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农民利益保障研究——基于Z村并居案例

现阶段我国推行的"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对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有显著作用,但在此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社会保障问题,引起了各方关于村落发展模式的积极探讨。由于我国农村长期存在粗放式建设用地经营,加上大规模农村人口由农村迁往城镇,造成相当程度土地和宅基地的低效利用和闲置现象,而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可以有效合理规划农村建设布局,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以集约节约用地增加耕地面积、保护耕地、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农村就地城镇化。但试点地区政府在实施"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中存在逐利"冒进"现象,在实施整个过程中缺乏完善配套保障措施,使村民社会保障易陷于困境。因此,实施政策应以维护农村利益为核心,保障合法占得宅基地村民的合法权益,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健全搬迁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营造创业就业环境、完善社区养老保障、完善土地级差利益分配机制、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和保持土地可持续利用,以最大程度保障农民利益,增进农村农民权益。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实施的异化风险及预防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能够有效缓解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压力,同时提高农村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效率,确保耕地总量平衡。但各地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走样",偏离了耕地占补平衡的初衷。坚持统筹规划,健全完善项目规划管理体制;创新农村产权制度,推动农村建设用地优化配置;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和责任评估体系;完善体制机制设计是纠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实施变异现象的良策。     

增减挂钩对城乡统筹发展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是增减挂钩政策的重要目标。增减挂钩主要从城乡建设用地置换、农村投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三条途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现实中,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与相关政策的缺陷,一些地方增减挂钩的城乡统筹发展效应受到抑制。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机制,完善农村投入机制,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中,部分试点省份相继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表明该政策在执行中还有需要约束和规范的方面,如不及时加以完善,不仅违背该政策制定的初衷,还会产生诸多弊端。本文首先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初衷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和思路,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的顺利推行提供参考。     

建设用地指标收益分配机制的瓶颈与突破

建设用地指标收益分配机制关系到指标市场交易机制的发展,与农民权益保护息息相关。指标收益分配增减挂钩和“地票”交易是指标市场机制发展的初级和中级阶段,剖析这两种代表性模式,可以发现建设用地指标价值收益未能充分体现、收益分配也不尽合理等问题。以农地资源综合价值理论认识农地上各项权利背后的利益关系,有助于更系统地对建设用地指标收益问题进行法学分析,构建新型的农地资源价值标准及其归属,并根据价值归属确定参与分配的主体与方式,创新设计收益分配比例。     

现行农地制度安排缺陷与失地农民的权益保护

"三农"问题归根到底都涉及农村土地问题,其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是当前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当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征地补偿制度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是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直接原因。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必须进一步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明确农村集体土地财产权,完善征地补偿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     

合村并居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价值选择

合村并居涉及集体土地的征用、土地整理、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管理及农地承包经营等各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中国农村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的集体财产权制度的重大变革。打破传统法经济学效率唯一论,运用效率与公平两大价值目标对该制度变迁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合村并居的不同发展阶段,必须为集体所有权制度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即寻找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点,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城中村、城边村的改造必须强调土地征用的合理补偿,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强村、大企业主导的村庄兼并必须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干预相结合,使各方集体资产得到平等对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背景下的村庄联合须以最小的公平损失换取最大的效率为原则,提高社区集体资产整体运作效率优先,兼顾社区公共资源的均等分配。     

严控与激励并存: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脉络及地方实施

以土地政策变革为视角,将城镇化放在中国宏观政治经济格局中加以考量发现,近年来,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愈演愈烈,土地成为地方发展过程中首需解决的问题。中央政府实行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土地严控管理,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既有体系困难重重,土地开源迫在眉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此背景下出台。政策的演变与地方实施凸显了中央—地方和国家—农民关系的新变化,展现出政府行为与基层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面向。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下一轮城镇化变革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农地入市”问题之我见

城乡二元结构和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局面,导致了城乡发展差距巨大、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受损严重等众多社会问题。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城乡建设用地统一市场",可谓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良好契机。然而,"农地入市"面临着法律障碍、制度约束等困境,如何建立合理规范的城乡建设用地统一市场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尝试。     

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视角下的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探析

城镇化进程推动土地市价急剧上涨,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的经济价值愈加凸显.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关键在于切实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并充分实现其经济价值.我们深入研究在政府征地、承包地流转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三种土地财产权益实现途径中所存在的征地补偿金不足、承包地流转不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限等制度障碍问题,分析当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所具备的有利条件,进而提出保障和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政策建议.     

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法律困境与制度创新

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有助于缓解城市供地压力,提高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有助于健全土地要素市场,实现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的平等;有助于强化农民权益保障,推进农民市民化。当前,我国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构建主要面临四大现实困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法律性质定位不清;流转规划法律制度不健全;流转中政府职责(权力)定位不明;流转收益分配法律制度欠科学。须从四方面来加强相应制度创新,助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有效运行。     

土地征收与集体权益保护

目前征地实践中之所以出现各种矛盾交织、各方利益失衡、纠纷不断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造成了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的侵害.土地征收权的滥用使得集体土地所有权被任意剥夺;征地补偿制度的不合理侵害农民集体权益;征地程序的不完善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受侵害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保护土地征收中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的途径主要有明确规定"公共利益"需要的含义或具体规定国家征地权的适用范围;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制度,既能有效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又能满足建设用地的需求;建立土地征收中的谈判协商机制,赋予被征地农民在土地价格谈判中的话语权;完善集体所有权保护立法,规范农民集体组织经营管理层在征地中的权限范围,保护集体成员的权益.     

走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遇到的困境主要有二:一是如何将粘附在户籍上面的福利功能剥离出来,二是如何将粘附在土地上的保障功能剥离出来.要走出这两大困境,一是可通过政府土地财政解决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而不是首先考虑由此产生的成本在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如何分担的问题;二是要修改现行的土地法律,允许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后放弃土地耕种但可不放弃土地权益,即“放土不放权”,而不是象有些地方把农民放弃土地权益作为置换城市户口的前提.为此,笔者建议在长三角率先试行让农民宅基地指标随人口流动而流动的改革,通过建立宅基地指标库,把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量与增加农民工落户数量挂钩,并允许农民用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     

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理性反思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土地征用目标泛化和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等缺陷 ,并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中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和组织保障、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公共利益界定和征地补偿标准制定技术上的困难等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明确界定公共利益 ,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 ,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赋予农民国民待遇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有效约束机制 ,避免政府暴力潜能等有助于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权益得不到充分有效保护,其根源就在于法律制度上的缺位.保障农民权益,实现农民权益,必须加强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合理流转的新思考

农村土地制度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当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以及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迫切需要,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合理流转的基本实现路径包括清晰的市场主体界定、合理的权益分配格局和科学的制度规范模式;而制定城乡建设用地刚性约束措施,改革公益征地价格形成机制则可以规避流转后可能产生的利益盲动和制度寻租.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验研究:从“宅基地换房”到“地票”交易所

城市化带来大规模农地转用。在现行的制度下,土地的城市化与耕地保护显然存在冲突。严峻的用地实践催生了土地制度变迁,进而开启了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之路。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衡的思路下,各地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形成了一条从宅基地换房、挂钩项目到地票交易所的演进路径。以中国的实践为基础,本文对这样一条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脉络做了简单勾勒,分析了变迁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土地制度演进方向做了尝试性探索。     

农民工住房问题的体制约束与创新构想

农民工住房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的特殊问题,也是当前中国住房问题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是城镇化发展新阶段的重要任务,但目前面临着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住房建设用地配置制度、财政体制、金融体制以及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缺失等方面的约束。因此,要切实有效地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就必须进行体制创新,化解当前所面临的体制约束。具体而言,就是要建立起以农民工流入地为主的管理模式,建立和实施按常住人口配置住房建设用地的制度,建立与常住人口挂钩、分级负责的财政体制,发展专业性住房金融机构和竞争性住房金融市场,并以"两政"改革驱动建立地方政府激励机制。     

我国农民权益保护制度研究

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建设的关键在于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权益得不到充分有效保护的根源就在于法律制度上的缺位.从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社会保障法、诉讼仲裁法以及国际法等法律制度层面来为我国农民权益保护提供全方位的制度支撑,是有效解决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根本之策.     

资本下乡: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实践逻辑——以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为例

成都市青白江区的城乡统筹表现为"农民上楼"(农民集中居住)和"资本下乡"(农业规模经营)两个方面。资本下乡当中农业企业的实践逻辑在于:企业资本到农村地区大规模流转农地、开展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取农业经营收入,而是为了能够从政府(融资平台)那里获得增减挂钩的项目及土地指标。在这种作用机制下,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出激进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