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象征二元结构:以农民工群体为中心的微观权力分析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需要从微观和象征的角度予以理解。从“象征社会”的分析视角看,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媒介信息与象征标记往往成为社会身份的分类工具与生产机制。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群体所承载的诸多象征标记使城乡界线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进而凸显出“城市中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常常是文化性的、隐秘的,可用“象征二元结构”概括之。“象征二元结构”意为表达不同群体社会身份的象征系统及其运作呈现出二元对立或两极趋势,它彰显了不同群体在身份、地位、声望等方面的二分化与不平等。“象征二元结构”所包含的“问题化农村”与“梦想化城市”的逻辑成为国家建构现代性形象的手段与策略,以弥合“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的距离。     

如何在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由于西方社会排他性强的聚会性宗教占主导地位,而中国排他性弱的混合宗教更为兴盛,故中国的社会调查运用宗派本位的西方宗教测量工具会遇到遗漏或错分信仰群体等问题。对此,本文从信仰归属、宗教实践、宗教组织成员资格三个维度及这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上提出中西宗教之差别对问卷调查的影响。通过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尝试神灵本位的信仰测量方案,以及将其分别与该调查前后两轮追踪调查的问卷设计和数据相比较,本文检验及展现了既有测量工具在采集中国人宗教信仰数据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宗教信仰社会测量的建议。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的中国逻辑及其治理——一种基于网民视角的分析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是全球风险社会下中国社会结构紧张长期诱发的结果。处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中的普通网民,不单是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发动主体,更是中国经验最为直接的感知者,因而,从普通网民视角探求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的中国逻辑具有合理性。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形成,体现了网民“理性”和“非理性”言论相互交织的特点,在逻辑上具体包括利益表达逻辑、逼迫回应逻辑、群体极化逻辑、抗争动员逻辑以及情感宣泄逻辑等;在治理上,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坚持利益共享、制度表达、公信修复、信息公开、网络盟友、话语引领及真诚沟通等原则,这才是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标本并治之道。     

Guanxilization or categoriza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us＂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面对急速的社会变迁中,需要以变迁与文化的视角来选择研究问题,而中国社会文化中群己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即“我们”概念的形成机制及其转换的可能与条件,正是一个体现着双重视角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解释社会凝聚力、群体行动的逻辑,讨论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类别与个人的关系;也有助于培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从而促进社会合作。与以往单～机制的分析框架不同,通过对两个个案的讨论,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中国人“我们’概念是在社会情境的启动和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之下,经由相互交织的“关系化”与“类别化”双重过程形成的。     

市场经济需要经济伦理

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 ,曾广泛地批判吸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一些有效的经济管理制度及体制 ,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目前来说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是 ,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经济发展之时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 ,其中突出的问题是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普遍的信用丧失和经济欺诈行为 ,经济犯罪成为一切违法犯罪中最突出的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今天看来 ,已远不是通过法律、制度手段就能解决的。一些专家学者提出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法律与制度约束 ,更需要有第…     

治理:社区建设的新视野

文章先简要介绍治理理论提出的历史、治理理论的涵义及主要论点、治理与统治概念的区别,然后由治理理论推导出社区治理的概念及其涵义,通过对国内社区治理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得出“由社会控制到社区治理的转变是社区建设的需要和必然”的结论,从而为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目标的实现提供新的理论视野。     

中国城镇失业与再就业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第一次“软着陆”的成功 ,我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必然的社会经济产物———失业。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存在的失业的特点展开详细分析 ,并立足现实放眼未来 ,提出解决城镇失业问题的阶段性和长远性对策     

“调研政治”:中国政治运作的特色模式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保持政治稳定性、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机制。在中国共产党推动调查研究机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中，“调研政治”运作模式应运而生。其生动反映了通过调查研究统一思想认识、形成政治共识，继而规范治理行为、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机理，二者有着循序渐进、互为条件的逻辑关系。基于“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这一前提而生成的“调查研究—认同聚合—科学决策—推动落实”的运行机制，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治理智慧。“调研政治”这一概念性图式高度概括了“中国之治”的独特逻辑和制度优势，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的重要旗帜。     

信息产品的创新动力

本文从分析信息产品的经济特性着手，首先提出了信息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不同点；进而分析了信息时代以厂商产品创新为主和工业时代以工艺创新为主的特点。然后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考察了不同消费者对信息产品的偏好，推导出信息产品的需求函数，提出了在信息产品市场上，存在着“理性消费的双重性”这一特性，即信息产品的市场上同时存在着“价格理性型”和“性能理性型”两类理性消费者。文章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信息产品的厂商是如何利用这个特性，通过产品创新来获取最大利润的。并进一步分析了信息产品市场在垄断和竞争两种情况下厂商进行产品创新的激励机制     

社会管理：作为实践和概念

本文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梳理了社会管理作为一种概念是如何被定义的,主要包括社会管理的主体、功能、价值取向等,以及社会管理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是在西方和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最后指出了社会管理在中国发展的可能路径及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发展,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哲学变革就可以实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深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度相关联.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高度直接影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一旦将资本逻辑批判看做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核,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具有了双重逻辑,一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以资本逻辑批判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前者是过去研究中被着力关注的问题,而后者如何呈现,至今还未得到系统的探讨.相比于前一逻辑,后者更能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维度,更能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生活做出更为现实的批判分析.基于资本逻辑批判的构架,马克思曾提出过诸多的“计划”,但最后完成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种新的理论构架是当前研究中还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大学“立德树人”的文化省思

“立德树人”与“以文化人”之间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以及大学“立德树人”的价值理想与实践效果之间的鸿沟,都需要对大学“立德树人”进行文化省思,需要以文化“观”教育,以教育文化“读”教育现象,以文化逻辑解读教育价值.以是观之,当代大学教育存在“虚无的”教学文化、“自在的”课程文化和“钝化的”教师文化等问题,应建构“充盈的”教学文化、“自觉的”课程文化、“激扬的”教师文化,以为“立德树人”创设文化载体.     

当前我国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主要观点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展望

我国社会学家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观点，可以归纳为“社会整体系统”、“社会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三种主要类型；从“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角度来分析，这三种观点中都分别存在着在社会学“理论范畴”的层次上已很难克服的“逻辑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是三种观点的研究者都必须从社会哲学的高度，在对“社会及其构成要素”、“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以及“社会学的研究范式”等几个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对各自的“研究对象”进行反思。     

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再认识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生于19世紀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所办近代军用、民用工业企业,同地主官绅商人投资创办的工业企业一样,是作为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立面而出现、存在和发展的。均具有较强的民族性格。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之前,不须有“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之分,而应统名之曰“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其人格化统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与之相适应。变专制制度为民主制度的首次政治实践,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它虽存在百日而被顽固守旧势力扼杀以失败告终,其历史意义却是伟大的。从此以后,辛亥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革命战争,基本上都是为实现民主制度以解决新经济与旧国体的矛盾,为资本主义经济顺利发展扫清道路。但遭到反动势力的顽抗。这样,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不能顺利发展的波纹。鉴于上述观点,文章提出:110年近代中国史,以1898年戊戌变法作为分段线,比较能更好地体现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规律。     

“中国价值观”与当前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中国价值观”是相对于“美国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华盛顿共识”等而言的,是中国社会价值体系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是当代中国价值复杂性的观念表现和理论提升。在历史与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多维背景中分析中国当前复杂价值状况的历史生成、演进逻辑、多元构架、深层原因与内在依据,透视西方几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历时性矛盾在当代中国的共时性并存,我们主张以复杂性的思维与方法来看待当前中国的复杂价值现实和价值观念,在多重线索汇聚和多元变化整合的动态过程中积极守护“中国利益”,合理履行“中国责任”,自觉探寻“中国道路”,清醒回应“中国期盼”,自觉化解“中国难题”,恰当彰显“中国信心”,更好地发挥出哲学社会科学在解读与引领社会发展的积极功能。     

向"姐妹情谊"挑战--菲莉丝·切斯勒和她的《女性之相煎》

美国著名妇女活动家菲莉丝·切斯勒的新作《女性之相煎》对“姐妹情谊”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并试图运用“间接侵犯”、“同性性别歧视”等概念分析女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西方女性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它的出版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也为女性主义者提出了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扎根”与“生根”：公益创投本土实践的反思与前瞻

源自欧美的公益创投在中国的实践可以比作“扎根”。它的理念、特质与目标能很好解决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这为它在中国“扎根”提供了契机。然而,在扎根中国本土的过程中,公益创投的栽培效果并不理想,存在核心概念混淆、社会组织成长轨迹倒置以及政府需要导向和组织发展导向间的矛盾等问题。只有从借助外力的“扎根”到主动在本土中“生根”的转变,公益创投才能在中国土壤中承担被赋予的重任,而要实现这种转变,未来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公益创投机构、人才基本要素的培养,在本土化创新和改造等议题上下功夫。     

失业的社会后果:欧美文献回顾

本文根据相关文献 ,讨论失业产生的社会后果 ,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失业的社会后果的三个特征 ,提出以社会排斥为概念工具来描述和分析这些社会后果。     

职业社会学视域下中国补习讲师的“入市”与“出市”

基于职业与权力中控制生产—消费关系的国家、市场与共同体三个主体构成的理论框架,对中国补习讲师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职业社会学考察。围绕着作为消费者的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的界定及这种需求的满足方式,国家、市场和共同体之间展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在“强政府”的国情下,国家逻辑实现了对市场逐利逻辑和共同体专业逻辑的压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通过调解式控制从根本上重构了教育生态,重新界定了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并将此种需求的满足方式从市场化的补习行业和补习讲师转移到了公共性的学校教育和学校教师,同时通过“营转非”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补习行业的去市场化。由此,中国的补习讲师呈现出从“入市”到“出市”的演变。     

制度信任与企业家的“道德血脉”

当前,经济领域提出的"企业家的道德血脉"论题遭遇到广泛的信任"寒流",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今中国社会正遭遇结构性信任危机。解开企业家道德之"结"的关键,是制度信任的建立和完善。从企业家的创业治理之"德"看,由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资源利用,标志着企业家创新德性的制度化转型;而企业家的合内外之"道",则涉及制度信任的外部供给和内部生产动机问题。制度信任遵循以法治代替人治、以程序伦理代替实质伦理的逻辑。"企业家"面对众多信任失灵的干扰,唯有回归其"精神"本义,通过企业内部的制度信任开出"企业家道德",或者为企业外部的社会制度信任之建设作出贡献,才能为"企业家道德"正名并重建企业的诚实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