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

代理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是国有企业收益分配和公司治理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2003~200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与高管人员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相对非国有最终控制的公司而言,国有最终控制公司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而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显著降低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这表明国企分红在抑制在职消费的同时,减少了代理成本。这为我们从优化公司治理、约束管理层代理动机角度思考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基于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

自由现金流量是企业高管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越多,企业高管越有可能出现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过度在职消费,从而最终导致企业绩效下降。本文选取2006-2010年沪市上市A股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和在职消费程度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不同的所有制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对自由现金流和在职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约束代理人行为提供政策建议。     

高管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及其治理效果: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理论阐释,利用中国A股2004-2011年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契约的参照点效应及其治理后果。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呈现明显的参照点效应,即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显著受到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等外部参照基准的影响;(2)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引发的主观心理感知对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和主动离职行为等都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讲,当高管薪酬水平低于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时,企业高管将产生自我利益被侵蚀的消极心理感知,进而导致他们通过在职消费途径寻求替代性激励补偿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企业高管发生主动离职行为的概率也明显增强。     

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A股2005~2011年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突破目前流行的"显性—隐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本文探讨在"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双重隐性激励范式情境下,国企高管如何对两种激励做出权衡和抉择。本研究发现,这两种激励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替代效应,即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的CEO,其在职消费行为存在收敛现象。进一步探究影响机制,我们发现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路径有两个: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一方面直接抑制在职消费,另一方面它激励更高的"公司绩效",相应地会提升在职消费。综合来看,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大于提升效应。     

卖空压力与公司并购——来自卖空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使用中国股票市场的卖空管制放松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由此产生的卖空压力对公司并购绩效的治理效应。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卖空管制放松能够改善公司并购活动所产生的短期并购绩效和长期并购绩效。研究发现高管权益薪酬是卖空压力改善公司并购绩效的重要经济渠道。而且,卖空压力的治理效应还依赖于其他市场治理机制,当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较低时或分析师治理效应较弱时,卖空压力对公司并购绩效的改善作用更加明显。横截面差异的检验结果表明卖空压力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公司和破产清算风险较高公司显著更大。本文提供了卖空压力与并购绩效之间因果关系的经验证据,对于理解卖空压力对公司并购决策的影响以及卖空管制放松带来的经济后果具有意义。     

高管持股、高管的私有收益与公司的并购行为

探讨公司高管发动的并购行为与谋取个人私有收益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并尝试从高级管理层的私有收益角度对公司高管的并购行为进行研究.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及中国高管薪酬管制和公司并购的特殊制度背景,以1999年～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随机效应回归和分层回归的实证方法,得到一些重要结论.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已经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发动并购行动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和在职消费,而高管发动并购事件谋求在职消费的私有收益动机最为明显.通过分层回归还发现,目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这一股权激励的确能够适当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而发动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行为.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卖空压力与控股股东私利侵占——来自卖空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使用中国金融市场卖空管制放松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由此产生的卖空压力对公司控股股东私利侵占的因果效应.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卖空管制放松之后,控股股东的私利侵占行为减少了27%.卖空管制放松引发的股价下跌风险是卖空压力约束控股股东私利侵占行为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影响还依赖于其他治理机制,当公司其他大股东股权制衡较弱、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以及公司所处地区外部法律环境较差时,卖空压力产生的治理效应更强.横截面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或者公司破产清算风险越高,卖空管制放松的治理效应越强.最后,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治理效应能够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与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理解卖空压力对公司控股股东私利侵占行为的影响,丰富和补充了卖空管制放松对实体经济真实影响的文献.     

公司投资对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

本文分析上市公司投资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根据行为金融理论和风险定价理论提出对照假设,应用排序组合法和截面回归法实证发现:投资水平高(低)的上市公司后期股票收益低(高)于前期;投资与股票收益的关系动态变化,高投资公司前期的股票收益高于低投资公司,后期则相反,表明投资者对公司投资过度反应;投资扩张后,股票收益不一定下降,而且控制投资因素后股票收益与盈利、账面市值比、贝塔没有显著正相关,结果不支持风险定价理论。投资效应的原因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本文为此提供了中国经验证据。表明中国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了投资效应,新兴加转轨的中国资本市场没有达到有效市场的要求,这为加强金融监管和投资者教育提供政策参考。     

卖空机制是否降低了股价高估?

从异质信念的视角出发,以我国融券标的股票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股票卖空机制对股价高估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卖空机制可以通过反映投资者的悲观情绪或负面信息降低股价高估;其次,卖空机制对股价高估的影响随着卖空机制的逐步深入逐步加深;最后,卖空者不仅会对市场上的公开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而且会通过挖掘公司的私有信息进行交易,这都有利于信息更好的融入股价.进一步研究表明卖空量越大,投资者越能够通过卖空反映其悲观情绪或负面信息降低股价高估;卖空者能够识别出高估的股票且具有私有信息.本文的研究为国内外关于卖空机制是否提高股票市场定价效率的争论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本文关于卖空者信息来源的结论也统一了前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争论.     

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宏观背景，文章研究了微观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以及融资融券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以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金融资产投资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其机制在于，金融资产投资不仅引入了较多的外部风险，而且加剧了创新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对创新投入表现为显著的挤出效应。以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融券业务通过增加上市公司的风险与融资约束，最终加剧了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因此，应防止上市公司过度从事金融资产投资，同时对融资融券制度进行优化，促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融资融券对上市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

以融资融券机制推出为背景, 运用我国内地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融资融券对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 成为融资融券标的后, 上市公司高管离职与高管薪酬对于公司绩效的黏性均有提高, 表明融资融券可以作为外部公司治理机制.机制检验显示融资融券是通过促进公司信息释放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进一步分析显示, 当公司面临行业竞争压力较小或面临财务约束时, 融资融券对于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最后, 将融资和融券分开分析, 发现融资机制和融券机制均对公司治理有提升作用.证明了融资融券机制可以提高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监督, 促进企业信息释放, 从而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融资融券制度对尾部系统风险的非对称影响——基于A股市场极值相关性的研究

融资融券交易制度的推出能否有效降低个股随市场暴涨暴跌的概率是广泛关注的问题.文章利用Patton提出的SJC Copula函数, 估计了个股与大市尾部相关性, 并使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融资融券交易制度推出的政策处置效应, 发现融资融券制度降低了标的个股左尾 (下跌) 极值相关性, 但加剧了右尾 (上涨) 极值相关性.进一步分析表明, 上述结果来源于融资融券交易对极值相关性的非对称影响.具体而言, 融资交易对左尾极值相关性影响不显著, 但加剧了右尾极值相关性, 融券交易则同时显著降低了左尾和右尾极值相关性.由于融券交易规模远小于融资交易, 融资融券交易对左尾极值相关性的总体影响为负, 对右尾总体影响为正.研究结论认为, 融资交易追涨模式导致个股跟随大盘暴涨, 而融券交易将悲观交易者信息纳入股价, 有利于抑制股价过度上涨, 而逆向平仓也适当降低了个股暴跌概率.因此, 监管者应灵活控制融资交易杠杆, 完善融券交易机制以发挥其股价稳定器功能.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The Market for Non‐Executive Directors: Does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Influence Future Board Sea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non‐executive directors associated with good (bad) board decisions are subsequently rewarded (penalized) in the market for directors. This question is addressed by assessing whether the post‐acquisition performance of acquiring companies influences the number of non‐executive directorships that non‐executives involved in these acquisitions hold subsequent to the acquisition. We find that non‐executives on the boards of acquirers that increase (omit or cut) their dividend subsequently hold more (fewer) non‐executive directorships in listed compani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non‐executive labour market is efficient and rewards (penalizes) non‐executives for good (bad) acquisitions.     

权威董事专业性、高管激励与创新活跃度研究

通过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2015年的数据, 实证检验了权威专业董事通过高管激励影响创新活跃度的逻辑链条.发现权威专业董事通过影响高管激励的结构与水平增强了企业创新的活跃度, 且不同类别的权威专业董事均能够产生积极作用.这种影响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实质性创新, 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效率, 并使之具有可持续性.研究结论在对主要变量采取不同度量方式以及控制了内生性等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权威专业董事职能发挥的途径, 增补了上市公司高管激励的经验证据, 同时, 为董事会治理有效性的识别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当前企业高管创新激励机制的匹配性设计, 以及监管部门完善董事会治理规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Aufsichtsratsverflechtungen und ihr Einflus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of the German DAX corporations from 2001 to 2006. A higher executive compensation requires an approval of the supervisory board. Accordingly, we investigate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se companies and use several variables describing the structure of this network as covariat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a panel analysis. Fixed and time effects panel estimations imply that a rising number of executives in the supervisory board of other companies results in increasing compensation. By contrast, executive compensation decreases when the supervisory board of the respective company is controlled by a growing number of executives from foreign companies.     

Managers as Monitors: An Analysis of the Non‐executive Role of Senior Executives in UK Companie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urrent governance practice is the use of non‐executive directors to monitor the behaviour of company manage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senior executives are utilized as non‐executives in large UK compani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executive directors are not an important source of non‐executive directors. The average number of non‐executive directorships held by each executive is 0.22. Indeed, 85% of executives hold no additional directorships. The holding of non‐executive directorship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strength of board monitoring in the executive's company, executive tenure and company size. Executives in companies with greater 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operating in regulated industries are less likely to hold non‐executive directorships.     

基于独立售电公司双角色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

在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初期，电力市场输配售还处于未完全分开的状态。独立售电公司作为一种双角色主体首先要与电力批发商针对批发价进行博弈，然后与寄生公司进行市场博弈，形成了两阶段的Stackelberg博弈。本文采用逆推法，先用以价格为博弈策略的Bertrand博弈和以零售电量为博弈策略的Cournot博弈对第二阶段的最优目标进行求解，再通过Rubinstein博弈对第一阶段的均衡批发价进行求解。结果表明：在线性需求曲线假定下，独立售电公司如果采用单一的价格博弈手段参与市场，会陷入无限循环的价格调整，最终被迫退出市场；而若采用零售电量为博弈策略，则即使在改革初期寄生公司具有绝对价格优势时，电力市场化依然可以降低均衡电价，提高市场竞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