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论嘉绒藏族土司祖源的四种文本及其文化特点

在嘉绒藏族土司的祖源问题上,嘉绒土司、苯教学者、藏传佛教僧侣以及中原史家这四方从各自的角度分别进行了解答,因而相应地产生了四种不同的历史文本,即:“琼乌卵生说”、“琼部东迁说”、“四(六)氏族说”和“皇帝册封说”.通过对这四类历史文本的解读,不仅可以厘清嘉绒土司与临近藏区和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而且从中也能反映出嘉绒地区所具有的多种文化元素互相碰撞、融合、共存的历史文化特点.     

数字崇拜与文化象征:对"嘉绒十八土司"历史文化内涵的探讨

"嘉绒十八土司"被视为是一个关于嘉绒藏族历史地理范围的表述,但在具体理解上却存在不少分歧,且各有不合情理之处.从"十八"之说广泛存在于苯教文化体系,以及象雄苯教与嘉绒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来看,"嘉绒十八土司"很可能源于苯教关于"十八"的数字崇拜及相关的象征文化,"十八土司"非实指,无关嘉绒藏族的地理范围.     

从几份档案中看滇藏经济贸易——兼谈对云南藏区社会经济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云南迪庆州中旬、德钦县及维西傈傈族自治县,是藏族聚居地区。其中德钦、中甸二县藏族更较为多。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为唐王朝同吐蕃及南诏地方政权角逐之地,宋元时期藏族文化渗入较深。有明以来,由于丽江木氏纳西族土司势力的发展,纳西族文化及政治势力渗入,西及盐井地域。迨明末清初,随着纳西族木氏土司势力的衰退,藏族的发展及黄敦寺院在滇西北的建立,使藏族的经济、文化在这一地域又发展起来。入清之后,     

古代藏族地域概念的形成与演变

地理结构、政治形态、经济格局及文化语言的区域分化等各因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并受到藏族特有的区域划分法影响,逐渐形成了历史上各种颇具特色的藏族地域概念.藏区地域概念的形成与演变,展现了古代青藏高原的统一与强大、整合与分离的具体情况,是藏族历史地理发展演变过程中藏区地域文化结构产生的标志.同时,内地中央王朝政体的变化与边疆政策的更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藏区地域概念的生成演变,决定着藏区地域格局不断伸缩的历史走向.     

简论土司制度的核心与实质问题

土司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以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土官,其实质问题是"以夷制夷"。土地占有制度的长期稳定及其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土官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以及历代中央王朝的扶植是支撑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维护了边疆安全和国家统一,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内地和边疆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

元明时期是广西壮族土司制度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王朝中央间接统治和壮族土司以其故俗世袭统治的双轨式管理体制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成就之取得,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为强化其于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封建统治和各个壮族土司政权为巩固其世袭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上对地域农业开发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和壮族土司为达到巩固统治之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经济的开发,一方面为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夯实和强化了壮族土司制度统治的根基,使得壮族土司制度在元明时代得以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进而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论土司制度的灵魂

土司制度是历代统治者不断总结统治少数民族的经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俗而治的一种产物,少数民族首领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保卫边疆中具有汉族流官所无法替代的优势和作用,中央王朝依靠少数民族首领的间接统治方法同样体现了实事求是和因俗而治的原则,随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已日益失去其经济基础,被改土归流实际上也是因事制宜的结果。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灵魂"可以说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原则的具体运用。     

试析甘青土司与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当中央王朝的统治延伸到边疆民族地区时，首先面临的就是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如何有效治理和管辖这些民族地区，中央王朝为解决该问题便推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羁縻政策。后来，发展到元时在西、南边疆演变为土司制度，明时发展，清后期衰落。从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方面分析，     

一个国外学者对中国壮族土司的研究——詹妮弗·托克《中国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介评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的一种有别于汉族地区的统治政策.其中,壮族土司制度源远流长,对壮族聚居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研究壮族史和广西地方史的重要内容,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女博士詹妮弗·托克(Jennifer Took)所著的《中国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中华帝国晚期壮族首领在土司制度下的特权》[1]①就是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壮族土司的一部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外学者对中国土司制度的基本观点及研究趋势.     

广角镜

是民族关系,更是政治隶属关系最近一期的《中国西藏》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说,流亡国外的少数西藏分裂主义者鼓吹“西藏独立”的一种论点是:在中国历史上元、清两朝,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民族关系,即藏族与蒙古族,藏族与满族的关系,而不是西藏地方隶属中央政权的政治关系。文章以大量事实说明元、清两朝代表中央政权,绝不是仅仅代表蒙古族和满族的王朝。如果说蒙古族在建立元朝、满族在建立清朝之前,与藏族的关系是民族     

武陵山区古代少数民族社会治理与结构变迁——以老司城遗址为中心的分析

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社会的一种职官体制,是从羁縻制度转化而来,这一转化不仅是政治一体化逐渐强化和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区域社会结构过程。本文以土家族地区老司城遗址为中心,从身份等级、宗族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变化来分析这一变迁脉络:一方面,"国家"采取多种治策如朝贡、册封和军事征调等不断加强对民族区域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民族区域社会在与中央权力的互动过程中则建构起自身"地方"自治的权利架构和统治秩序。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本模式和要素都受"国家"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区域社会"地方"对"国家"的认同不断加强,民族区域社会的内在体系建构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     

荣耀与追求:广西壮族土司民族认同之考察

历史上广西壮族土司的"攀汉现象",既是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英雄历史心性的体现。壮族土司以及受土司影响而在壮族民间所形成的"汉人后裔意识",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壮族自我意识的缺失。这种文化策略,也是历史上壮族"汉而不化"、"融而不合"奇妙现象的原因之一,对后来的壮族民族自我意识的再生亦产生重要影响。     

多续藏族土司研究

学界至今无人对多续藏族土司作专门的研究,文章试图通过对咸丰《冕宁县志》及相关材料中有关多续藏族土司记载的解读,结合田野调查所得材料,来说明冕宁县多续藏族土司制度的沿革、运作和土司辖区文化的变迁,并对土司制度的消亡作一点探讨。     

试论中国土司国家认同的实质

元明清等朝创设和实施土司制度,使中国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经历数百年的土司政治,对国家权力渗延与乡村社会管控、王朝社稷稳固与国家领土完整、中华民族形成与少数民族进步、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等深具影响.各族土司为保有自身统治利益,在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其国家认同的实质是:认同、亲附华夏—汉民族,传承、实践历代王朝积淀的制度文明,拱卫王朝社稷和顺附强势王权,传播、共享中原文化.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包家族考述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中有一支著名的吐蕃汉姓部落“包家族”,其来源是吐蕃化的汉姓丁家,最初居地在秦州宁远砦北,后迁徙于熙、河、洮、岷等地,并从此世居此地,其家族成员有宋代的包约、包顺、包诚及金朝的包长寿、包世显等。包家族归附宋、金王朝后,始终效力于宋、金王朝,与宋、金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 ——明代广西土司的宗教实践

元明土司制度的建立,事实上使得这些地方势力的权力基础开始由中央王朝掌控,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土司只有依赖于帝国权力才能维持和参与地方权力的竞争。在这一情形下,中央王朝的宇宙观与象征体系被全面引入该地区,既成为土司维持现有权力的工具,也为土司可能的扩张铺平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土司似乎也尝试利用新的宗教象征体系将其家族权力与地方社会扣连在一起,但这一结果也最多只能是杜绝其他土司对其领土的觊觎,反而更加强了帝国对广西土司地区的支配。     

朗达玛灭佛与唐武宗灭佛之比较研究

众所周知,七至十世纪初,当东部汉地正处于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最为繁盛的唐王朝的时侯,而祖国的西部,由藏族人民建立的吐蕃王朝也崛起于青藏高原,在藏族历史上写下了最为荣耀的一章:藏族人民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这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唐王朝与吐蕃王朝的全部历史,也许我们会发现,在唐朝与吐蕃的宏伟历史画卷上,有着相似的一幅:这就是吐蕃的朗达玛赞普灭佛事件与唐朝武宗皇帝的灭佛事件。比较这两次有名的灭佛事件,找出二者之间的相同与差异,对我们     

羁縻与渗透: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处理西北民族问题策略透视——以1937年甘肃卓尼事变为例

1937年8月,甘肃卓尼发生藏族土司杨积庆被害事件,围绕此一事件造成的权力真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地方实力派与藏族各界展开博弈。抗战方兴,中央政权对待边疆民族宗教问题的策略是努力保持大后方稳定,而地方实力派鲁大昌却力主改土归流,藏族上层人士则居间折冲,实际上主张保留土司制度。地方政权借助军事威慑,恩威并用,以保留形式上的土司制度羁縻藏族上层,以建立地方政权系统逐步进行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