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农民工子女污名化问题的社工介入

进城农民工子女陷入"被污名化"的困境,是当前这一特殊群体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将社会工作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理念及其个案工作方法、小组工作方法、社区工作方法引入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污名化研究,有助于激发他们内在的潜能,促使其自觉地接受和适应这个社会并最终被这个社会接纳的理念,有助于进城农民工子女形成健康良好的心理和人格修养,更好地融入社会。     

进城农民工子女犯罪问题探析

近年来,进城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跟随农民工进城的子女在就学、心理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有的为此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成为危胁社会安定的隐患。因此,需加强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犯罪问题的研究,并找出良策加以解决,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的分析与思考--来自深圳"姚圩街"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的调查报告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正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人们关注的更多是那些进城的农村儿童、少年;其实,农民工子女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被留守在了家里,即所谓的“留守子女”。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当前“留守子女”的教育状况,本文对深圳“姚圩街”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做了调查,并根据这些调查资料,试着对农村地区“留守子女”教育问题做了一些探讨,以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困境挑战教育公平

与农民工相伴而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困境问题.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有700-800万人,留守在家儿童2200多万人.留守在家的无人管,流动进城的上学难.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失学率高达9.3%,一直未上学的占6.85%,失学的占2.45%.农民工子女上学困境对我国义务教育法中"适龄儿童、少年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教育公平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深层原因有:对农民工现象的长期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体制;法律制度不完善;农民工自身素质低维权意识差.解决的出路在于:让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实行"义务教育补助卡"制度,改户籍入学为"居住地入学";将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纳入城市学校考核体系;政府给予农民工子女学校以倾斜政策.支持其尽快发展.     

构建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支持体系

由于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社会化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出了问题。这篇文章通过对贵阳市农民工子女生存状态的考察,从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支持现状及缘由,提出从家庭、社区、政府以及舆论导向方面构建一个多元的社会支持体系。     

当前农民工媒介镜像批判

农民工群体的媒介镜像直接影响着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整体认知,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资源配置。目前,新闻媒介对农民工群体的报道,在报道规模、报道质量和议题设置上存在着话语权萎缩和媒介镜像被污名化、妖魔化倾向,加深了社会主流群体对农民工群体的刻板成见,也影响着社会和谐与稳定。鉴于此,在报道中坚持客观公正的专业理念,及时、准确、真实地报道农民工生活的信息,尽可能反映出农民工群体在社会总系统中的真实位置,用新闻专业精神,培育公共新闻版图,确保农民工群体新闻镜像的真实性,是新闻传媒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构建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支持体系

由于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社会化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出了问题。这篇文章通过对贵阳市农民工子女生存状态的考察,从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支持现状及缘由,提出从家庭、社区、政府以及舆论导向方面构建一个多元的社会支持体系。     

新公民计划:放飞农民工子女的城市梦想

一、背景、意义与方法随着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极为频繁,进城务工人口的数量迅速攀升,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日益庞大.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了以帮助农民工子女(新公民)城市融入为宗旨的资助项目-新公民计划,此次新公民计划公益活动由黑龙江省青     

“珠三角”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英文)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The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民工权益保护机制的模式构建

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关系着城市中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利益,也关系着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农民工的权益受到多方面的侵害,也有多方面的力量在努力改善农民工的权益状况,但是目前农民工权益保护在机制上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限制着其功能的发挥,这就需要创新一种机制。社会工作重视人的不同需要,重视系统地整合资源,在这一视角下,保护农民工权益,首先应建立起一种整合的机制以解决农民工群体的现实性问题,有针对性地满足农民工的需求。     

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研究

享有社会救助是农民工的一项权利。国家和社会正在共同解决农民工社会救助问题。要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必须走法治之路,进一步增强国家对农民工社会救助的责任和能力,继续发挥社会力量在农民工社会救助中的作用。农民工在得到社会救助之前和之后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社区学院应致力于提高农民工的素质

农民工是城镇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一支重要的建设力量,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须依赖的主力军,他们是促进我国永续发展的强大力量,但他们又是一弱势族群。在城市化、工业化中农民工已发挥、还将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的发展与未来与多达2亿的农民工群体及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基于劳动者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诉求,重视、致力于提高农民工素质是社区教育重点和社区学院的重要工作。     

地方治理与农民工保护

本文从地方治理的角度分析了国家的农民工保护政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未能得到有效执行的原因。并揭示了国家的农民工保护政策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来执行的,但是如今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合法性基础已经受到了削弱,限制了地方政府在监管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本文还提出了如何将农民工进一步纳入地方治理结构,充分组合各种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来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矛盾性特征及其应对

当前,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虽然来源、务工时间和留城意愿等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内部显现出一些差异性,但就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在其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六大矛盾性特征。应对这些矛盾,需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     

农民工城镇化现状与前景

本论文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方法分析农民工就业状况对他们城镇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用工年轻化、农民工失业中年化的现状,论文首先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估算,指出为了全家城镇化,农民工夫妻婚后一般需要连续工作30 年。在此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农民工工作寿命表,用以估算中国具备城镇化最低限度经济能力的农民工总量。考虑到未来企业用工年龄结构的变化,预计2006年时年龄在 30岁以下的69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都已具备在城镇定居的最起码的经济条件。     

风险社会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福利刍议——基于上海市闵行区九星村的实证分析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所引导的是科技的创新与产业的升级,城市化的进程得以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在社会取得卓越发展的同时,现代化、工业化的到来也促使了社会风险的集聚,这类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文明的直接后果,由此风险社会的存在形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城市化进程催生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他们基于自身发展和理想目标的实现,大量涌入城市之中,成为了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风险形成的间接缔造者,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社会风险对自身所造成的影响,涉及了生活、学习、教育、就业等诸多方面。国家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多种权利的保障。其中,作为公民基本权利获取路径的社会福利制度,对于处在风险社会中心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于这类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构建,所需要凸显的是主体现实需求的满足,诸如：福利服务制度、职业福利制度、社区福利联合体,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实现市民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移民研究文献强调同乡网络是移民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保护移民权益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劳工研究文献则强调同乡网络对移民权益的剥夺作用。本文基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值匹配方法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分析了“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这种同乡网络对农民工人身权利等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但与更多的超时加班以及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等状况联系在一起，阻碍了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实现，（3）与此同时，这种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社保福利等发展型权益的实现影响也不显著。最后，本文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同乡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作用与限度，提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关键是制度建设与工会组织建设，以及农民工个体尽快脱离原始型社会资本，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企业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内容和推进模式

企业社会工作是专业社会工作的重要的实务领域,是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于农民工的重要路径。企业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将有助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企业社会工作可以在维权和协调劳资关系、协助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和问题、教育与培训、营造有利于农民工的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为农民工提供服务。企业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主要有＂企业主动引入＂和＂政府购买服务＂两种基本的推进模式,以及作为重要补充的＂校企合作＂、＂社会捐助＂等其他推进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