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与外汇市场尾部风险的跨市场传染研究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联系的日益紧密,防范尾部金融风险的快速扩散与跨市场传染成为了各国政府当局与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采用条件自回归风险价值模型,准确测度了全球45个主要国家(地区)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尾部风险.同时,从体制区间效应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在非线性框架下进行研究的合理性,深入考察各经济体内尾部风险跨市场的非线性传染.其次,从动态视角分析尾部金融风险在我国股市与汇市间的动态演变,以及美国金融风险的跨国传染情况.最后,基于多元多分位数条件自回归风险价值模型,具体量化了各经济体尾部风险传染的强度,并展开跨国、跨市场的比较与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加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体系及监管方向提出了若干建议,它将有助于改进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指标、化解国际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尾部风险的外溢冲击,为我国防范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提供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参考依据.     

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机制研究——基于金融协调监管视角

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和网络分析法构建了我国金融市场关联性指标和风险溢出指标,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通过风险溢出指标能够更全面地刻画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风险溢出指标,考察了我国主要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机制,结果发现股票市场是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且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程度在金融市场异常波动期 间明显上升．为此,进一步选取了几个系统性金融风险较高的金融市场异常波动阶段,识别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风险来源,结合当时的监管政策,研究发现部分监管政策在控制特定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本研究旨在厘清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机制,分析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影响以及相应监管政策效果,对我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协调监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融市场的“绿天鹅”风险研究——基于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的双重视角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加剧,其引发的极端天气更是对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冲击。本文结合最新发展的气候转型风险评估模型以及前沿的多重网络模型,创新性地从物理风险、转型风险两个角度全面量化“绿天鹅”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冲击影响,深入探究我国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潜在金融风险隐患。研究结果显示,两类风险均会明显加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且随着地域、行业、企业特征发生异质性变化;从长期来看,转型气候风险将大幅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脆弱性,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得出富有启发意义结论的基础上,本文为有效应对气候风险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从而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     

中国股市跨行业系统性风险空间溢出关联及风险预测分析——基于尾部风险网络模型

基于条件风险价值CoVaR和SIM单指数分位数回归技术,选取2012-2018年我国股市24行业指数周频数据,构建时变的跨行业尾部风险网络,通过网络拓扑结构反映系统性风险的空间关联及潜在变化趋势。此外,引入ARDL模型探究网络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对股市系统性风险的长短期效应,最后对系统性风险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我国股市行业板块间存在明显的系统性风险空间关联和传染效应,风险溢出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2)网络连边集中度HHI呈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在尾部事件期间,HHI指标显著增加,风险网络呈较单一的中心节点结构,网络稳定性差;(3)通过节点风险传播强度和中心化程度发现,仅通过节点内部属性判断节点的系统重要性已不够全面和准确,应结合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和关联关系来判断;信息技术、医疗保健、商业和专业服务行业是风险网络中最有影响力的行业;(4)通过ARDL-ECM模型发现网络连边集中度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股市系统性风险进行了高度准确的预测。本研究可为监管机构有效识别我国股市中有影响力的行业提供参考,依据关键行业的溢出关联制定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同时对风险溢出效应设立预警机制。     

跨行业风险溢出冲击下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研究

实体行业受到外部冲击时存在跨行业风险溢出效应,导致银行所持有的不同行业资产的损失之间存在较高相关性。本文首先基于LASSO-VAR构建行业风险溢出网络,准确刻画特定行业风险上升带来的行业间风险联动特征。然后,利用DBNM-BA模型构建跨行业风险溢出冲击下的“实体行业-银行系统”两层级风险网络,并分别识别两层级网络中导致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上升的关键节点：系统重要性行业和系统脆弱性银行。本文实证研究表明：(1)若不引入行业风险溢出网络,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被低估约57.78%。(2)系统重要性行业方面。行业间风险溢出特征对系统重要性行业分布具有显著影响,行业相对规模的影响显著性次之,行业贷款集中度的影响显著性最弱。(3)系统脆弱性银行方面。我国银行体系抗风险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2015年之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水平迅速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主要来源于部分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本文为我国采取精准措施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哪些因素影响了股市风险传染？——来自行业数据的证据

防范系统性风险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风险传染(risk contagion)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特征之一,作为资本市场最主要部分的股票市场,其行业间的风险传染愈益凸显。本文采用Δ CoVaR结合时变SJC-Copula的方法,测算了我国股市行业间产生风险传染和遭受风险传染的程度,并基于实际联系和金融联系实证检验了行业间产生和遭受风险传染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股市行业间的风险传染具有异质性和时变性;行业的关联程度越高,信息透明度越差,对其他行业股票产生风险传染的程度越高;行业的关联程度越高、信息越不透明、股票流动性越差,遭受其他行业风险传染的程度越高;投资者情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行业股票风险传染的时变性,投资者情绪越悲观,行业间的风险传染程度越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基于关联网络视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已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研究基于七个部门的35个相关因子抽取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综合采用DYCI溢出指数法、复杂网络分析法和滚动时间窗口技术等构建跨部门风险溢出网络，考察和检验EPU与金融体系内部风险压力承接与转移的关联动态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EPU与金融部门各维度风险变量间存在关联网络，且EPU冲击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网络传染效应；危机时期，EPU冲击下的跨部门风险协同运动趋势明显，网络结构呈现更高的完备性。同时，本文研究结论为阻断内外部风险冲击以及维护经济金融稳定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决策参考依据。     

双渠道风险传染下银行系统稳定性分析

随着金融危机的频率和范围的不断扩大,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针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构建银行同业拆借（直接传染渠道）、银行共同持有资产（间接传染渠道）的双渠道风险传染网络模型。该模型引入了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投资风险,并允许银行通过贬值出售资产来弥补流动性,这更真实地反映了银行系统的操作规则。研究结果表明,在各种经济因素波动情况下,平均储蓄量、储蓄的波动幅度、投资的收益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储蓄利率等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有较大影响,并进行了定量分析。该研究为定量研究宏观经济波动下银行系统性风险问题提供了方案,并为决策者和监管部门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提供了参考。     

基于动态相关性的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度量研究

本文以银行股票收益率的动态相关性作为银行业系统性传染风险的市场衡量指标,采用多元GARCH-BEKK模型对我国上市银行自1999-2010年间的动态相关系数进行测算,并应用Markov区制转换模型对系统性风险状态进行识别和判断,研究表明,银行股票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可以作为监测系统性风险的一项有效市场指标,结合Markov区制转换模型可以很好的判断整体系统性风险的变化,识别出高风险状态,为系统性风险的监测提供一定预警和防范作用。     

系统性风险: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间反馈效应

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间高度的关联性，使得系统性风险在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间具有反馈效应.本研究提出了度量系统性风险反馈效应方法，并利用中国2013年～2017年银行与实体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忽视实体经济的作用，将会造成低估银行系统性风险，实体经济不同行业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银行系统对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具有显著影响，而且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银行系统对整个经济系统的系统性风险贡献程度随着时间在变化，不一定就比实体经济的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     

现阶段我国政府债务“警戒线”的反思及债务风险的防范

通常人们依据债务规模的“警戒线”来衡量政府债务风险 ,认为我国政府债务风险已经较高。本文对此作了探讨并得出结论：前面的结论实际上很难成立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的空间。我国债务风险主要在于经济增长对债务资金可能形成的持久依赖。防范债务风险的根本措施是坚持深化改革、促进结构调整 ,主要依靠民间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国债资金应该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的运用 ,对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一般对债务风险的判断都是基于国债负担率、赤字率、债务依存度、偿债率这样一些指标。…     

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溢出和系统性风险贡献——基于滚动窗口动态Copula模型双时变相依视角

本文以33家上市金融机构为研究样本，利用滚动窗口动态Copula模型对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之间相依关系的时变结构与时变系数进行双时变拟合，测度了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和贡献，从宏观、行业和机构层面分析了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证券类机构贡献了最多的系统性风险，而银行类机构对整个金融系统最具有潜在威胁性；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的相依结构决定了机构风险的外溢程度，而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之间相依程度以及系统自身波动性会显著影响整个系统的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现象，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根本办法是不断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两点：第一，建立具有双时变特征的滚动窗口动态Copula模型，使模型设定和估计结果更接近真实情形；第二，从宏观、行业、机构三个层面分析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因素，这有助于从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源头进行风险防控，供监管部门决策参考。     

外部冲击视角下中国银行业和房地产业风险传染性测度

利用基于极值理论的VAR模型和CD模型,在检验了银行业及房地产业个体机构风险水平的基础上,研究了2个行业内及行业间的风险传染情况,并将房地产业与银行和其他行业间的风险传染特征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房地产业发生风险的概率较大,危机后房地产业和银行业之间的传染性显著增加,并且银行业与房地产业之间的风险传染概率明显高于银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风险传染概率。据此,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增强对风险传染的防控能力。     

基于贝叶斯方法的中国商业银行同业借贷网络中系统风险研究

本文针对银行双边风险敞口不可得的现实情况，利用贝叶斯方法，基于185家商业银行在2013年至2017年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在不同的网络结构设定下构建吉布斯抽样器，根据大量银行间同业资产及同业负债分布矩阵的样本，考察了每个商业银行在负面冲击后违约的概率及其分布。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同业借贷网络的结构能够显著影响银行的系统风险和违约概率。当网络连接概率处于中等水平时，冲击影响的范围最广；在完全网络结构下，风险分担的作用大于风险传染。总之，银行同业借贷既可以分担风险，也成为了风险传染的渠道，这种功能的转换取决于以下几类因素的相互作用：冲击的性质，例如冲击的规模，受冲击银行的数量以及冲击涉及的银行类型；清算时资产的贬值程度；银行自身资产负债表的特征。如果仅考虑银行同业借贷渠道，样本期内最稳健的银行系统是在2017年，而2014年的银行系统最脆弱。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on the cost of debt and access to debt financing for listed European non-financial firms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of how 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affects the cost of debt capital and access to 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two measures of debt cost (accounting-based and market-based) and the measure of debt access are analysed by means of a multi-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bining economics with social theories. By observing a sample of listed European non-financial firms over an 8-year period from 2005 to 2012, we fin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interest rate. Consistent with this result, we fin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debt rating. Thus,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has a positive role in reducing the cost of debt capital. Moreover, firms with better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re more attractive to lenders in terms of leverage allowance. Overall, our findings provide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reasons why companies should improve their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South Africa

Risk management involves tracking market and non-market long-range risks, understanding their adverse impact o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managerial responses to reduce risk exposure. As an emerging market, South Africa poses a challenging array of long-term political, economic,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risks to investors. Risks such as concerns about increased costs, lack of transparency, limited capacity to enforce the rule of law,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 volatile currency, regional contagion and the HIV/Aids pandemic heighten uncertainty about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Managerial responses to anticipate and mitigate risks include matching mode of entry with risk tolerance, superior intelligence and lobbying, maintaining low tolerance for corruption, selecting appropriate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balancing shareholder and stakeholder interests.Th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presented, consisting of three elements: type of risk, impact of risks and managerial response to counter adverse risk impacts, may be refined and expanded for potential application to other emerging markets.     

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溢价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子

近年来，中国企业部门债务风险不断暴露，其是否会引发系统性信用危机正成为焦点。本文着眼于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累积与暴露背后的宏观经济现实，在简约模型中引入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将经济冲击区分为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以此研究各宏观经济因子对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溢价期限结构的影响特征，从而揭示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定价的宏观经济机理。本文发现，正向的总供给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溢价，但正向的总需求冲击则会推高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溢价，自2011年以来持续处于高位水平的信用风险溢价的主要根源正是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扩张性总需求，因此欲从根本上降低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水平，应紧缩社会总需求，并通过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改善社会总供给。     

内部控制、过度投资与公司信用风险

本文以2009-2014年中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过度投资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并检验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能否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导致的信用风险,以及内部控制的这种风险管控作用是否因公司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检验结果发现,过度投资行为会显著增加公司信用风险,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导致的信用风险,但上市公司的民营性质会弱化内部控制的风险管控作用。表明在政府的推动下,国企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果效,而民营企业的内控需要进一步提升以降低其发展风险。     

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由于金融资产收益的条件波动率不仅是金融市场风险度量的重要指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杠杆效应。因此,本文运用能够刻画波动率杠杆效应的LGARCH(Leverage GARCH)模型对金融市场条件波动率进行建模分析,进而运用Granger-Causality检验分析了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的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区间,上海股市与周边重要股市的联系比较微弱,仅与香港股市存在一定的风险传导关系,而与东京、新加坡股市却不存在传导关系。然而,在我国股市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QFII)开放后,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明显异于对QFII开放之前和整个样本期的风险传导关系,上海股市与香港、东京、新加坡股市间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均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