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及周边股市动态ES风险传导关系效应研究

探索金融市场极端风险传导机理一直是政府管理当局、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针对股市中存在的典型事实及股市损失分布复杂性特点,运用ARMA-GJR对股市指数条件损失进行建模分析,进而运用EVT对标准残差的极值尾部建模估计出股市极端风险ES,然后运用Granger-Causality检验技术,分别考察两个市场间极端风险ES的传导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期间,中国大陆沪深股市极端风险具有双向传导关系,香港市场向深市传导风险,而深市不能向香港传导风险,东京市场与香港市场、香港与台湾市场具有双向传导关系;而在熊市期间,中国大陆与周边市场极端风险ES传导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的极值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本文针对股市中具有的部分典型事实构造股市指数损失的标准残差序列,并运用EVT对其极值尾部建模进而估计出股市指数的动态极值风险,然后基于Granger-Causality检验方法分析中国股市与国际上主要股市之间的极值风险传导效应。结果表明,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大陆沪市与其它三个国际股市不存在风险传导效应而处于分割状态,但自2007年起,中国大陆沪市可以通过香港市场与其它国际股市进行极值风险传导;日本东京股市极值风险单向传导给香港股市,香港股市又单向传导给美国纽约股市;日本东京股市和美国纽约股市的极值风险存在明显的双向传导关系。     

中国股票市场的时变杠杆效应研究——基于随机Copula模型的实证分析

构建随机Copula模型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在极端市场条件下的时变杠杆效应.为了解决金融市场中波动率不可直接观测的问题,采用已实现波动率测度作为隐波动率的代理变量,进而运用基于有效重要性抽样的极大似然(EIS-ML)方法估计了随机Copula模型的参数.基于沪深股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股票市场的杠杆效应具有非对称特征,即股市低收益率伴随高波动率,但股市高收益率不一定伴随低波动率;中国股票市场的杠杆效应存在显著的时变性,沪深股市杠杆效应表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随机Copula模型相比其它Copula模型(静态Copula模型和时变Copula模型)具有更好的数据拟合效果.     

基于协高阶矩视角的沪港股市风险传染分析

金融风险传染(financial risk contagion)不仅是资产配置和套期保值决策中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直接关系着一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运用协高阶矩(协偏度、协波动率、协峰度等)风险传染判定方法,实证检验了沪港通实施前后上海和香港两地股票市场间的风险传染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政策实施后,上海股市向香港股市的第一类协偏度(均值→波动率)、协波动率、经调整的相关系数、协峰度等的风险传染统计量值依次变大,同样依据风险传染统计量值的大小,香港股市对上海股市的风险传染途径依次为协四阶矩(协波动率、协峰度)、第一类协偏度和经调整的相关系数,协高阶矩成为沪港股市间双向风险传染的主要途径;因资本净流动数额和投资者教育等因素,上海股市对香港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更强.     

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股市日内风险传染:来自欧债危机时期的证据

本文主要着眼于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股市之间的日内风险传染现象,使用日内5分钟数据,应用FFF回归、FIEGARCH模型、ARFIMAX模型的波动溢出三步检验法,对内地股市与其他三个东亚股市之间的日内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股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国内地与日本股市互不影响;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股市之间,虽然在非恐慌时期几乎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进入恐慌时期后中国台湾股市显著受到内地股市影响.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股市下跌时的波动溢出效应比上涨时要大.     

基于虚拟变量分位点回归模型的条件VaR估计以及杠杆效应分析

已有成果在研究杠杆效应时大多数都是基于ARCH类模型,从波动率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本文应用分位点回归模型以及含有虚拟变量的分位点回归模型分析了"已实现"波动率条件下的CVaR,并尝试从市场风险的角度对杠杆效应进行分析。最后,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了"已实现"波动率条件下的CVaR估计,并从风险的角度证实了中国股市的市场风险存在杠杆效应。     

全球主要股市间信息溢出的变异性研究

使用线性与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不同阶段的全球主要股市间(包括美国、英国、日本、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均值(收益)以及波动(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变异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股市间的均值和风险溢出具有非线性特征;全球股市信息与风险联动性、互动性不断加强,传导路径也更加复杂;中国大陆股票市场在开放度、信息传导效率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中外股市收益率的非对称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上证综合指数的样本数据,构建AG-DCC-MVGARCH 模型,运用拟极大似然估计法和LR检验,实证研究中外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其是否具备动态特征和非对称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与香港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但在2007年以后这一相关性有所减弱;香港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且在2005年之后这一相关性大大增强;美国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产生显著的非对称冲击效应,且负向冲击效应更大,美国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最大,这意味着股市下跌时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增强,尤其是美国股市下跌会对其他股市产生较强的波动溢出和风险传染效应。     

股市中的时变汇率风险及汇率风险定价

这篇文章旨在研究中国股市中的时变汇率风险定价问题。不同于其他已有关于时变汇率风险定价的研究,此次我们同时运用了两因素和三因素的无条件、条件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三个双边汇率(美元、日元、港币)和一个多边有效汇率来探索中国汇率风险是否被定价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情况。结果发现:在中国股市中汇率风险是存在且随着时间变化,但是其定价系数很小。在不同的汇率估计条件下,汇率波动与股票收益率的变化并不完全相同,但就多边有效汇率而言,两者之间是正向影响关系。再者,在两因素模型中加入国际股票收益率因子对检验结果并没有多大影响,其对于国际股市的波动敏感性不高。     

基于Hawkes过程中美股市大幅波动互激效应的研究

近年来，由于中美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美股票市场大幅波动的互激效应明显增强。本文考虑中美股市时差和法定节假日差异等因素，运用标值Hawkes过程对2006-2017年CSI300和S&P500大幅波动收益率数据进行建模，结果表明：（1）中美股市大幅波动互激效应存在不对称性，美股市场大幅波动对中国股市的互激效应更强；（2）中美股市大幅波动的幅度对互激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3）中美股票市场对于大幅波动互激效应的消化速度存在差异，中国股票市场消化美股大幅波动互激效应的速度较快。本研究对金融市场监管者和投资者均有一定意义。     

基于滚窗VAR的沪港通波动溢出效应测度

股市间的互联互通是把“双刃剑”,在加强联动性的同时也扩大了风险敞口。作为中国股市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沪港通开通六年来的效果如何是业界关注的议题。本文运用滚窗VAR方法计算沪港通前后各1000个交易日期间上海、香港和纽约股市的时变波动溢出指数,进而分析两两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大小、传导方向变化。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增大了沪市与香港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与美国的波动溢出效应相对减小,沪港通在加强沪、港两市联动性的同时弱化了与纽约股市的联动性;改变了沪港两市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传导方向,由单一的港→沪溢出变为以沪市为主的双向沪←→港溢出,同时也增大了对纽约股市的溢出效应,增强了沪市的竞争力。这一结果符合经济基础假说和协同市场假说。本文的研究改进了股市间互联互通波动溢出效应程度和传导方向的测度方法,并为中国沪港通政策效果评价及进一步的国际板开设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多国股票市场的高频波动相关性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马尔科夫机制转换结构的MS-MHAR-DCC模型，并选取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股票市场的高频日内交易数据为样本，对多个股票市场波动相关性进行研究。通过引入包含马尔科夫结构的外部随机矩阵，本文识别出金融市场波动相关的截断时期，正态分布设定下相比在t分布设定下识别的截断时期更多且持续时间更长。在模型的截断时期内，多个股票市场的波动相关结构主要受到正向冲击，即在截断时期内的波动相关性大于平常状态的波动相关性。本文还发现，相同地域的股票市场间的动态波动相关性在大部分时期内表现为较强的正相关；美国股票市场和其余5个国家股票市场波动的动态相关性在大部分时期都表现为较强的正相关，表明美国作为全球巨头在世界金融市场波动的引导作用。     

我国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小波多分辨的多元BEKK-GARCH(1,1)模型分析

汇率机制和股权分置改革加强了我国汇市与股市一体化程度, 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演化和几大经济危机爆发进一步增强了两个市场间的关联性。本文采用小波多分辨分析与多元BEKK-GARCH(1, 1)模型相结合方式研究了国内汇市与股市之间的波动溢出关系, 实证结果不仅表明两大市场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 还发现在不同交易周期下存在着不同的波动溢出效应, 短期来看股市向汇市有单向传递效应, 随周期变长发展为双向溢出, 其中又以汇市向股市波动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长期则仅有小幅度溢出效应存在于股市向汇市波动传递过程中。     

基于协高阶矩检验体系的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与风险传染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不断向全面纵深推进，但有关这一进程中风险传染的研究却存在诸多待改进之处。以2000年后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若干重大事件为节点，运用协高阶矩风险传染检验体系，对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状况及动态趋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取得的主要结论包括：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更多发生在波动、偏度和峰度等高阶矩层面；全球主要资本市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传染经历了上升—下跌—上升的非线性过程，其间，2006年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正式进军国际市场和2018年A股正式纳入MSCI指数体系，对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各国(地区)资本市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传染呈现聚集性，并在我国实施各类资本市场开放政策的前期更为显著；中国香港市场和日本市场对我国内地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最为显著，而2018年A股正式成为全球配资标的后，美国市场对我国内地市场的影响跃居第一，美国市场的影响力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渐开放而日益凸显。     

极端风险下中国股市的反应特征研究

投资者是否理性在金融理论中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日度交易价格数据,对中国股票市场在极端风险下的反应特征进行了统计实证研究。基于2002-2013年的数据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在极端风险下会表现出一些有趣且显著的反应特征。具体表现为:1.在股市出现极端下跌情形下,市场会由于过度反应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内表现出显著的反转特征;而在股市出现极端上涨情形下,市场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内并没有明显的反应模式;2.与熊市相比,在出现极端下跌风险下,市场在牛市中更容易出现过度反应而表现出反转特征。实证研究结果还发现,基于极端风险构建的投资交易策略要显著的优于有效市场假说的买入并持有策略。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不仅表明投资者的非理性特征,而且还表明这种非理性特征已经影响到资产的定价。     

系统风险冲击、企业创新能力与股票价格波动性:理论与实证

系统风险冲击和企业创新能力通过影响企业经营基本面和投资者行为而对股票价格波动性产生影响。本文首先建立数学模型从理论上研究系统风险冲击和企业创新能力对股票价格波动性的影响机理;然后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以2013-2017年期间中国沪深300指数跌幅超过18%的持续性下跌为系统风险冲击源,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创新能力指标,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股票价格波动性与系统风险冲击正相关,与企业创新能力负相关,企业创新能力能够弱化系统风险冲击对股票价格波动性的影响,进而增强股票市场稳定性。规范市场监管行为、改革上市和退市制度、优化创新激励机制、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降低系统风险冲击影响、保障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     

基于SV-M模型的股票市场风险溢价与波动关系研究

资产收益的风险溢价是金融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在深入考察现有的两种收益与波动关系模型(GARCH-M和SV-M)差异的基础上,以新兴股票市场中的上证综指和成熟股票市场中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为例,运用更具理论优势的SV-M模型,实证考察了两种类型市场中风险溢价与波动率之间关系的不同状况。研究结果显示,上证综指的波动率对其风险溢价有负向影响,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波动率对其风险溢价有正向影响;但无论影响方向正负,波动率对风险溢价的影响都是非常微弱的。论文结合两种市场中的不同波动状况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解释。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股票市场波动跳跃研究——基于高频数据的中美比较分析

本文以雷曼破产日至2009年1月底这段时期内上证综指、恒生指数以及S&P500指数的日内高频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跳跃显著性检验方法和扩展HAR模型,对波动跳跃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雷曼危机导致股市波动的显著提高,但中国内地股市受到的影响最小;中国香港股市成为波动跳跃发生频率最高、跳跃幅度最大的市场,且波动跳跃主要发生在夜间休市时间内;雷曼危机使得波动率模型的预测精度大大降低,股市风险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这一现象更加明显.     

考虑流动性和组合再平衡风险的股票质押率优化模型

股票质押率的合理与灵活设定对于降低质权人风险，从而避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现有研究和实务操作往往只是简单地基于波动率来计算股票质押率，而忽视了流动性、杠杆和交叉持股等因素对股票质押率的影响，即在股票质押率定价过程中未能考虑质押标的的流动性风险和组合再平衡风险。鉴于此，本文分析了杠杆对投资者资产组合价值的影响机理，以及交叉持股对质押标的的正反馈效应，构建了一个兼顾波动率、流动性和组合再平衡风险的股票质押率定价模型。另外，通过模拟分析发现，杠杆及流动性冲击均显著影响股票质押率；且与仅基于波动率预测的传统模型相比，本文提出的定价模型所计算的股票质押率要显著低于前者，结果证明本模型确能有效解决杠杆过高、交叉持股情况下，股票质押率的合理调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