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自治的法学分析

从制度层面来说,居民自治是通过宪法、法律所确认的居民委员会的居民依法办理自己事情的自由的法律制度,并以此确认了居民自治权;从行为层面来说,居民自治是居民委员会法定范围内的居民民主行使居民自治权的活动。从法哲学的视角来看,居民自治是社会和国家适度分离与互动的体现,是基层自治权直接行使与间接行使的结合。居民自治高举着民主和法治两面大旗。     

如何处理街道办事处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解决和处理好街道办事处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不简单是依法办事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政治建设的大问题。必须从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入手,抓住主要问题,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依法和自治的关系。《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社区居民委员会依法自治的法律依据,也是街道办事处依法指导社区委员会自治的重要保证。街道办事处作为党和政府指导社区自治的“结合部”和“交汇点”,坚持依法办事至关重要,承担着把党的主张和法律的要求变成居民民主自治的意志的任务。一方面街道办事处要在严格坚持依法行政的前提下,改变自己的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     

论居民自治法律体系的完善——从“权利优于公共组织”之逻辑关系切入

我国现行有关居民自治的法律体系主要由宪法第11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构成,其主要规范居民委员会的组织、任务和运行等事项,对居民自治权鲜有提及。以居民委员会为核心的自治法体系与"权利优于公共组织"的逻辑不符,使"居民委员会治理"代替了"公民自治",阉割了自治权的应有内涵,扭曲了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我国居民自治立法应当重构居民自治组织之法律性质,突出自治权在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地位,并通过制定《居民自治法》形成以居民自治权为核心的自治法体系。     

论村民自治的有效与有序实现

实行村民自治是公共权力演变内在逻辑的体现和要求,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农村改革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选择,这使得村民自治既具有规律性,又具有现实性。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党的领导权、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各自与自治权之间的关系以及村庄内部自治权的实际运行等方面的问题,村民自治难以有效有序地实现。因此,处理好党的领导权、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和规范村庄内部自治权的具体运行是促进村民自治有效有序实现的主要路径。     

论我国城镇社区居民自治权实现的创新

我国城镇社区存在着社区地域范围划分不合理,社区居民没有内在的利益和情感联结,现有社区自治组织过度行政化,社区居民自治权实现缺乏内在的动力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我国城镇社区居民自治权的实现。其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居民在自治过程中未能形成稳定的社区居民自治共同体,城镇社区居民自治缺乏必要的共同体意识和客观物质基础。本文认为要实现我国城镇社区的居民自治,必须将居民自治权建立在适当的社区居民自治共同体之上,住房小区化基础上不断成熟和壮大的居民小区为居民自治权实现奠定了客观物质条件;以居民小区中居民共同利益为基础可以构建起稳定的社区居民自治共同体,改变传统的、按照行政区域确定的居民社区自治为居民小区自治,通过小区居民共同情感和经济利益为纽带,重构新型居民自治共同体,实现城镇居民自治权。     

我国“城市社区”的法律释义与实践发展

我国宪法、法律规定城市基层民主的形式是“居民委员会”,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实践的创新,“城市社区”延伸和取代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含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社区”经历了初创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化阶段,即城市社区从“法律上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建设的政府领导——政府领导与居民自治的双重属性”的变化,推导出今后我国城市社区的法律地位可能的两个趋向,即社区自治的归位和政府领导的弱化.     

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研究———以芜湖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以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为对象，从芜湖市社区治理现状入手，分析目前中小城市社区治理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政府行政与社区自治缺乏良性互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角色定位模糊、社居委与各类组织之间存在关系悖论等问题。对城市基层组织做出制度分析，并提出在凸显基层政府服务功能、激发居民自治动力等新形势下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的可操作性对策．进而探索中小城市基层管理新的体制，建立符合中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特色与规律的社区管理模式。     

生成与重构:国家治理结构视阈下的居民委员会制度

城市社区设立居民委员会进行居民自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即具有《宪法》的保障,也是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结合居民委员会工作实践,不难得出其存在的诸多诟病: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党、政府、社会相关权力边界模糊以及基层治理结构缺乏科学性等. 因此,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优化中央地方关系,构建多元治理结构,鼓励社区治理创新,便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背后的故事

伴随新中国成立而出现并最终为法律所规范的居民委员会．是中国城市居民群众最基本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创建于何时何地．长期以来众说纷纭。2008年6月28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被有关部门认定为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亲笔为之题写了”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的牌匾。围绕这个首开我国城市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先河的“第一个居委会”寻访、认定中所发生的种种曲折,记者几经探访,捧献给读者这篇——     

成都市“还权、赋能、归位”的居民自治实践

2010年3月18日,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完善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机制试点方案》。《方案》提出了发展基层民主的三个总体要求：一是还权,扩大社区居民自治范围,落实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切实发挥社区居民自治作用,切实保障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利,     

村民自治问题、对策与未来走向研究综述

村民自治在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村民自治的基本内涵在于"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民自治实施中相关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农民的政治参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民主监督、村民自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乡政村治"等五个方面。从未来走向看,村民自治将向着权利保障、社区重建、民主化和制度化方向迈进。     

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困境分析

村民自治的制度目标是:通过村民的"四个民主"活动,实现转型时期中国农村治理方式的民主化。然而,由于村庄内部的两个行为者———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利益冲突,以及二者力量的不对称,致使"四个民主"的发展呈失衡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国家必须作为村庄外部的主要力量监督和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对二者的矛盾加以协调,对其他三个民主的实施加以规范和引导。     

拓展民主的制度空间:构建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

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各类新兴政治空间的生成,基层民主政治越来越需要超越传统的"非国家政权"的社会空间领域,需要着眼于基层政权和社会的政治联系,建构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这种基层民主发展模式不仅包括程序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且也包括以乡镇、区县和街道等基层政权组织为核心所形成的民主参与、政治沟通和社会治理机制.在基层政权的制度平台上来加以开发和累积民主经验,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有助于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内涵,而且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更高程度的政治发展来说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协商民主视域下农村公民教育探析

协商民主与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契合,将之嵌入乡村治理,是谋求乡村善治的可行路径。推进协商民主所内在的对公民素养和能力的要求与我国农村公民意识缺失和能力欠缺的矛盾,是当前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主体困境。公民教育是培育理想公民的最佳途径,协商民主视阈下的农村公民教育应将农民培育成具有主体性及权、责意识,具有参与意识、公民能力和公民美德的现代化公民。     

关于我国城镇社区自治的思考

我国的城镇社区自治制度建设已经展开,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的城镇社区自治尚处于初创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加以完善,以推进我国城镇社区自治的进程。     

选举与协商：村民自治的双轮驱动

选举与协商是农村基层民主的两种实践形式。村民自治使民主的价值深入民心,民主选举逐渐成为村民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主协商则因缺乏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撑而进展缓慢。重选举而轻协商的民主实践造成了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单兵突进,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进展缓慢,导致了选举与治理绩效的脱节。民主选举具有间断性、阶段性、单一性、规范性;民主协商具有常态性、全程性、灵活性、多样性。在坚持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必须加快协商制度化建设,探索协商实现形式与程序设计,培育协商主体,加快协商支持体系建设,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协商发展,实现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行。     

论村民自治的凭借资源

村民自治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与社会稳定.目前,村民自治的发展受到凭借资源的限制:社会民主政治氛围不浓厚、良好法律环境及社会支持力量缺失是其外部资源贫乏的主要表现;内部则表现为人力资源及村财的极度贫乏,这些因素严重地制约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因此,创造和谐的政治氛围、完善村民自治立法、提高村干部素质、改革村财制度等是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改革——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关系出发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说”为村民自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但村民自治改革作为一种内生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要推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自治，建构市民社会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分，并为社会自治权提供侵权法律救济，从而在组织形态和权力形态上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性互动。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全国2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依据计划行为理论设计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通过对1794名居民数据的探索性和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讨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影响因素的合理模型以及各个因素对居民社区自治行为的影响关系和程度。结果表明：计划行为理论基础因子得到了修正;自治态度、自治实际控制感、自治行为、人格倾向、社区社会资本、自治认知、社会经济地位7因素模型为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影响因素的合理模型;自治实际控制感、社区社会资本、人格倾向、自治态度、自治认知是正向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