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藏戏的佛教观念与悲剧意识

传统藏戏通过悲剧性情境、悲剧意味浓烈的情节,甚至不乏通过制造矛盾冲突与推动剧情发展的各种斗争手段,营造藏戏的悲剧情境。然而由于宗教观念的影响以及独特的创作方式,传统藏戏的悲剧性却遭到不同程度的消解。传统藏戏的故事编织方式、人物佛性化的性格特征、戏剧结局方式、因过于强调故事性而忽略了场面描写和细节描写,这些都对悲剧性情境的有所消解。不同于西方戏剧中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传统藏戏是一种具有东方佛教底蕴的超越性悲剧。佛教开阔的生命观念及克己修忍等伦理规范,使藏戏人物以一种超脱的心境面对一切苦难和悲剧性困境。如果说西方式悲剧的抗争精神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命运之间的抗争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那么传统藏戏则突出的是人与苦难本身的精神上抗争的藏传佛教底蕴。人物直面无尽苦难和悲剧性困境的抗争精神,使传统藏戏形成为一种独具佛教特色的超越性悲剧,同样能唤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试论回族传统审美思维方式的特点

回族的传统审美思维方式不完全是抽象思维的或逻辑思维的,而是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结合体,但在这个结合体中,它偏重于理性思维,偏重于在认识、理解、推理、判断的过程中去把握审美对象。     

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装饰艺术与雕刻工艺

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装饰艺术与雕刻工艺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这些艺术形式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更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对于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敬畏。凭借其精湛的技巧和丰富的象征意义，传统建筑中的装饰艺术与雕刻工艺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和幸福境界的向往。本文主要就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装饰艺术与雕刻工艺展开详细论述。     

传统山水审美文化在实景演出中的现代演绎

实景演出是近十年来中国旅游演艺的经典样式,它开创了演艺的"大制作"时代,其将传统山水审美文化与现代元素结合的特征,被固化下来并成为体现艺术魅力的重要方面。本文以案例分析为基础,从艺术的原生美、意境美与和谐美的鲜活表现,阐释了传统山水审美文化在实景演出中的现代演绎。     

传统藏式家具审美特征及成因研究

传统藏式家具自成体系，独具雪域风格，其审美特征可以归纳为“建筑化”的外部造型、“密码化”的色彩运用和“多元化”的装饰纹样。藏族房屋的建筑形式对传统藏式家具的造型具有启发性，使其外观造型具有“建筑化”特征，传统藏式家具甚至可以视为藏族建筑的缩微版；色彩如同是青藏高原上特有的“密码”，也是传统藏式家具给人的第一印象，这种独特的艺术语言便成为传统藏式家具重要审美特征之一；而透过传统藏式家具“多样化”的装饰纹样，我们可以参悟家具制作者不朽的匠人精神，同时也可以窥见藏族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审美特征的形成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并涉及到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方面，通过对传统藏式家具造型、色彩和纹样的分析，可以探究其审美特征的形成原因，即就近取材，适合藏人生活方式；宗教寓意，劝诫藏人从善弃恶；文化交融，寄托藏人美好愿望。     

藏族民间表演艺术的苦难叙事与精神超越

历史上藏族民众的苦难遭遇与体验成为藏族民间表演艺术的一个重要表现内容,成为艺术表演中苦难叙述的现实基础和创作动因。藏族民间表演艺术中苦难形态主要表现为生存之苦、身心之苦、离别之苦、苦众生之苦等。受到藏传佛教深刻影响的传统藏戏,在剧中直接"裸露"苦难,展示种种苦难,再通过修行克服苦难。藏族民间表演艺术中,人们面对苦难现实主要表现为两种态度:勇敢应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抗争精神,坦然面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超越精神。遗憾的是,佛教教义苦难观念的深刻影响,使表演艺术无形中消解了最为珍贵的丰富的感性元素,剥落了丰富的心灵和情绪感受以及感性化体验。     

格萨尔藏戏传承实践及文化表征

格萨尔藏戏将口头诗歌中的“歌”化为具体的表演行为动态实践，集声音、舞蹈、仪式和群体互动等多种形式于一体，是历史悠久、别具特色的藏戏剧种。格萨尔藏戏表演通过对古典时代民族民间文化的重构与想象，构成格萨尔史诗更丰富宽广的表达。作为文化象征的表述符号，格萨尔藏戏是口头传统研究中的表演民族志，其歌舞形态为本的言说系统，更贴近格萨尔史诗说唱本体，并重新廓清格萨尔史诗口传与书写之间复杂的关联，还口头说唱以本原。格萨尔史诗戏剧化表演实践与创新中的复合性、融合性、新生性特征和带有实验性的探索，使格萨尔藏戏经历新的蜕变。     

浅析马远《水图》的传统符号对当代工笔花鸟画的影响

中国当代工笔花鸟画摆脱了传统花鸟题材的局限，语言层面强调传统的精神体验而不是枯燥的临摹，传统符号在画家审美重构中重新被认知。本文重点对马远《水图》中“水”的代表性符号进行阐释，当代工笔花鸟画家秦艾、陈小琴将“水”传统符号转化更得理性和观念化，绘画题材和画面图式都有新的创新，作品呈现传统的精神脉络。     

论油画艺术中的主观色彩

主观色彩表达进入西方现代艺术阶段后，开始放射出它耀眼的光芒，得到社会的认知与共鸣。这离不开在漫长传统艺术中对它的摸索与积累，在传统油画大师的作品中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本文从油画色彩语言的形式演变的层面、油画色彩与画家主体意识的对应状态的层面中呈现出一种由外部描摹向内心深入发展的转变轨迹，进而来研究主观性色彩语言的形成基因、显著特点和精神追求。艺术中色彩的感情力量和艺术表现，即色彩的精神性，主要是通过主观色彩来体现的。研究与探索油画的主观性色彩的表现，借鉴与吸收中国传统画中主观性色彩表现这一审美特质是当今油画家创新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雪景山水画的造境艺术探讨

我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中国传统雪景山水画在山水画的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雪景山水画中蕴藏着精神价值和审美意义.艺术源于自然,是描述大自然静态美的一种工具,能够将抽象的自然美形象化.本文主要探讨了一些有关中国传统雪景山水画造境艺术的相关问题,希望可以给相关人士提供一些具有价值性的意见.     

论回族爱情叙事诗的悲剧美--以《马五哥与尕豆妹》为例

作为回族民间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爱情叙事诗,由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长期的传播中赢得了回族及周边各族人民的喜爱。同时,它又以粗犷、直率、沉郁的语言抒发了一种悲壮的感情,令人回味无穷。文章欲以在西北农村广泛传唱的“花儿”体叙事长诗《马五哥与尕豆妹》为例,试图利用社会人类学的功能理论来尝试性的分析回族爱情叙事诗的悲剧美。     

Editorial note

The paper addresses the recent flurry of beauty pageants as reintegration rituals which specifically aim at the symbolic integration of some stigmatized embodied identities: Miss HIV (Botswana, Uganda, Nigeria, Zimbabwe but also Russia), Mr or Ms AIDS (Kenya) and the most recent Miss Landmine (Angola, Cambodia). Common reactions to such events betray a most uncomfortable moral quandary: people seem torn between condemnation, repulsion and a very hesitant acknowledgement of the stated aim of positive re-integr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is moral discomfort through its relations to a number of unresolved issues: the ambiguous status of beauty,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igma and (its lack of) public representation, the multiple uses of beauty pageants as integrative rituals and the importance of beauty practices as a means to re-create meaning and dignity in distressing circumstances. Contestants’ interviews make it clear that they use the beauty pageants as one of the few – or maybe the only – site allowing for pers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affirmation. The necessary collective dimension of these affirmations is linked to the socio-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of countries just re-emerging from armed struggle.     

试论恰白·次旦平措诗作的意象艺术

文章从诗歌美学的角度,浅论了恰白·次旦平措的诗歌意象的形成、种类、类型和特征;他把感觉与情思,隐匿在有着独特、新颖、具感性的意象背后,让它们在有机的组合中,含蓄地反映雪域高原的生活,以表现昂扬向上的民族风貌和时代精神.     

论《格萨尔》对藏族民间信仰观念之体现

《格萨尔》作为一部曲折表现藏族人民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英雄史诗,承载了藏族民间的信仰文化,藏族人的真、利、善、美、圣观念在其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因而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也正是这种统一性,使得历史与现实的“真”和文学的“真”,通过以表现史诗主人公格萨尔金戈铁马一生所获得的现实的“利”与幻想的“利”的故事为载体,以善、美、圣为意义的支持而得以实现。文章从探讨存在于《格萨尔》中藏民族的真、利、善、美、圣观念及其相互支持、相互诠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关系入手,企图从整体上考察藏族文化何以形成被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的凝聚力,何以有延续千年而不衰的活力。     

拉萨市近10年旅游业的发展及广阔前景

拉萨市旅游业在起步后的20多年间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使旅游业已经成为拉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将进一步推动西藏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拉萨市将向生态化、国际化的旅游名城迈进。     

钦州西部的地方历史与都峒之民祖先记忆的创制

本文意在分析宋明以降钦州西部溪峒社会的变迁与当地人群祖先记忆创制之间的关系。在宋代,今广西防城港市一带为广南西路钦州西部七峒之地,是一种以地方酋领为核心的社会。进入明代,里甲制度的推行以及宣德年间的弃交趾事件,使七峒中的四峒叛附安南。嘉靖间,知州林希元加强了对钦州西部的经营,他还参与当时的"议征安南",积极主战。于是,四峒一事成为林主张"讨"安南、"取"安南的重要理由。此时,四峒之民也急于归正复业。正是在这种情景下,"汉将后裔"的记忆得到创制。     

华南-珠江流域盘古神话的北传——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二

中国有关“开辟创世”和“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故事传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中原的女娲、伏羲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北方型神话系统和以珠江流域的盘古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南方型神话系统。本文通过对《述异记》最早记载的“南海中有盘古国”“桂林有盘古祠”的历史分析和实地考察,阐明盘古神话源于华南—珠江流域的“盘古国”,三国时传于吴楚间。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葛洪闻交趾出丹砂而求为广西勾漏令,后止于广东的罗浮山修道、炼丹、著书,在《枕中记·众仙记》中首先把盘古列入道教神谱,奉称“盘古真人”,尊为开天辟地“元始天王”,又称“三皇”、“五帝”“皆其后裔”,便把原秦汉文献所载北方远古神话无开天辟地之神给予填补,加以整合使之衔接,将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构建了中华大地天帝尊神的世系,盘古神话也就随着道教渐渐在北方流传开来。而中原一带有关盘古神话故事表现为再生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充满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也正是导源于葛洪把珠江流域原生型的盘古神话加以整合使之道教化的混融性产物。     

论壮族舞龙运动的起因

象征华夏民族精神的舞龙,广泛流传在祖国辽阔疆域的南北东西。广西壮族人民也非常喜欢舞龙运动,对于壮族舞龙运动的渊源,我们根据人类学、考古学以及丰富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分析,谈谈我们的看法。     

试论国民政府时期开发西北的思想主张

国民政府完成全国统一后,对西北的建设颇为重视。当时出现了许多开发西北的可贵思想,今天看来,仍有可资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