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实际有效汇率与金融稳定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汇率波动频繁和金融稳定的联动问题备受关注。运用熵值法构建中国金融稳定综合指数(CFSCI)，采用具有随机波动性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动态时变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金融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在短期会显著降低金融稳定，中长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波动幅度变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在不同时段呈现异质性，中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进而间接降低金融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在短期会增加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程度历年来保持相对平稳，作用机制比较稳定，长期可能会降低不确定性，从而促进金融稳定。近些年来，三者之间作用强度有所下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波动——基于TVAR模型及溢出指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1997年01月-2017年09月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非线性TVAR模型及其方差分解构建的溢出指数，实证考察了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的非对称影响，并测度了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经济变量间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其正向冲击将使得产出降低0.21%左右，房价和股市收益率分别上涨0.67%、0.51%左右；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其正向冲击的影响微弱。（2）溢出指数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房价和股市存在净溢出，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总体溢出指数超过50%，变量间的联动性较强。研究结果表明，相关部门在制定及调整经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其可能引发的不确定性，并通过阐明经济政策意图等方式，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基于中国EPU指数的经验证据

层出不穷的"黑天鹅"事件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导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创出新高。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会产生怎样影响?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07-2016年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体投资与虚拟投资行为的影响。以Baker等开发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实体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企业实体投资下降;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虚拟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反而导致企业虚拟投资上升。(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实物资产投资成本上升抑制了企业实体投资活动,投资成本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实体投资的中介路径;相对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却导致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上升刺激了企业虚拟投资活动,投资收益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虚拟投资的中介路径。(3)政府干预弱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力图打开企业资本配置内部结构黑箱,拓展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内容,揭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与路径,为当前全球不确定事件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转向不确定性与风险——基于经济周期视角的思考

2017年以来关于"经济新周期"的争论,显示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走势存在重大分歧,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周期理论力图通过各种长度不同的确定性周期组合来解释和说明经济波动,是以过去确定性的经济运行周期来推演不确定性的未来,测不准是其常态。在不确定性强化,各类风险叠加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应以不确定性思维和方法,把防范化解风险放在首要位置。     

国际油价、宏观经济变量与中国股市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基于Massacci (2017)提出的时变POT模型、应用纯时间序列方法测度动态尾部风险,再利用Diebold和Yilmaz (2012, 2014)提出的溢出指数模型,结合滚动样本估计方法,从方向、大小和动态性的角度考察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体系之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总溢出指数在危机时期显著提高。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方向性尾部风险溢出效应要弱于其接收自宏观经济体系的冲击,是系统中最大的尾部风险净接收者。其中,国际原油价格、货币政策的极端变动等均对股市尾部风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是中国股票市场尾部风险的重要来源。此外,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正逐渐增强。因此,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当局应特别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经济不确定性是股市波动的因子吗？——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混频模型（GARCH-MIDAS）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方面。总体来说，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中国股市的波动，但强度有限，且A股、B股间表现出差异。经济运行（IP）和消费（inf）中的不确定性是A股、B股共同的波动因子，且IP的贡献度最高；货币政策（IR）、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PU）对A股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影响B股的长期波动趋势；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AEPU）的影响则不显著。加入显著性指标有助于提高波动率的预测精度，混频模型为分析股市波动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识别股市波动中的经济影响因素。     

从次贷、次级债危机看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2006年下半年,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和次级债风波初现端倪,2007年8月骤然引发了美国金融业乃至全球经济领域的轩然大波。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出现状况,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这场危机中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被暴露的淋漓尽致,不得不让人深思金融创新对宏观经济影响的问题。本文从次贷和次级债入手,通过对其内容、产生的背景以及当时宏观经济情况、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得出这场金融危机的产生根源。进而重申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基于新闻文本数据的我国股市波动性测度及其应用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对我国报纸新闻的文本大数据分析,构建了 一个能较好测量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新闻指数(CEMV),并进一步利用我国2005年1月—2020年10月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政策性新闻驱动下的证券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及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1)CEMV指数峰值的出现与我国证券市场历次较大的波动相关,同时CEMV对股票市场指数已实现波动率有显著的解释能力.(2)本文进一步构建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4类特定政策类别的CEMV指数,发现对于不同金融事件的冲击,各指数的反应有所差异.(3)政策性新闻驱动下的证券市场波动冲击会对产出增速、价格水平、股票市场收益率产生短期负面影响,对货币供应增速产生总体正向影响,并且加剧了投资者情绪的短期波动.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银行资本网络

在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视角下实证研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各国或地区之间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往来的影响,并考察宏观审慎政策的缓冲效果.基于2000年～2016年的103个经济体的季度面板数据回归,本文主要发现：第一,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造成负向冲击,显著降低网络中各国资本流动的入度、加权入度、加权出度和加权度;第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向冲击;第三,贸易联系渠道和外汇风险暴露渠道是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的重要渠道.本文还进一步从中美贸易摩擦事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长期影响、不同类型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以及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间接外溢影响角度,拓展了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加深了对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产生的潜在金融风险的理解,也为各国或地区防范和应对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冲击提供了理论依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授予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储蓄行为的影响效应。本文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该效应在中国入世之后逐步增强。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提升效应明显大于对利润总额的影响;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激励了企业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增加中间投入品进口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了企业储蓄率。本文还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储蓄率效应与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等特征有关;另外我们也得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产业关联途径影响企业储蓄率的证据,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下游关联渠道"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而"上游关联渠道"的作用不明显。本文从贸易政策变动的视角为理解近年来中国企业储蓄率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果的相关研究。     

要素投入、货币供应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研究表明,资本投入波动是经济增长波动的主因,货币供应量波动次之,技术进步引致的经济波动则更为平缓、持久。在较短时期内,资本存量和货币供应波动更易引致宏观经济波动,且波幅较大,而技术冲击则从更长的时期内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我国技术进步并不内生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及货币供应非中性的推论应引起重视。     

经济波动的变异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本文通过构建附加"金融加速器"的DSGE模型,模拟和测算了2008年前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来源及其变化,并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应当如何调整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波动的变化,结果发现:(1)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具备了一定应对并平滑冲击的能力;(2)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外冲击的影响,传统的贸易渠道的传导出现弱化,金融渠道的传导不断增强;(3)在2008年之后,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刺激政策成为了推动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技术驱动作用明显下降;(4)在2008年之后,货币政策实施较之前更为有效,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降低。最后,本文针对这些变化提出了未来政策框架调整的建议。     

石油价格冲击与中国实际经济波动研究——基于开放RBC模型的分析

中国的石油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国际油价波动这种外部冲击对经济可能产生各种影响。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RBC(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通过引入石油价格冲击和技术冲击,解释了中国实际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并探讨了石油价格冲击对于中国实际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相较于已有研究,该模型更好地模拟了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特征。同时,研究发现,除贸易余额冲击外,石油价格冲击对经济也产生负向影响。因此,能源价格改革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防范石油价格波动对实际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中小外贸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产生了严重影响。金融危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由于中国对出口(特别是对美国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金融危机会透过降低美国国内消费需求,影响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下降,在国内消费乏力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和供给过度问题。政府就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限制产能,并容易导致通货紧缩,前几年中国已经出现过类似情况。由此,出口不振将增加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目前美国消费市场需求开始下降,尤其是与建筑有关的相关产业,从而影响了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企业对美出口。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产生了严重影响。金融危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直接造成了中小外贸公司出口的障碍,甚至会使中小外贸公司的一些产品退出国际市场。本文提出了当前形势下中小外贸公司的发展战略。     

浅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使中国金融机构对这部分资产的投资遭受了损失,外汇储备资产价值也因此受到了不利影响。二是次贷危机对中国向外出口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三是资金层面的影响,金融体系危机必然会使资金供应紧张。四是心理冲击连锁反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 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凤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跨国动态溢出效应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其经济政策波动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本文基于1997年1月至2017年5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运用DCC-GARCH模型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样本国家的EPU指数波动率呈现尖峰、厚尾、非对称的特征，因而更适用非对称多元t分布DCC-GARCH模型；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日本和英国均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影响程度不一。进一步分析表明，中美间EPU指数的动态相关性高于中英和中日，中美和中英间的EPU指数动态相关系数走势较为相似，且趋向稳定；受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中日间的EPU指数动态相关系数走势明显异于中美和中英。     

存货投资、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根据协整理论,利用中国1978-2002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中国存货投资、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作为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衡量指标存货投资并未引起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而是经济的波动导致了存货的同方向波动.通货膨胀的波动虽然对存货的波动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相比经济波动对它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存货波动更多的表现为经济波动的显示器.     

基于TVP-VAR模型的信心、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波动研究

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在宏观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往往为传统的货币政策文献所忽略。本文将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纳入能够反映时变特征的TVP-VAR模型中，研究中国经济波动的时变成因，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的提高扩大了内需，并通过影响货币政策中介变量推动了宏观经济的发展。（2）公众会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对未来进行预期，因此，货币政策的调整能够影响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进而对内需产生影响。（3）从时变角度看，企业家信心的单位正向冲击在整个样本区间内均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货币增长率的提高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率有促进作用，在长期内会阻碍经济的增长，消费者信心、利率与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呈反向变动的关系，在长期内呈正向变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