唃厮啰政权和藏传佛教后弘期

本文从藏传佛教“后弘期”何以在宗喀发端和“后弘期”的印记两个方面出发,对宗喀吐蕃政权怎样利用藏传佛教统一、凝聚民族意志,从而达到兴兵割据,立国称雄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吐蕃佛教史论

吐蕃佛教,西藏佛教史家又称为前弘期佛教。它不同于10世纪以后形成的中国藏语系佛教,但它把佛教引进到了藏区社会。促进了吐蕃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因此,笔者拟对吐蕃佛教作一粗浅的论述,请学界方家及同仁指正。     

青唐记忆

位于"草原边缘""走廊交界"与"中间圈"的藏东地区,拥有文化结构上的特殊性:由于远离西藏中部,安多避免了中世纪吐蕃王朝覆灭后卫藏的弥散状态。10世纪中叶佛教的后弘期复兴,可以看作是藏东安多与藏西阿里两个外围地区向中心辐射的结果。本文试图从安多、青唐(现青海西宁)出发,以唃厮啰与格萨尔相似的叙事结构作为隐喻,说明后弘期的佛教复振与影响在当下的安多社会与文化中依旧存在。     

唐五代河西佛教与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

河西佛教源远流长 ,唐五代时期 ,敦煌、甘州、凉州及炳灵寺等地 ,皆为佛教文化之中心。河西佛教经过唐朝和吐蕃王朝时期的发展 ,到唐末五代时期呈现出多民族交融的特点 ,当时河西各民族中佛教极为盛行 ,正与河西佛教的这种地方特点不无关系。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兴起 ,就深受河西佛教的影响     

尼泊尔赤尊公主与吐蕃佛教

公元631年,吐蕃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迎娶赤尊公主为妃。赤尊公主作为吐蕃佛教的早期传播者之一,在"蕃尼古道"上开通了佛教传播和文化交流的一条要道。她不仅将佛教从尼泊尔传入吐蕃,而且把尼泊尔佛教绘画艺术和建筑工巧传入雪域藏地,从而创建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殿堂,并丰富了吐蕃建筑工艺,为藏民族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元素。     

试论藏传佛教在甘肃地区的传播(二)

佛教传入中国后,甘肃属较早的传播地域。由于"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横穿其境,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汇的地带,也是佛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地区。尤其是10世纪后期,藏传佛教也随即产生并日趋成熟,逐步得到了宋朝、西夏和元朝的信任与尊崇,高僧大德也不断往来于吐蕃与内地之间,藏传佛教文化也在甘肃得到了广泛传播,相继建立了不少佛教寺院。     

藏传佛教阿弥陀像研究(下)

西藏佛教前弘期基本以汉地的流行信仰对其影响为主,后弘期则更多地以印度密法思想的影响为主.然而,"阿弥陀像"个案却是一个反常现象,即西藏对该佛的供养及特殊造像系统的形成,汉地的影响,无论在前弘期,还是在后弘期都是最为关键性的,尤其在元代之后,弥陀信仰之盛使阿弥陀佛的造像在数量上和流布的范围上,成为藏区仅次于观音的一个主要佛教供养神,这是本文选取这个个案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藏传佛教造像中样式因素形成的历史线索.     

藏传佛教阿弥陀像研究(上)

西藏佛教前弘期基本以汉地的流行信仰对其影响为主,后弘期则更多地以印度密法思想的影响为主.然而,"阿弥陀像"个案却是一个反常现象,即西藏对该佛的供养及特殊造像系统的形成,汉地的影响,无论在前弘期,还是在后弘期都是最为关键性的,尤其在元代之后,弥陀信仰之盛使阿弥陀佛的造像在数量上和流布的范围上,成为藏区仅次于观音的一个主要佛教供养神,这是本文选取这个个案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藏传佛教造像中样式因素形成的历史线索.     

动态与信息

"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传历史艺术文化专题研讨会"召开2007年6月7日,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传历史艺术文化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戴伯拉·克林博格·索特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益的讲话。来自奥地利、法国、美国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藏社会科学     

毗卢遮那的历史遗产:8世纪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多元视阈

7—8世纪,来自吐蕃周边的文化传入吐蕃,与本土的苯教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并在同吐蕃统治阶级的相互制衡中此起彼伏地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场域中,毗卢遮那和大圆满法应运而生。文章试图跳出大圆满法思想本身,将其置于宏观的历史叙事和多元的视阈中,深入解析毗卢遮那的人生经历与大圆满法形成历史的相互联系,从而勾勒出8世纪藏传佛教的形成过程中多种文化传统的博弈和交流的历史轮廓,并为藏传佛教的本土化和中国佛教历史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个案研究。     

犹太人杰超常涌现诸因素分析

犹太民族以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犹太人杰的超常涌现与犹太民族视学习为敬神的宗教观念和崇学尚智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而以家庭、会堂、犹太中心为基础的教育实践 ,开放的民族心态 ,兼收并蓄的文化机制 ,备受迫害的民族流散经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 ,本民族杰出人物对民族精神的培育、激励作用 ,则共同形成了犹太人杰超常涌现的精神沃土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

1988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时至今日已20年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学术界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呈现出的是分歧与共识并行的局面,但是这些讨论都促使这一具有结构论特点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本文拟就学术界在近20年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工作做一个述评.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其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繁荣兴旺的时期,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多民族的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等等.     

清末民初拉萨动乱性质初析

清末民初西藏地方之动乱最先在拉萨爆发,且此后该地一直为主要战场,故而这场以拉萨为主要战场的整个西藏地方的动乱局势被通称为"拉萨动乱".该乱事虽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但其性质不同于内地各省响应革命的行为,难以归于"革命"范畴,更不属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一部分.所谓辛亥"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并不妥当,称其为清驻藏陆军与藏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一多辩证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基于共同性意识构建的铸牢要求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吸附力和统摄力,一多辩证的基本问题关怀容括了人群社会之中“一”和“多”问题的共同存在。费孝通所提多元一体格局有着范围上的伸缩性,从个人到民族,再到世界性的存在,这种伸缩范围所体现出来的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共同性意识的建构需要基于多元一体的理解来构造出一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未来世界将会朝向一种互惠共荣的文化自觉,这需要从中国文明立场上看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多元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可能。从人之向善的共同性追求上寻求共同体价值的实现,这种文化自觉将会有助于以共同性意识构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下的构造与铸牢的实践。     

汉族民间信仰特征论(上)

汉族民间信仰作为社会的基底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有原始性、多神性、农事性和人性的特征.     

汉族民间信仰特征论(下)

汉族民间信仰作为社会的基底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有原始性、多神性、农事性和人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