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由于金融资产收益的条件波动率不仅是金融市场风险度量的重要指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杠杆效应。因此,本文运用能够刻画波动率杠杆效应的LGARCH(Leverage GARCH)模型对金融市场条件波动率进行建模分析,进而运用Granger-Causality检验分析了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的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区间,上海股市与周边重要股市的联系比较微弱,仅与香港股市存在一定的风险传导关系,而与东京、新加坡股市却不存在传导关系。然而,在我国股市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QFII)开放后,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明显异于对QFII开放之前和整个样本期的风险传导关系,上海股市与香港、东京、新加坡股市间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均显著增强。     

中国大陆及周边股市动态ES风险传导关系效应研究

探索金融市场极端风险传导机理一直是政府管理当局、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针对股市中存在的典型事实及股市损失分布复杂性特点,运用ARMA-GJR对股市指数条件损失进行建模分析,进而运用EVT对标准残差的极值尾部建模估计出股市极端风险ES,然后运用Granger-Causality检验技术,分别考察两个市场间极端风险ES的传导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期间,中国大陆沪深股市极端风险具有双向传导关系,香港市场向深市传导风险,而深市不能向香港传导风险,东京市场与香港市场、香港与台湾市场具有双向传导关系;而在熊市期间,中国大陆与周边市场极端风险ES传导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全球主要股市间信息溢出的变异性研究

使用线性与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不同阶段的全球主要股市间(包括美国、英国、日本、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均值(收益)以及波动(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变异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股市间的均值和风险溢出具有非线性特征;全球股市信息与风险联动性、互动性不断加强,传导路径也更加复杂;中国大陆股票市场在开放度、信息传导效率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基于滚窗VAR的沪港通波动溢出效应测度

股市间的互联互通是把“双刃剑”,在加强联动性的同时也扩大了风险敞口。作为中国股市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沪港通开通六年来的效果如何是业界关注的议题。本文运用滚窗VAR方法计算沪港通前后各1000个交易日期间上海、香港和纽约股市的时变波动溢出指数,进而分析两两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大小、传导方向变化。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增大了沪市与香港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与美国的波动溢出效应相对减小,沪港通在加强沪、港两市联动性的同时弱化了与纽约股市的联动性;改变了沪港两市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传导方向,由单一的港→沪溢出变为以沪市为主的双向沪←→港溢出,同时也增大了对纽约股市的溢出效应,增强了沪市的竞争力。这一结果符合经济基础假说和协同市场假说。本文的研究改进了股市间互联互通波动溢出效应程度和传导方向的测度方法,并为中国沪港通政策效果评价及进一步的国际板开设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基于极值理论的沪深股市风险传染性研究

针对中国股市指数损失具有的典型事实特征,运用ARMA(1,1)-GARCH(1,1) 和ARMA(1,1)-GJR(1,1)构造出标准残差序列,再运用EVT对其极值尾部建模并结合随机波动过程估计动态极值风险VaR,然后对股市极值风险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以判定风险传染性效应.结果表明,沪深股市动态极值VaR序列存在双向传染性效应;动态风险VaR由沪市向深市传染的强度大于反向传染的强度.     

中外股市收益率的非对称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上证综合指数的样本数据,构建AG-DCC-MVGARCH 模型,运用拟极大似然估计法和LR检验,实证研究中外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其是否具备动态特征和非对称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与香港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但在2007年以后这一相关性有所减弱;香港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且在2005年之后这一相关性大大增强;美国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产生显著的非对称冲击效应,且负向冲击效应更大,美国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最大,这意味着股市下跌时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增强,尤其是美国股市下跌会对其他股市产生较强的波动溢出和风险传染效应。     

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股市日内风险传染:来自欧债危机时期的证据

本文主要着眼于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股市之间的日内风险传染现象,使用日内5分钟数据,应用FFF回归、FIEGARCH模型、ARFIMAX模型的波动溢出三步检验法,对内地股市与其他三个东亚股市之间的日内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股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国内地与日本股市互不影响;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股市之间,虽然在非恐慌时期几乎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进入恐慌时期后中国台湾股市显著受到内地股市影响.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股市下跌时的波动溢出效应比上涨时要大.     

国际股市对中国股市风险溢出的叠加效应研究——基于FNAC-ΔCoES模型

为了考察多个国际股票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出的叠加效应,将二维ΔCoES拓展至多维ΔCoES,并基于完全嵌套阿基米德Copula(FNAC)推导出多维ΔCoES的显式解,同时给出了风险溢出叠加效应的度量公式和显著性检验方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两个国际股市同时发生风险时,对中国股市的风险溢出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的叠加效应,但这种叠加效应不一定会随着陷入风险的国际股市数量的继续增多而持续加强;此外,通过对比不同国际股市组合下的风险溢出叠加效应发现,欧洲股票市场对叠加效应的影响相对更大;最后,鲁棒性检验结果显示,FNAC-ΔCoES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溢出效应与门限特征:金融开放条件下国际证券市场风险对中国市场冲击机理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金融市场逐渐开放,国际证券市场风险对我国市场冲击愈来愈明显。本文应用单变量MSVAR模型和二元向量SW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来自海外市场风险冲击的机理。采用美国S&P500指数、英国FTSE350指数、日本Nikkei225指数和中国上证综指周收益率数据,按照市场波动状态划分为"高"、"低"两个风险积聚状态,不同风险积聚水平下状态相关系数估计结果存在的显著差异,表明国际证券市场对我国市场存在风险溢出效应,且具有明显的"门限特征",高市场风险积聚状态下海外市场与沪市间正相关性,市场的整体风险性强;低市场风险积聚状态下,市场间负相关,市场整体表现出较低的系统风险特征。因此,国际证券市场对我国市场风险溢出传导机理依赖于市场的风险积聚状态。     

沪、深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基于发布“港股直通车”方案前后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沪、深、港三地股票市场的数据为样本,用VAR模型和二元GARCH模型重点研究"港股直通车"事件是否对港市与沪、深股市的收益率及波动溢出关系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港股直通车"公布之前,港市与沪、深股市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收益率溢出效应,但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港股直通车"公布之后.港市与沪、深股市间不仅存在单向收益率溢出效应,港市与沪市间还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与深市间则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     

基于注意力传染机制的股市动量与反转模型研究

针对我国股市参与程度低,投资者非理性以及股价暴涨暴跌的基本事实,本文在一个简单的定价模型中刻画了新投资者参与市场背后的注意力传染机制,发现投资者关注在资产价格形成过程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投资者的有限关注导致价格对信息反应不足,引起收益动量;另一方面,关注投资者通过注意力传染机制诱导无经验的正反馈交易者进入市场,导致收益反转。因此,注意力传染机制的引入合理地解释了股票动量效应与反转效应并存的事实,对于理解在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中投资者关注定价效应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协高阶矩检验体系的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与风险传染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不断向全面纵深推进，但有关这一进程中风险传染的研究却存在诸多待改进之处。以2000年后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若干重大事件为节点，运用协高阶矩风险传染检验体系，对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状况及动态趋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取得的主要结论包括：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更多发生在波动、偏度和峰度等高阶矩层面；全球主要资本市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传染经历了上升—下跌—上升的非线性过程，其间，2006年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正式进军国际市场和2018年A股正式纳入MSCI指数体系，对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各国(地区)资本市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传染呈现聚集性，并在我国实施各类资本市场开放政策的前期更为显著；中国香港市场和日本市场对我国内地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最为显著，而2018年A股正式成为全球配资标的后，美国市场对我国内地市场的影响跃居第一，美国市场的影响力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渐开放而日益凸显。     

金融市场典型事实下的风险价值计算及其检验

金融市场典型事实(Stylized facls)的不断涌现,至少表明了有效市场假说并非实际市场波动机制的完美表述.因此,建立在有效市场理论基础之上的主流市场风险(Market risk)测度技术也就无法准确刻画实际市场的波动和风险状况.本文首先提出了对市场风险测度最具价值的三类典型事实,并以上证综指和若干世界主要股市指数为例,探讨了典型事实波动特征下的风险价值(VaR)计算方法,并通过对不同模型假定下所计算的VaR进行规范的后验分析(Backtesting),实证对比了不同波动模型的适用范围和精确程度.     

极端风险下中国股市的反应特征研究

投资者是否理性在金融理论中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日度交易价格数据,对中国股票市场在极端风险下的反应特征进行了统计实证研究。基于2002-2013年的数据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在极端风险下会表现出一些有趣且显著的反应特征。具体表现为:1.在股市出现极端下跌情形下,市场会由于过度反应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内表现出显著的反转特征;而在股市出现极端上涨情形下,市场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内并没有明显的反应模式;2.与熊市相比,在出现极端下跌风险下,市场在牛市中更容易出现过度反应而表现出反转特征。实证研究结果还发现,基于极端风险构建的投资交易策略要显著的优于有效市场假说的买入并持有策略。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不仅表明投资者的非理性特征,而且还表明这种非理性特征已经影响到资产的定价。     

基于CAViaR模型的沪深300股指期货隔夜风险研究

期货隔夜风险的防范历来是投资者关注的热点,本文以沪深300股指期货为研究对象,采用CAViaR模型对普通隔夜风险进行度量,同时还采用新建的CAViaR-EVT模型对极端隔夜风险进行预测,全面地分析了多头VaR和空头VaR在不同分位数的动态变化特征,最后采用Kupiec似然比检验和动态分位数检验对模型进行后测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隔夜收益序列具有右偏、无长期记忆性和尖峰厚尾等典型特征;CAViaR模型对股指期货的普通隔夜风险具有优异的预测能力,其中AS模型的预测效果最好;加入极值理论后,CAViaR-EVT模型同样能很好地刻画极端分位数下隔夜风险的动态演化过程,且其预测结果比EVT和GARCH-EVT模型要更合理。     

基于Hawkes过程的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大幅波动联动性研究

考虑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的大幅波动存在联动性,本文采用二维标值Hawkes模型对2007年至2019年8月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和沪深300指数的日度数据中大幅波动的单市场延续和跨市场传染的传播特性进行建模。实证结果表明：(1)Hawkes过程可以较好地拟合国际原油和中国股市之间大幅波动的自激发和互激发效应,并捕捉资产收益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聚集性、持续性和溢出性;(2)原油市场和中国股市的大幅波动均存在较强的自激发效应;(3)原油市场和中国股市之间大幅波动的互激发效应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但在实际影响方面相比于自激发效应更为微弱。本研究对股票市场建设、资产配置和风险防范均有一定意义。     

考虑投资者情绪的中国股市自激发效应研究

本文在极值理论中引入行为金融学，结合标值自激发点过程（MSEPP）刻画股指收益率极端值序列的集聚性、短期相依性，并将传统的超阈值模型所描述的齐次泊松过程拓展为非齐次泊松过程，探讨投资者情绪对极端收益率的冲击。运用风险偏好指数的方法，基于沪深300指数成份股合成中国投资者情绪指数（EMSI），进一步构建MSEPP-EMSI模型预测沪深300指数、上证综合指数及深圳成分指数的极端风险爆发概率，并对其进行动态ES风险测度。实证结果表明，沪深股市在短期内股指连续暴跌现象时有发生，投资者极度负面情绪会加剧股市的剧烈动荡，当考虑投资者情绪对极端风险的冲击时，MSEPP-EMSI模型能有效的提高对极端风险的概率预测精度及ES预测精度。     

次贷危机前后国际原油市场与中美股票市场间的协动性研究

本文运用基于动态条件相关的多元GARCH(DCC-MVGARCH)模型,对美国次信贷危机发生前后国际原油市场和中、美股票市场间的协动性变化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次信贷危机发生后,国际原油市场与中、美股票市场间的协动性有了明显的增强,不同市场间的波动具有明显的传导作用。国际原油市场与美国股市的协动性相对于中国股市波动性更强,说明冲击在国际原油市场与美国股市间的传导更强烈,其协动性对冲击的反应更敏感。另外,运用偏最小二乘方法(PLS)对影响国际原油市场和中、美股票市场的诸多因素在次信贷危机爆发前后对协动性解释能力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次信贷危机对这些因素的解释能力有明显的影响。     

国内外石油市场的极端风险溢出检验

本文采用美国西得克萨斯(WTI)和我国大庆2000年5月至2005年5月的原油价格的日度数据,运用GED分布的GARCH模型估计了两个市场95%和90%置信水平下的上涨和下跌的VaR,并利用风险-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了两个石油市场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国际油市对国内油市产生了单向的风险溢出,这意味着国际油市极端风险的历史信息可以用来预测国内油市的极端风险.文章进一步以股票市场为参照系,分析了石油市场风险管理的难点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