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资本投向与结构效率

基于不同投资形态对经济、社会与政治目标的贡献差异,研究了政府干预下的资本投向选择效应,及其导致的投资结构异化对总体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国企增加固定资产、股权并购和垄断资产投资,削减技术资产投资.(2)在政府干预程度较大的地区,国资委直属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最大;企业集团所属企业的股权投...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以我国2005-2007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促进了资本流动吗——基于企业跨地区投资的视角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是造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否缓解这一局面、促进要素资源自由流通？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上市公司在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行为衡量资本要素的流动性,系统考察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够促进资本流动,表现为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显著提升了辖区内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的比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提高了政府放权意愿,降低了市场分割程度,进而促进了企业跨地区投资;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地区行政壁垒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及民营企业样本中,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制度性政府行为影响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为当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思路。     

终极控制、资本投向与配置绩效

基于终极股东自利动机与资本投向选择差异的理论阐释,实证考察了终极控制下的资本投向结构分布及其对总体投资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越低,越有增加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股权并购的资本投入,以及削减R&D投资的动机;2)随着现金流权的降低,地方企业集团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增大,地方资产公司的股权投资增长趋势更为强劲,这与两类地方国有终极股东的运营模式和谋利能力密切相关;3)由于获取特许和垄断性使用权的难度较大,民营终极股东自利动机对无形资产投资的影响不显著;4)终极股东自利动机下的投资选择,不仅降低了整体的资本配置绩效,而且导致投资结构的异化.上述研究结论,对于从产权角度来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微观投资的非效率成因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进一步改善技术创新投资的产权激励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股权控制、投资规模与利益获取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实证考察了不同国有股权控制特征下资本投资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 1)整体而言,投资规模与控制权收益正相关. 2)资本投资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在不同股权控制分类下呈现显著差异,但对大股东持股比例不敏感;3)地方企业集团所控上市公司,其控制权收益对固定资产和股权投资规模的敏感性最高,分别为央企上市公司的10倍和6倍,为地方国资委上市公司的3.3倍和1.9倍;4)地方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在形成高控制权收益的同时,侵害了公司价值.上述研究为进一步完善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上市模式选择,加快市场化进程以促进资本投资的私有利益外部化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政府的公共补贴对风险投资的促进作用

结合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契约设计和存在双边道德风险的激励问题,考虑在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的最优契约关系中,政府的公共补贴对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的收益关系的影响。发现在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财富传递效应",即政府对风险投资者投资损失的补贴可以增加创业者的期望收益,因此这种补贴政策可以激励更多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投入到创业活动中来。在没有政府公共补贴时,一些因投资价值相对较小而无法获得风险资本投资的项目,在有政府公共补贴后能够获得风险资本的投资,即政府的公共补贴不仅能增加风险资本的供给,也能增加创业企业对风险资本的需求。     

政府质量、公司治理结构与投资决策——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投资有利于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助于企业构建作为竞争优势获取机制的动态能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本研究使用世界银行的分层抽样企业调查数据,探讨了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质量对企业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所在地政府质量越高,企业净利润中用于投资活动的比例越高。第二,企业投资决策不仅仅依赖于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各自的单独影响,而且依赖于政府质量与公司治理结构在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影响关系。在既定的政府质量水平下,企业越是倾向于向"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时,越能够激发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有关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方面的认识。企业的"投资之帆"只有在"政府质量之风"更加强健有力之时才能顺利地"乘风破浪",而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被作为帆船前进过程中的调节工具。这为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企业投资、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纵容之手、引导之手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股权性质分组的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对974家上市企业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分组检验了政府补贴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其它相关因素之后,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政府补贴在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引导之手”的积极作用.但是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政府补贴在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扮演着“纵容之手”的消极作用;(2)民营企业中高管持股会产生“利益趋同效应”,从而对政府补贴与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起到显著调节作用,而在国有企业却没有起到显著调节效果;(3)虽然从理论上看,独立董事的引入有利于配置更多的资源于创新活动和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关系,但本文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独立董事对政府补贴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都不显著,都存在着“形式主义”陷阱.     

政治关联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助——来自中国ST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7年沪深两市的ST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的政治关联对财务困境公司获取政府补助的影响.结果显示:(1)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处于财务困境时获取政府补助有显著影响,但对国有企业作用不显著.(2)考虑企业所处的地区环境差异之后,本文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优势受到地区财政富余程度的显著影响,而地方政府干预要起作用也受到地区财政状况的制约.只有在地方财政有充足财力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才可能利用政治关联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3)从政府补助的效果来看,政府补助虽然可以在救助当年明显改善公司业绩,但对公司长期业绩的提升作用却因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和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政治关联较弱的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公司长期业绩的提高作用显著,但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具有较强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作用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治关联导致了政府补助资金的低效运作.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

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激励异化，进而对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和土地价格上升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正向渠道；而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负向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和高经济竞争地区更加明显。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是偏离最优效率水平的，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影响辖区内企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将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控制权私利下的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的理论阐释,以固定资产和长期股权的组合投资为研究对象,构建出有无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资本配置模型,理论分析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的控制权私利行为是导致企业偏离最优资本配置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偏离程度随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的增大呈非线性变化.该变化趋势主要由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和长期股权投资收益率的大小决定.     

政府治理、终极产权与公司投资同步性

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以2005年-2007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能够激励和监督管理者做出基于公司专有信息的投资决策,而不是盲目地模仿行业内其他公司的投资行为,降低行业和公司层面的投资同步性。如果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较高,公司利益被政府或其他官僚机构侵占概率会降低,这会提高公司从信息采集中获取的期望收益,降低公司投资同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公司投资同步性的影响在终极产权不同性质的公司中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相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对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补贴收入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在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分析和国内外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尝试通过经验研究建立反映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国有股比例与上市公司所获得的补贴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分析模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国有股权比例与上市公司所获得的补贴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补贴收入占上市公司净利润的比例又与公司上市时间的长度呈负相关关系,同时.地方政府对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相机治理和干预行为又在客观上加剧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向上市公司提供补贴收入的主要动机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并提升公共治理绩效.     

增值税转型、产权特征与企业劳动力需求

以2009年在全国推广施行的增值税转型为研究契机,结合企业的产权特征,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增值税转型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企业劳动力需求普遍减少;但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民营企业劳动力需求显著减少,而国有企业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劳动力需求没有显著减少,其对税改的敏感度低于民营企业;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层级后发现,中央国企劳动力需求显著减少,而地方国企由于受地方政府干预更强,劳动力需求并没有显著减少,其对税改的敏感度低于中央国企;究其原因,本文发现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企承担了更多的预算软约束,作为补偿它们也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     

政府竞争、资本配置与上市公司“壳资源”转让

地方政府间的晋升锦标赛迫使政府官员寻求一切可能的方式完成政绩、争夺和保护地区的优势资源,人为地干预资本资源配置.以2000年至2006年地方上市国有企业被民营企业并购、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公司作为样本,以是否为辖区内并购作为因变量,以行业调整的绩效指标和企业规模作为自变量,建立Logit回归模型,探讨稀缺的"壳资源"在辖区内外转让是否因其质量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在控制公司特征、治理因素和年份固定效应等因素后,发现在卖方主导的国有上市公司"壳资源"转让过程中,地方政府倾向于将绩效好、影响力大的国有企业转让给本地民营企业,而将绩效差、影响力小的国有企业转让给外地民营企业.根据地区竞争力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组,发现竞争力排名靠后的地区比排名靠前的地区"壳资源"的质量在辖区内外转让的差异更为明显,表明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辖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方式维持地方经济.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权益资本成本

以1999～2001年沪深两市334个配股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政治关联整体上并没有影响国有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但考虑不同的政府干预程度后,政治关联在政府干预比较严重的公司能提高权益资本成本.另外,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同样增加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结果说明政治关联对多数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具有负面的影响.     

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将中国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绩信息的载体,研究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外部关注强度、内部治理水平和企业融资能力的提高,是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减少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理论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针对非国有、行业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较弱地区的企业,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能够发挥更强的边际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在行业层面具有溢出效应,能够降低与被提及公司同行业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我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合理控制与战略思考

我国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体系按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划分,可分为公益性、基础性和竞争性3大类,并分别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承担。目前固定资产投资按所有制划分为国有、集体、个人和外资共四大类,按投资主体(决策主体)可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其他企业、个人、外商等6个部分。其中前3个是国有资产投资主体,使用的是国有资产,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对其使用有优先决策权。后3个投资主体使用的是非国有资产,政府没有对这些资金的使用和支配权,其他企业中包括国有资产投资的股份制企业,其投资决策权归企业董事会,对国家…     

地区差异会影响金融与实体之间的相互转化程度吗?——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

实体经营与金融投资的有机结合被认为是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到强崛起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从我国地域特征着手,探讨了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和经营收益之间的资源配置选择与效率呈现出的地域性的差异.结果 表明,东部地区上市企业经营收益越高,则会有更多资产投资于金融资产.但是,金融资产对经营收益的"挤占效应"却是西部地区更严重.而地区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地区软环境指标能够解释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随着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增高和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下降,金融对经营收益"挤占效应"的负向边际效果逐渐下降,说明政府与市场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金融与实体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提高落后地区的软环境水平有利于引导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     

排污权交易是否驱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研究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基于2004年—2018年2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算，然后将排污权交易政策作为准实验，采用DID和PSM-DID方法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区域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04年—201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仍较低，有较大的提升潜力；2)排污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研究期内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3)排污权交易政策对高收入和低污染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低收入和高污染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均不显著；4)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可以强化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则不利于发挥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