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环境、超额持有现金与过度投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2002-2006年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公司超额持有现金是否导致过度投资,进而检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能否抑制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作用是否与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有关.结果发现,公司超额持有现金会导致过度投资行为,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进有利于抑制公司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但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弱化了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治理效应.     

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

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在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本文以2001~200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及治理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并且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     

非标准审计意见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文章利用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5年数据,检验了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以下简称“非标意见”)对公司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就投资规模而言,非标意见会导致公司投资规模显著降低;就投资效率而言,非标意见可以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从而提高投资效率,但其也会加剧投资不足从而降低投资效率。因此,非标意见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影响是不同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非标意见对投资的影响与公司产权性质、所在地区金融环境、融资约束有关。并且,非标意见对投资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此外,不同类型的非标意见对投资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其中,无法表示意见对投资的影响最为明显。     

股权制衡、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采用基于海洋博弈的shapley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股权制衡度、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度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表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但过度的股权制衡会带来投资不足的问题;不同终极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资源配置行为和股权制衡效果影响显著:相对于中央直属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过度投资倾向,且利益趋同效应在地方政府所属上市公司比较微弱,而中央直属和省级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效果相对较差.     

企业集团、大股东监督与过度投资

本文采用2003~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集团的存在是否会加重下属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程度。实证结果表明,相比独立的上市公司,隶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更加严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当可能面临外部融资约束时,隶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现象也比独立的上市公司更加严重。另外,本文还发现企业集团内部大股东监督能力的增强能够有效抑制下属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管理层权力、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选用2006-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分配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小与现金股利支付率高低显著负相关。文章进一步检验了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检验管理层权力对该相关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内部自由现金流富余且投资过度的样本中,发放现金股利能够有效减少自由现金流,抑制过度投资;在自由现金流紧缺且投资不足的样本中,企业支付现金股利会加剧现金流紧缺,造成更严重的投资不足。管理层权力的存在降低了现金股利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在讨论股利政策与公司投资决策的作用机理时,管理层权力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公司资本结构分析

在理论上,公司债权资本有利于约束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使公司投资于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本文利用投资总量分析和托宾-Q方法证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现象,但同时也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并没有发挥理论上应有的作用,抑制公司的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     

内部控制与诉讼风险

近年来,大量诉讼对上市公司健康的危害越来越大,并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内部控制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企业合法经营的重要机制。然而,内部控制是否能够防范公司的诉讼风险,确保合规性这一内部控制基本目标的实现,有效促进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保障投资者利益,尚未有相关的理论分析与证据支持。本文以我国2008~2010年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涉诉次数和涉诉金额作为诉讼风险的替代测度,考察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内部控制越有效,公司涉诉次数和涉诉金额越低,面临的诉讼风险越低;从内部控制各要素看,内部监督和内部环境建设对诉讼风险具有显著影响。通过对诉讼事件进行分类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对担保纠纷、借款合同纠纷等导致的诉讼风险具有显著的控制作用。相对于深市强制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公司,沪市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的涉诉风险更低。本文的研究为内部控制合规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通过从微观层面提供加强法律法规执行的执行机制和经验证据,拓展了法与金融,以及投资者保护的研究。     

市场化进程、管理层权力与公司现金持有

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关键因素,管理层权力的大小又体现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程度。本文运用2006-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市场化进程的制度背景,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但由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产生了负面的价值效应,管理层权力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与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相关,市场化进程能够降低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性,并进一步弱化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的负面价值效应;进一步检验表明,权力强大的管理层所持有的高额现金恶化了公司过度投资,而市场化进程能够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持有大量现金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18年沪深股市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国有企业高管同时具备“经济人”“政治人”的特征出发，探究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政治晋升激励越高，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越小；在采用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经过内部控制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能够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减小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     

银行贷款、商业信用融资及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

本文讨论了银行贷款以及商业信用融资对我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影响.通过对1995到2000年间上市公司CEO更换的研究,我们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在经营业绩为负的公司中,银行贷款与强制性CEO更换存在负向关系,而商业信用融资与强制性CEO更换存在正向关系;第二,在盈利能力一般的公司中,商业信用融资与强制性CEO更换仍为正向关系,但银行贷款与强制性CEO更换却不存在明显的关系.以上结果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在CEO强制性更换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改善了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而银行贷款却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甚至有负面的作用.     

政治关联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助——来自中国ST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7年沪深两市的ST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的政治关联对财务困境公司获取政府补助的影响.结果显示:(1)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处于财务困境时获取政府补助有显著影响,但对国有企业作用不显著.(2)考虑企业所处的地区环境差异之后,本文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优势受到地区财政富余程度的显著影响,而地方政府干预要起作用也受到地区财政状况的制约.只有在地方财政有充足财力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才可能利用政治关联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3)从政府补助的效果来看,政府补助虽然可以在救助当年明显改善公司业绩,但对公司长期业绩的提升作用却因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和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政治关联较弱的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公司长期业绩的提高作用显著,但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具有较强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作用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治关联导致了政府补助资金的低效运作.     

政治治理、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本文以2011-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治治理、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起抑制效应,减小了管理层权力较大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董事、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高管分别对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抑制效应,而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任总经理的政治治理模式则分别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协同效应。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较之中央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治治理的对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关系的抑制作用在中央国有企业中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在2015年新文件发布之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不再显著,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的抑制效应较新文件发布前更为显著,降低了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以我国2005-2007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政府控制与企业高管人员薪酬绩效敏感度

根据我国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特征,着眼于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级管理的背景,将国有上市公司分为中央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2类。由于政府对这2类公司监管程度的差异、企业面对的市场风险的不同,以及这2类公司高管人员对薪酬的关注程度存在差异,说明薪酬在这2类国有上市公司中的重要性并不一致。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业绩敏感性与政府控制人的行政级别相关,中央政府控制企业的高管人员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     

制度变迁、国家控股与股权激励

本文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基于中国国有企业与制度变迁背景,就经理人股权激励与公司价值关系进行分析,并以2001-2006年宣告实施股权激励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改善作用。结果发现,对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实行股权激励能提高公司价值,受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股权激励更能明显增加公司价值。并且,股权分置改革这种制度变迁进一步改进了原有的激励效果。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改善、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政府补贴、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研发决策

本文将企业研发行为分为"是否研发"和"投入多少"两个阶段,就政府补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理论方面,构建企业研发决策的两阶段模型,讨论了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实证方面,以中国工业企业为对象,选择Heckman两步法和2SLS分别处理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对来自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分类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所有权性质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别,国有企业面对优惠政策的倾斜和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概率较高,但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和预算软约束等原因,缺乏扩大研发投入的动力;对于治理机制完善的外资企业和处于市场竞争弱势地位的私营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研发激励效果更为明显.     

信贷扭曲下系统性风险形成和“双支柱”政策协调问题研究——基于异质性企业的视角

我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信贷获取和生产效率上的差异性会扭曲信贷资源配置,进而抬高宏观杠杆率,增加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抵押约束机制构建了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由企业信贷扭曲引起的系统性风险形成机制,并探讨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的协调问题。研究发现：在异质性企业环境下,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减缓信贷市场顺周期行为,抑制信贷规模过度膨胀,起到降低宏观杠杆率、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作用,并显著改善社会福利损失,为货币政策制定创造更多空间;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仅减缓了抵押约束机制对经济周期的放大效应,未解决异质性企业对经济结构的扭曲问题。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和自负盈亏能力,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是建立"去杠杆"长效机制、提高金融韧性以形成能够内生消化风险的市场环境的关键所在。     

A cyclical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 vast majority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this article we propose a cyclical model, highlighting that strategic decisions can also affect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shaping firm ownership structure. We discuss the impacts of strategic decisions on firm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s of publicly traded firms, private firm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e hope that our cyclical model can promote researchers to develop a more complete view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ategic management,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试析施工企业成本会计控制存在问题及对策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国有施工企业必须强化成本费用的约束机制，以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目前施工企业存在会计内部控制意识薄弱，成本控制范围狭窄、手段落后，项目成本核算与预算费用不能相互配比等问题。笔者总结自己29年的会计工作经验，越来越感到内部会计控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按照系统工程的内在规律建立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由于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国有施工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尚待完善。本文试图分析国有施工企业成本会计内部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应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