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跨国动态溢出效应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其经济政策波动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本文基于1997年1月至2017年5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运用DCC-GARCH模型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样本国家的EPU指数波动率呈现尖峰、厚尾、非对称的特征，因而更适用非对称多元t分布DCC-GARCH模型；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日本和英国均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影响程度不一。进一步分析表明，中美间EPU指数的动态相关性高于中英和中日，中美和中英间的EPU指数动态相关系数走势较为相似，且趋向稳定；受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中日间的EPU指数动态相关系数走势明显异于中美和中英。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波动——基于TVAR模型及溢出指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1997年01月-2017年09月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非线性TVAR模型及其方差分解构建的溢出指数，实证考察了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的非对称影响，并测度了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经济变量间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其正向冲击将使得产出降低0.21%左右，房价和股市收益率分别上涨0.67%、0.51%左右；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其正向冲击的影响微弱。（2）溢出指数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房价和股市存在净溢出，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总体溢出指数超过50%，变量间的联动性较强。研究结果表明，相关部门在制定及调整经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其可能引发的不确定性，并通过阐明经济政策意图等方式，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中外股市收益率的非对称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上证综合指数的样本数据,构建AG-DCC-MVGARCH 模型,运用拟极大似然估计法和LR检验,实证研究中外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其是否具备动态特征和非对称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与香港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但在2007年以后这一相关性有所减弱;香港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且在2005年之后这一相关性大大增强;美国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产生显著的非对称冲击效应,且负向冲击效应更大,美国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最大,这意味着股市下跌时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增强,尤其是美国股市下跌会对其他股市产生较强的波动溢出和风险传染效应。     

中国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和收益引导角色——基于亚太地区股票市场的分析

从两个角度考察了亚太股市间的关系: 同期的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和跨期的收益可预 测性( 领先—滞后关系) ． 首先，通过构造溢出指数和滚动窗口分析，研究亚太地区股市的同期 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发现近二十年随着各国金融合作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亚太地区股 市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进一步研究中国香港对其他亚太地区股市的溢 出效应，发现中国香港股市收益溢出指数显示出其区域的领导地位及其影响力逐渐加强; 波动 溢出指数震荡幅度较大，金融危机时期呈现跳跃式变化． 结合经济、政治等事件分析，发现中 国香港股市的发展和国际区域合作会提高其溢出效应，而在危机中波动溢出效应大幅提升，社 会和政治稳定性会降低中国香港的溢出效应． 最后，通过全样本和分样本中中国香港与13 个 亚太地区股市收益的领先—滞后关系检验，发现中国香港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全球金融危机 发生后，中国香港股市对多数亚太地区国家的影响力下降． 研究结论对人们理解国际市场之 间的风险传染机制、各国如何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如何保持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都有 重要的政策含义．     

石油价格冲击与中国实际经济波动研究——基于开放RBC模型的分析

中国的石油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国际油价波动这种外部冲击对经济可能产生各种影响。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RBC(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通过引入石油价格冲击和技术冲击,解释了中国实际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并探讨了石油价格冲击对于中国实际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相较于已有研究,该模型更好地模拟了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特征。同时,研究发现,除贸易余额冲击外,石油价格冲击对经济也产生负向影响。因此,能源价格改革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防范石油价格波动对实际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基于向量GARCH模型的国际证券市场波动溢出研究

以向量GARCH模型为基础,研究了国际证券市场中上海A股市场、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并且给出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市场均不存在单向的均值溢出效应,上海A股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上海A股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融合程度的加强。     

国际油价、宏观经济变量与中国股市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基于Massacci (2017)提出的时变POT模型、应用纯时间序列方法测度动态尾部风险,再利用Diebold和Yilmaz (2012, 2014)提出的溢出指数模型,结合滚动样本估计方法,从方向、大小和动态性的角度考察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体系之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总溢出指数在危机时期显著提高。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方向性尾部风险溢出效应要弱于其接收自宏观经济体系的冲击,是系统中最大的尾部风险净接收者。其中,国际原油价格、货币政策的极端变动等均对股市尾部风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是中国股票市场尾部风险的重要来源。此外,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正逐渐增强。因此,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当局应特别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对冲基金与国际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传递

金融危机前后对冲基金规模指数、国际商品期货价格指数、标普500指数和油价收益率的波动均呈现异常,对此本文的研究发现:在正常时期对冲基金规模与主要资产收益率的波动均具有平稳性质,对冲基金对于主要资产收益率的变化都有及时的反应;在金融危机前后,上述资产收益率均出现急剧波动,波动性传递呈现突出的非平稳特性;特别是对冲基金对油价收益率具有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并且对于油价波动的非平稳性具有主要解释能力.由此,代表性资产收益率波动的非平稳特性可以作为危机爆发的警示性指标.     

金融压力溢出对宏观经济的时变非线性效应研究

监测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对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揭示金融压力溢出对宏观经济的时变非线性效应,采用广义方差分解模型构建金融压力溢出指数;结合MS-VAR模型监测金融压力溢出,进一步实证检验金融压力溢出对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是金融压力溢出的重要传递者,而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是跨市场金融压力溢出的重要接收者。第二,金融压力溢出指数存在较为明显的两区制,大多数时间处于平稳状态,只有出现极端压力事件时导致金融压力溢出指数急剧上升。第三,金融压力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应主要为负向;对物价水平的传导效应主要为正向;对利率水平的传导效应在不同时期是存在差异的。     

基于滚窗VAR的沪港通波动溢出效应测度

股市间的互联互通是把“双刃剑”,在加强联动性的同时也扩大了风险敞口。作为中国股市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沪港通开通六年来的效果如何是业界关注的议题。本文运用滚窗VAR方法计算沪港通前后各1000个交易日期间上海、香港和纽约股市的时变波动溢出指数,进而分析两两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大小、传导方向变化。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增大了沪市与香港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与美国的波动溢出效应相对减小,沪港通在加强沪、港两市联动性的同时弱化了与纽约股市的联动性;改变了沪港两市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传导方向,由单一的港→沪溢出变为以沪市为主的双向沪←→港溢出,同时也增大了对纽约股市的溢出效应,增强了沪市的竞争力。这一结果符合经济基础假说和协同市场假说。本文的研究改进了股市间互联互通波动溢出效应程度和传导方向的测度方法,并为中国沪港通政策效果评价及进一步的国际板开设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基于Hawkes过程的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大幅波动联动性研究

考虑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的大幅波动存在联动性,本文采用二维标值Hawkes模型对2007年至2019年8月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和沪深300指数的日度数据中大幅波动的单市场延续和跨市场传染的传播特性进行建模。实证结果表明：(1)Hawkes过程可以较好地拟合国际原油和中国股市之间大幅波动的自激发和互激发效应,并捕捉资产收益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聚集性、持续性和溢出性;(2)原油市场和中国股市的大幅波动均存在较强的自激发效应;(3)原油市场和中国股市之间大幅波动的互激发效应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但在实际影响方面相比于自激发效应更为微弱。本研究对股票市场建设、资产配置和风险防范均有一定意义。     

基于VAR模型的油价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分析

本文运用VAR模型,构建了原油价格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货币政策、失业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系统,着重探讨油价波动对我国一些重要经济变量,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影响规律。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表明,油价波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率、物价水平、货币政策等经济指标变化的Granger原因。通过VAR(2)模型及脉冲响应分析,油价上升对我国经济的主要影响有:不会使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但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变缓;通过对总需求的拉动及成本增加这样两条途径使物价水平上升;长期内会使失业率增加;增加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难度。整体来看,尽管国际油价及我国的经济变量复杂多变,由国际油价、经济增长、物价水平、货币供应量、失业率这五个变量所构成的经济系统是稳定的,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和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我国的经济能够平稳有序的发展。     

上海原油期货市场是否具有稳定中国股票市场的作用？

自2018年3月上海原油期货INE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市以来,目前已成为规模仅次于WTI和Brent原油期货的第三大国际原油期货,随市场容量的持续增长,上海原油期货在准确地反映市场基本面变化的同时,具有更为灵敏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如何判别中国原油期货是否有助于规避全球原油市场对中国股市的风险溢出已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拟从动态条件风险溢出的角度探索上海原油期货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的有效性。选取了2002至2020年约4000多个日度数据,分别对比了4种国际原油期货市场与2组股票综合指数的相关影响。基于DCC-MGARCH模型,本文依次研究了多元国际原油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动态关联性、重大突发事件对二者相关性的影响以及采用CoVaR量化了风险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国际原油价格对两组股票综合指数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两组股票是原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中国(美国)结构突变点时间点分别是5(3)个,这与突发性重大经济、政治等事件的时间点高度吻合;国际证据表明,INE对中美股票市场的CoVaR最小,且原油期货市场比现货市场CoVaR更低。本文揭示了一些新的证据,验证了中国原油期货市场启动有利于实现与国际风险脱钩,并建议风险监管部门改善系统性风险可以采取平滑对冲重大突发事件期间的风险溢出。     

中国原油期货动态风险溢出研究

本文首次量化分析了我国原油期货与国际基准原油、上证指数以及人民币汇率之间的风险溢出关系。通过构建收益率和波动率的静态和动态网络，本文对我国原油期货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信息流向的强度、方向和动态性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发现，我国上市的原油期货与国际基准原油之间的信息关联密切，与股票市场以及汇率市场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同时，在构建的原油-股票-汇率系统中，我国原油期货处于信息的接收方，国际油价波动信息对我国原油期货市场存在明显的正向冲击作用。     

基于混频数据模型的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波动的长期动态影响研究

股票价格时间序列与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原始数据的不同频直接导致传统计量模型在处理宏观经济波动与股票市场波动的关系问题中产生模型误设和估计偏误。本文运用混频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从水平值和波动率两个维度实证分析生产者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及同业拆借利率四个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波动的长期动态影响。同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提取宏观经济第一主成分并构建一个宏观经济综合指数,进一步探究宏观经济总体状况对股票市场波动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已实现波动率显著地放大了股票市场的长期波动。生产者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水平值和波动率均对股票市场长期波动产生显著影响;且其波动率维度呈现出较强的持续效应;同业拆借利率仅在水平值维度对股票市场波动长期成分产生微弱影响。宏观经济第一主成分和宏观综合指数的波动率对股票市场波动长期成分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放大作用,但持续效应较弱;而其水平值对股票市场波动长期成分的影响虽然微弱,但持续时间较长。     

中国是否拥有原油的国际定价权？——基于油价间独立性与传导性视角

在目前国际原油以期货市场定价的格局下,如何判别中国原油期货价格是否已经拥有了国际定价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基于多变量单方向因果测度统计分析方法,聚焦原油期货市场定价的独立性与传导性,以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原油期货价格（INE）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INE在短、中期内未受到WTI、Brent等原油期货价格的因果影响,具有价格发现功能,但是尚不具备长期独立性;第二,在本文的样本区间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条件下,上海原油期货采用人民币计价可以增强其对WTI、Brent的影响力,同时减弱二者的影响力,彰显出人民币计价的双重定价优势;第三,WTI和Brent油价作为基准油价指标,INE作为非基准油价指标满足本文所创建的国际基准油价之间应长期相互独立、基准油价对非基准油价应具有传导性的研判标准,反映了该标准的科学性。     

我国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小波多分辨的多元BEKK-GARCH(1,1)模型分析

汇率机制和股权分置改革加强了我国汇市与股市一体化程度, 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演化和几大经济危机爆发进一步增强了两个市场间的关联性。本文采用小波多分辨分析与多元BEKK-GARCH(1, 1)模型相结合方式研究了国内汇市与股市之间的波动溢出关系, 实证结果不仅表明两大市场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 还发现在不同交易周期下存在着不同的波动溢出效应, 短期来看股市向汇市有单向传递效应, 随周期变长发展为双向溢出, 其中又以汇市向股市波动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长期则仅有小幅度溢出效应存在于股市向汇市波动传递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