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史记·五帝本纪》与西汉文化的建构

《五帝本纪》是《史记》最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它是司马迁站在汉代历史的制高点上,以高尚的人格情操、深广渊博的才识,对上古三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史公为人类社会所构建的理想国。《五帝本纪》所包含的大一统、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等观念是历史性、当下性、未来性的结合,对西汉文化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祠现存碑石与价值探讨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人们为纪念司马迁,特地在陕西省韩城建造了一座祠庙,名为＂汉太史司马祠＂。祠内现存古今碑石一百余通,内容涉及司马迁的人品与人格、司马迁祠墓的历史变迁、修缮祭祀活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评价,以及《史记》相关篇章中的名言警句等,是研究司马迁、《史记》、司马迁祠庙的珍贵财富,价值甚大。     

司马迁对孔子史学的继承与发展

司马迁继承先秦以来私家著书的传统,发扬孔子作《春秋》的史学事业,创作了《史记》,成其"一家之言"。司马迁对孔子史学的继承与发展,从二者的著史目的、撰述笔法、编纂体例、史料处理原则等几个方面得以体现出来。     

论司马迁的诗学观

自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问世后,诗学就成为文艺理论、美学的代名词,即以科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文艺、美学问题。梳理《史记》中司马迁有关诗、赋的片言只语的论述,参照《史记》的实际创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司马迁的主要诗学观点:其一,本质论:"诗以达意";其二,创作论:"发愤"说;其三,价值论与鉴赏论:宗经。     

中华民族精神刍议

民族精神是支撑一个民族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的共同精神状态,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对民族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民族的劣根性和落后性不应称为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自强不息"、"勇敢顽强"、"艰苦奋斗"等民族精神作为支撑,才从未被彻底征服过.正确认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司马迁与黄老思想

本文认为黄老思想对司马迁及《史记》有重要的影响,文章从黄老思想的核心是刑德思想,刑德思想贯穿于《史记》之中,司马迁黄老思想形成的外部环境,黄老思想与《史记》文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个人”的发现与“究天人之际”中的史书叙事——以《史记》的“项羽”为例

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创变是前代史书叙事中"个人"意识日渐觉醒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叙事中采用情感透视的方法更能从心理层面艺术化地展现司马迁与传主之间的"灵犀",其中也必然包含了司马迁对人生、历史和哲学的独到感悟。因此这种直面个体情感的新颖叙事不仅促使司马迁在书写以项羽为代表的历史悲剧人物时能真正取得心灵的呼应,更决定了"究天人之际"的哲学命题在司马迁的笔下能够进入人性的深层,这也是《史记》超越一般意义的历史、哲学著作的关键,使之成为文学史的经典。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从《虎符》与《信陵君列传》看郭沫若对古典文学的继承与革新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巨著,同时也是第一部卓有成就的传记文学作品,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文分析了司马迁的《信陵君列传》与郭沫若的《虎符》,考察了二者的异同,寻求其原因;研究了两位作家的艺术个性,探索郭沫若对古典文学如何继承、借鉴与革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     

西安黄帝铸鼎地景观设计初案

《史记》记载,黄帝当年曾在西安荆山成功地铸造了铜鼎。据此,可以设计西安黄帝铸鼎地景观区。此设计应以当代景观学最前沿学术推进为前提,包括要突出作为荆山之＂神＂的＂鼎＂的视觉形象,以＂鼎楼＂为景观构图中心;按照《史记》中的记载,设计建造陂水相聚的＂鼎湖＂;根据《史记》＂迎日推策＂记载,在景区大面积使用太阳能。同时,继承发挥中国古代造景技巧,在＂天人合一＂中以友善的大自然为依托进行景观再发现和再完善,通过＂天人合一＂的造景引向伟大祖先的融入自然的坟墓,不断地聆听先贤的教诲而在尘世的诗意昂然中挺进未来。     

战国四公子风范及其性格探微

战国时期，群雄割据，连年混战，政局动荡。为了达到强大自己并统一天下的目的，各诸侯国对人才的需要极度膨胀，而这一时期，以好客喜士而闻名的四公子，即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为其所处诸侯国的人才储备与供应做了巨大贡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四公子的行径描述详细。在这里，分别从“四公子何以进入《史记》”“四公子之好客”“四公子之疏误…‘从生活环境窥探四公子的性格”和“太史公笔下的四公子”等方面浅显解析战国四公子之异同。     

民族与伦理实体

人类世界由诸多民族构成。民族与文化间的联系是深刻而密切的,而决定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伦理文化,可见伦理对于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作为伦理钍的共体的民族与作为普遍物或普遍定在的精神的结合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伦理精神的具体化,伦理精神内在于民族精神之中。伦理精神和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一个精神,即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精神。民族伦理实体一经形成,其内在的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便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之中,并以“整个的个体”即主体的形式出现在由诸多民族伦理实体所构成的伦理世界之中。在全球化语境下,要增强作为伦理实体的中华民族的伦理认同,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觉、自信、自强及在世界文明对话中的地位,并为构建和谐世界、推动人类社会整体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述评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石。自从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理论命题以来,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定位、功能、建构等都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初步搭建起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立体化的理论架构。然而,在成果丰硕的背后,也还存在着核心概念运用混乱、研究内容重复零散、研究方法单一偏狭等一些局限与不足。     

新世纪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 ,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进入新世纪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 ,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通过国家主权意识教育、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国民素质教育以及国情教育等途径 ,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

《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历代史家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在此过程中,"实录"的内涵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使实录成为史家史料运用、历史评价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也使史家思想和学风中融入了实录精神。许多优秀的历史撰述成果由此诞生,从而使实录精神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向着寻求真理、走向真理的方向前进。     

论司马迁的尚贤思想

司马迁的尚贤思想历来广受史家重视。对于贤的理解,关系到对于贤人标准的认识,他认为贤具有德才两个方面的内容,德的内容较复杂,本文主要是指道德,而才则是才能之意。在德才观上,司马迁并不求全责备,他认为只要具有德与才中的一个方面便可以被称之为贤。同时,司马迁主张贤人治国,一方面,从君主的层面上来讲,君主应为贤者所居;另一方面,从臣子的层面上来讲,臣子也应为贤者所居,由贤臣来辅佐君主。德才观与贤人治国理念共同构成了司马迁尚贤思想的核心内容。     

从司马迁的成功看司马谈的家教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家,他的成功,父亲司马谈的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就司马谈为何选择家庭教育来培养司马迁,他的培养计划,他的成功实践等方面作了研究,总结出教育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对目前的家庭教育有所启迪.     

近四十年来韩国《史记》研究综述（1971—2010）

《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不朽巨著,作者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代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司马迁修《史记》,不仅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而且还注意语言文字的锤炼,文句优美。他将叙事、抒情、说理的不同文体有机地综合起来,达到思想上、艺术上的高度统一,为后代文史创作提供了范例。《史记》不仅是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早已流传至国外,在汉文化圈国家中亦有不小的影响。其中,《史记》传入韩国,特别受到韩国知识界人士的关心和推崇,为韩国学术界所重视。到了196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韩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不仅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术文化事业也步入正轨,同时韩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关心及研究也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韩国学者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在传播、普及和通俗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除简述《史记》在韩国的流传背景外,还分别论述自1971年至2010年近四十年来《史记》在当代韩国的翻译介绍与研究现状,并对其研究成果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空缺作一番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