划分学派这一问题作一爬梳。戴震 在治《诗》时不仅求是,而且求古;不仅信古,而且泥古。其求古为了求是,舍古无以为是 。而吴皖之分不妥的原因就在于其抹杀了是与古的联系,掩盖了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做出 了名不副实的学术分野。     

戴震治《诗》思想研究

从戴震治《诗》的三种著述及其治《诗》的单篇文章两个方面,从不盲目信古、不设立门户、不囿于己见三个角度来对其治《诗》思想进行研究。进而得出:实事求是的治学思想,就其治《诗》而论,洵非过誉之辞。     

《孔子诗论》与戴震的《诗经》研究

戴震反对前人舍《诗序》而论《诗》,以毛、郑为“陋儒”,定郑、卫为“淫诗”的作法,肯定了《毛诗序》为子夏之学,即使非其亲为,而其中之师承当不诬;并且认为,“变风变雅”也如“正风正雅”一样,同样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与“里巷狭邪”,淫僻烦惑之事毫无关系。由今日出土的材料可见,戴震所言与《诗论》的意旨极其相近。以《孔子诗论》与戴震治《诗》的基本观点作比较,说明了戴氏的《诗经》研究著述对今日的《诗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诗论》也为研究戴震的治《诗》成就出示了证明。     

戴震辑佚成就述论

在清代辑佚学史上,戴震是引领风尚的人物,其遍治经术,补缺匡失,成就甚伟。然而,今人言辑佚之事,极少提及戴震。本文从实例出发,试对戴氏在辑佚方面的成就加以探讨。     

戴震《诗经》研究方法简论

戴震的《诗经》研究与前贤、时贤相比,除了具备传统治《诗》方法的训诂字词、疏通章句以外,还善于运用当时比较先进的方法。例如:注重因声求义,善于归纳义例,利用金石材料和语法修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特点,这些方法对后世《诗经》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修己与治人:戴震理欲观新解

关于戴震的“理欲观”，传统研究已经从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情感主义与智识主义这三个维度展开了丰富而具体的分析，但其中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疑难问题。而通过戴震思想所蕴含的修己与治人的维度，可以重新审视戴震的理欲观，并能对传统研究揭示的疑难问题作出新的诠释。首先，戴震以治人为出发点，不仅将程朱主观性和超越性之“理”改造成客观性和公共性之“理”，还将程朱个体性和内在性之“欲”改造成社会性和客观性之“欲”。其次，戴震在修己层面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标准，提出“庸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所有民众的修身标准。再次，戴震不以道德标准作士人和庶民的区分，而将宋以来儒士所体贴之天理视为“一己之意见”，批判其带来的社会治理危害，开启以知识作为士人和庶民的区分标准，显露出不同于传统的近代意识。     

论戴震注《骚》的原则与特点

戴震（1723—1777）,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等官,为乾嘉时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数学家,精通音韵文字训治之学,于乾隆十七年写成《屈原赋注》传于世,其注《骚》之原则与特点颇为鲜明。本文分析论述了戴震注《骚》的原则及特点。     

关于戴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正> 深入开展戴学研究,我认为以下几点意见是应予重视的。第一、要重视研究戴震学术思想的渊源与影响。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了横的方面,研究戴震与朋辈学者关系的文章较多,而研究戴氏学术渊源与影响的文章则很少甚或没有。不深入了解与研究戴震的学术思想渊源与影响,便不可能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戴学。例如戴震“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经学思想与治经方法就渊源于东汉的古文经学,其后又受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等人“明道救世”、“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昧于声音诂训,则不识古人之语言文字,而无以得古人之真意”的影     

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再评价——从18世纪社会史出发的考察

以往在对戴震哲学进行思想史评价时常将其与近代思潮相关联,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做法。由于近代思潮与之前的儒学思潮存在一种断裂,这种思想史的评定方法缺乏合法性。实际上应当将戴震哲学置于儒学的自然进程中加以考察。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尚未受到西方入侵而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状态,作为其有机成分的儒学亦处于立足自身发展逻辑的自然进程中,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18世纪的社会史出发考察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是更为合理的路径。18世纪中国商贸的发展造就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催生了一个世俗化浪潮。戴震哲学是这一浪潮的代表,表达了市民阶层的诉求和心声。戴震哲学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市民儒学,是对以往的政治儒学和精英儒学自下而上的反动。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也就在于其第一次使儒学获得了一种"民间"身份,这在儒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戴震伦理学中的自由思想申论

“分理”是戴震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戴震伦理学中自由思想的关键。因为“分理”概念蕴含着自由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戴震提出的“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和“欲而不私”两个著名命题,与现代自由主义者探讨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律令、个人自由及其边界等问题可以沟通,其自由思想在精神上与李贽一脉相承,但其对自由的认识与论述比李贽更深刻、更圆通     

论戴震哲学的基本精神

本文通过对戴震哲学运思结构的具体剖析,说明批判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其哲学始终,在自然现上,戴震批判虚构,力求实在;在认识论上,戴震批判虚冥,追求真理;在道德学说方面,他又批判虚伪,务求实情.戴震一生以批判的武器,展现了其实事求是的品格.在戴震哲学中,批判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合一的,批判的利刃拓展了实事求是的道路,实事求是的品格又磨砺了批判的锋芒.     

戴震与方志及其手稿与胡适跋文

史传戴震纂修了《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因为二志未署戴名,所以引发后人质疑,通过以二志内容及戴震纂修主张,与署名纂修人汾州知府孙和相所修的《中牟县志》内容相比较,参证北京大学收藏的戴震手稿中的修志稿件,证明二志确出戴震之手;并进一步通过戴震的论述和他与章学诚的讨论,归纳了戴震修志的五点主张。戴震手稿共23篇文章,包括有关《汾州府志》文章四篇,有关《汾阳县志》文章四篇,有关修志文章三篇,有关家乡歙县山水文章二篇,有关其他经典文章四篇、杂文六篇。胡适先生曾撰长篇跋文,予以考评。经过重新分析考证,对23篇文章是否戴震作品,及有关的问题和胡适先生的意见,做了新的评议及结论。确定23篇中绝大多数是戴震的作品,少数是戴震改定作品的原稿,只有段玉裁作黄烈妇庙碑一篇,完全与戴震无关。旧说戴震手稿是抄本有误,确实是戴震的稿本。     

戴震的王道思想探析

戴震生活于清代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但是他志在闻道,期望从文字的训诂开始,发掘及恢复由六经以及典章制度背后所承载的儒家之道。在对义理的阐释过程中,戴震提出了"达情遂欲"的王道思想,并通过一系列论说,指出王者之治的实现意味着人的血气心知之性逐步完满实现。这表明一方面,情欲的落实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以及最终归宿;另一方面,"达情遂欲"并不意味着对百姓情欲的放纵,君王必须承担起教化的责任,通过教化使得人们的心知之性不断趋近于神明的境地。由于人性的不完满,受天命所限、有所愚昧的君主只有通过效法圣人所制作之礼,才能实现王者之治。通过对戴震王道思想的内涵、逻辑推演及如何落实的探讨,正可以窥见他通过哲学上的建构,为其一生所做的事业进行辩护的意图。     

戴震的文学成就初探

关于乾嘉考据学皖派领袖戴震 ,文学家对其贬抑颇多。笔者认为 ,戴震主张“义理、考核、文章”的统一及“道本艺末”的观点 ,实际上就是唐代古文运动“文道合一”思想在清代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与实践的成就与“桐城派”古文大家相比 ,也毫不逊色。     

对戴震批评朱熹理欲观的再认识

戴震指责朱熹冥心求理 ,致使理与事、理与欲歧而为二 ,从而使天理扼杀人欲。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在理欲观上 ,朱熹的“天理”并没有脱离人之欲望。朱熹与戴震一样 ,都主张以理节欲。戴、朱道德哲学有许多内在的深刻的一致性 ,并非根本对立     

重评戴震——关于戴震思想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的省思

戴震思想的研究,长期停留于汉学与宋学、经学与理学以至于“欲”与“理”的方法之争和概念之辩以及唯物与唯心、理学与反理学的思想路线斗争的理论研究层面上,遮蔽了戴震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发展历史以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准确地和完整地评论和判定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从宋明理学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其内在的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种传承关系所导致的原有思想理论的深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动的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反省和反思戴震思想的地位和意义,重新评判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得到的结论是：首先,从宋明理学的发展历史看,戴震是新安理学的终结者;其次,从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历史实际看,戴震是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哲理化进程的终结者;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戴震是通过关于“理欲之辨”的理论批判所实现的对于“理学思辨模式”的片面的和偏激的思想实质及其反社会和敌视人的社会功能批判的实践批判者。     

从辞章到考据——论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

乾隆十九年(1754)前后,戴震等名流汇聚京师,汉学之潮涌动于帝都学坛。青年姚鼐受此激荡,将为学重心从此前的溺爱辞章向经史考据转移。这是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这次学术转折的标志是姚鼐求拜戴震为师。姚鼐约在乾隆二十年秋初结识戴震,对其学术造诣至为钦敬;秋末郑重上书,乞列门墙。尽管姚鼐的请求被拒,但此事既没有中断他与戴震之间的学术交往,更没有妨碍其学术方向的调整。姚鼐此后直到任职四库馆(1773)前夕,以戴震为学问楷模,认同并预于汉学潮流;辞章在其为学中降至末位。姚鼐的学术转向及其后来与汉学派的复杂纠葛,对其建立桐城派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戴震哲学中的“仁”“智”范畴

戴震的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而他早年的《原善》三篇实为其雏形。本文对戴震思想中作为“善’的主要内容的“仁’与“智”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戴震韵书中的治音方法

《声类表》、《方言疏证》、《声韵考》、《转语二十章》是戴震的经典韵书,其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我们在此重点讨论这几部韵书中涉及到的治音方法,再结合戴氏的部分训诂文献,如《尔雅文字考》、《孟子字义疏证》、《诗经补注》、《尚书今文古文考》等,对其治音方法的类别进行了归总,认为戴氏治音主要有五种方法：比较互勘法、离析归纳法、演绎推论法、历史比较法、结构分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