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研究

本文研究代理人过度自信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过度自信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代理人的效益工资和委托人的监督成本都不为0时,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大而提高,委托人的最优监督力度将随着代理人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大而减弱;当代理人没有效益工资时,代理人的过度自信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不发挥作用.另外,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和委托人的最优监督力度都将随着委托人监督成本的增大而降低,而且前者还将总是随着代理人固定报酬和效益工资的增加而提高,后者虽然也将随着代理人固定报酬的增加而提高,但并不总是随着代理人效益工资的增加而加强.     

不同风险偏好的过度自信代理人薪酬合同设计

本文将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纳入到经典委托代理框架,从代理人过度自信程度、代理人的风险偏好、努力-产出不确定性、努力可观测性、保留效用几个角度,构建了多个不同的委托代理情景,分别分析了委托人提供不同形式合同、代理人付出不同努力水平时他们的期望效用,从而考察在各种情景下委托人应怎样为不同类型代理人设计薪酬合同,激励代理人付出努力,以实现委托人和代理人决策组合的帕雷托最优.结果表明,对不同过度自信程度及风险偏好的代理人,委托人提供的合同形式大不相同.这不仅从行为的角度拓展了经典委托代理框架,而且为委托人设计薪酬合同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     

委托─代理理论中自然状态的不确定性对最优契约影响的研究

本文考虑了委托─代理理论中代理人和委托人对于不确定的自然状态可能会有不同的概率,另外还考虑了自然状态对代理人努力负效用的影响,对委托─代理模型进行了拓展研究,使原有模型成为一个特例。通过一个简化的委托─代理框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代理人对自然状态的概率与代理人可能付出的努力水平有正相关关系,而且代理人和委托人对自然状态的概率对最优契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基于过度自信的连续时间委托-代理模型研究

本文以有关心理学理论为依据,建立数学模型研究委托人和代理人过高估计公司信息质量条件下的连续时间委托-代理理论,并分析这种过度自信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最优补偿合同由两部分组成代理人的保留财富价值和代理人在合同存续期内的努力工作成本;而次优补偿合同由四部分组成代理人的保留财富价值、努力工作成本、风险溢价和未预期到的意外收益.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公司信息方面的过度自信偏差都将提高代理成本、恶化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改善委托-代理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委托人自己首先要在公司信息问题上保持理性,其次是要雇佣在公司信息质量方面同样理性的代理人,使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都尽可能无偏地估计公司信息的信息价值.     

代理人努力决策柔性的分成制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被忽视的代理人努力决策的柔性,在第0期完全信息条件下建立了基于柔性的代理人努力决策模型和委托人的最优分成制合同设计模型,证明了最优分成比例在柔性决策行为假定下的存在性,并与经典的委托-代理模型的结论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努力决策柔性将会提高努力所要求的临界市场价格;最优分成比例随着代理人的努力成本增加而增加,随着市场价格的期望增长率和努力的产量的增加而减小,但不会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率的增加而降低;当市场状况差时,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给出的分成比例将会给予代理人过高的支付.     

言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企业激励机制设计

委托-代理理论的目标是寻求雇佣合同和信息系统的最优组合。一般来说,委托人总希望代理人的行为能满足其效用最大化,同时代理人也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然而,代理人的利益往往与委托人的利益并不一致。如何保障代理人能够完全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要求行事,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委托人对代理人工作的努力程度及个人能力的信息无法获得,从而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道德风险模型中代理人公平敏感性对契约影响

在传统的道德风险模型中引入公平偏好同时糅合公平敏感性,通过公平敏感性系数刻画代理人对公平理解的差异性.以这类引入了代理人公平偏好及公平敏感性系数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委托代理契约的设计方法并分析公平敏感性对契约结构及代理人最优努力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完全信息下委托人设计的契约只需支付与公平敏感性系数正相关的固定支付;在努力水平不可观察时,当公平敏感性系数大到一定程度时,委托人会通过调节固定支付消除不公平的存在;而当公平敏感性系数也不可观察时,委托人则根据期望公平敏感系数做决策.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报酬契约模型设计与分析

传统报酬契约的机制设计以委托代理模型为依据,并基于期望效用理论加以分析、讨论。实证研究认为,委托代理模型中决策者的行为偏好更符合累积前景理论假设,即委托人与代理人均会依据不同预期收益呈现相应的风险偏好,并对收益的概率估计赋以非线性的决策权重。本文引入累积前景理论重构报酬契约模型,通过构建价值函数、决策权重函数,设置参照点,研究委托人、代理人均无明显风险偏好表征下的决策行为。模型结果表明,在参照点为0的情况下,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与自身风险态度系数或决策权重系数无关;在信息透明情形下,委托人制定的最优利润分享系数,完全由自身的风险态度系数与决策权重系数决定。据此,本文提出系列激励机制优化对策。     

代理人间具有竞争关系的薪酬激励机制设计

销售系统中存在着典型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委托人(公司)对代理人(销售人员)的努力程度具有不对称信息,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努力程度,因而常根据销售业绩来制定薪酬激励机制.本文研究销售系统中具有多个代理人且代理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的委托代理问题.在假设市场最终需求对努力水平敏感,且某代理人努力水平提高时,他可以在开拓市场的同时,吸引对方顾客的条件下,建立了具有多代理人且代理人间存在竞争的委托代理模型.得到当努力成本、风险规避度、产出不确定性越大,代理人的风险分担越小,利润提成越低,越倾向于取得固定工资;竞争程度越高,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也随之提高;利用代理人之间的竞争可以使委托人获利等结论.     

道德风险下带有Knight不确定的最优动态契约设计

本文从概率统计模型本身的不确定性是本质的、不能消除掉的角度出发, 研究了Knight不确定下连续时间委托-代理问题, 其中主要考虑了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对契约执行过程以及契约存续情况的影响.首先, 建立了代理人延续价值以及委托人预期利润的动态方程.其次, 运用次线性期望下的随机最优性原理, 以更加准确、深刻的方法去刻画实际委托人和代理人经济行为, 进而得到委托人效用值函数的Hamilton-Jacobi-Bellman (HJB) 方程, 并求得委托人对代理人最优支付以及代理人最优努力水平的表达式.最后, 通过理论解的数值模拟, 分析了Knight不确定对委托人和代理人最优策略以及最优契约的影响.     

成本控制、棘轮效应与最优激励契约

国企总部（委托人）授权生产单元（代理人）进行的成本控制通常在不对称信息下实施，不对称信息导致激励方案的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委托人将代理人成本控制绩效提供的信息考虑进去修订方案，促使后者以低努力来避免未来更严格的方案，棘轮效应出现。本文探讨无跨期承诺合理假设下的这一现象，研究发现，为最大化效用，实现分离均衡的激励方案更为理想。最优值处，分离均衡状态下，信息租金和努力程度得到较好的权衡，而准分离均衡或混同均衡，棘轮效应产生了比静态模型中更强的激励。委托人需要支付高额租金诱使代理人揭示其真实类型，但国企实施的"限薪令"可能会阻止这一行为，从而无法实现分离均衡。     

复杂不确定环境下考虑代理人通过努力减少项目持续期限的最优代理合同

本文着重研究复杂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设计最优合同,以激励代理人减少项目持续期限。在代理问题中,以往的数量研究大多使用随机变量刻画项目参数和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项目参数和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不能被历史数据获得,而必须由专家进行估计。运用不确定变量刻画专家对这些参数的估计,并且证明这样做是合理的。通过应用不确定理论,提出复杂不确定环境下考虑代理人通过努力减少项目持续期限的最优代理合同模型。之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出了该模型的确定性形式。此外,对是否考虑代理人不确定努力的最优合同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委托人在考虑代理人不确定努力程度的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收益不低于在没有考虑代理人不确定努力程度的合同中到的期望收益。最后,为了更好地展示模型的应用,给出了一个数值例子并进行了相关讨论。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激励机制研究

传统委托-代理模型都是建立在代理人纯粹自利假设基础上的,本文将公平偏好理论融入传统委托-代理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委托人雇佣公平偏好代理人情况下的最优激励机制.研究表明公平偏好因素改变了传统委托-代理模型的许多结论,传统委托.代理模型仅是本文所建立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     

委托代理框架下项目投资的最优合同设计

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投资机会具有期权特点。本文在委托代理框架下,研究实物期权投资中的最优合同设计问题。考虑一个委托代理制的企业,委托人拥有推迟项目投资的期权,授予代理人执行该投资期权。信息不对称下,代理人有隐藏信息转移现金流的动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委托人设计合同,在该合同下,代理人将揭示真实的信息。在信息对称与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分别建立实物期权模型,得到了委托人设计的最优合同。并通过数值分析,得到了如下的主要结论,信息不对称下,与信息对称相比,高成本的项目投资时机推迟,低成本的项目时机提前,投资期权价值减少。委托人的期权价值随着审核效率的提高而增大。当代理人越没有耐心时,委托人的期权价值越大。本文的研究为现实中的委托代理框架下的实物期权投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公平偏好下的多任务目标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通过将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同时引入到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研究国企高管和政府主管部门均具公平偏好下的国企高管最优薪酬机制。研究发现,在企业经营任务目标激励方面,当多任务成本函数为独立关系、互补关系或者替代性足够小的,国企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途径共同促进高管最优薪酬向公平工资回归,其中,间接影响表现为公平偏好先影响最优薪酬激励强度进而间接地影响总体薪酬水平;在此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公平偏好和高管同情偏好对最优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替代效应。在社会责任任务目标激励方面,显性薪酬激励不是有效的激励方式,因此政府应该借助于隐性激励方式来激励该任务目标的实现。研究还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具有更强的公平偏好心理。     

Shortcuts in complex engineering systems: a principal-agent approach to risk management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shortcu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ed systems through a principal-agent model. We find that occurrences of illicit shortcu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and to the level of effort that the agent is willing to expen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ject to remain on schedule. Using a probabilistic risk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risks of system failure from these shortcuts, we show how a principal can choose optimal settings (payments, penalties, and inspections) that can deter an agent from cutting corners and maximize the principal's value through increased agent effort. We analyze the problem for an agent with limited liability. We consider first the case where he is risk neutral; we then include the case where he is risk averse.     

考虑保险机构参与的重大工程风险管理激励模型

重大工程建设过程往往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暴露，保险是重要的风险处置手段，承接保险合同的保险机构和业主一起成为风险损失的承担主体。考虑到保险机构拥有极强参与现场风险管理的动能，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保险机构介入下业主与承包商的激励模型，分别讨论了共同代理和独家代理两种模式下各方的策略与收益。研究结果表明：共同代理模式下，保险机构实现了主动风险管理，业主和保险机构的收益均得以提高，业主愿意提供比独家代理模式更高的激励系数；承包商在共同代理模式下将采取更为积极的风险管理努力，同时其机会主义行为得到了抑制；业主的最优激励系数受项目特征、承包商自身因素以及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共同作用。     

INFORMATION SHARING IN COMMON AGENCY: WHEN IS TRANSPARENCY GOOD?

When should principals dealing with a common agent share their individual performance measures about the agent's unobservable effort for producing a public good? In a model with two principals who offer linear incentive schemes, we show that information sharing always increases total expected welfare if the principal who is less informed about the agent's effort also cares more about the agent's output. If the less‐informed principal cares somewhat (but not too much) less than the other principal about the agent's output, information sharing reduces total expected welfare. In our model the efficient information regime emerges as an equilibrium outcome. (JEL: D82, D86, M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