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批《水浒》的曲笔与《史记》

李卓吾首先指出,《水浒》也是“发愤之所作也”。过了半个多世纪,金圣叹又进一步在《水浒》批文中,指出《水浒》是“托笔骂世”之作,而且把《水浒》与《史记》作了许多分析比较。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他对施耐庵和司马迁都极其佩服,称他们是“真正才子”、“非常之才者”,说施耐庵“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不独如此,金圣叹评点《水浒》,也用了许多《史记》的笔法。只要我们将《水浒》和《史记》的曲笔手法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史记》的悲剧性

《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已成定论。论者多循其“实录”精神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目的进行研究，而对《史记》悲剧性的系统论述则为少见。如果说，《史记》溶入了作者强烈的爱憎而使它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怎样理解《史记》的悲剧性呢？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①司马迁身受宫刑，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对他的打击也是异常惨重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②因此，司马…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史记·本纪》述《左传》辨疑

清季以来，论者对《史记》征述《左传》的情况多有怀疑，特别是对《史记》本纪部分之《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秦本纪》诸篇尤多诘难。在一定程度上，淆乱了对《史记》、《左传》及二者之关系的正确理解。《五帝本纪》叙说举十六族、去四凶事乃径袭《左传》文公十八年文。崔适则谓此节非司马迁所述，而乃后人窜入，并举“乖异者”五条以证其说。言似有据，而实诬谬。此节与司马迁属意之五帝序列相抵牾。《夏本纪》叙说刘累豢龙事本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周本纪》载事多参稽《左传》。《秦本纪》记穆公事多本于《国语》，而《左传》载秦穆公事迹亦详，故司马迁颇参用之。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左传》代言之分析

《左传》代言之分析〔韩〕朴晟镇一、记言，还是代言《左传》里记载人物所说的话历来被称为“记言”。所谓记言出自“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①之说。记事是作者之言，记言则往往不是作者之言。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中说：“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     

中国古代历史小说英雄形象体系构成的伦理框架

以往,研究者对历史小说中英雄形象体系构成的探讨大致走着三条路子:一是从小说间的渗透影响着手,指出人物设置的类似性。清人章学诚说:《三国演义》“叙昭列、关、张、诸葛,俱以《水浒传》中萑符啸聚行径拟之”,致使孔明“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师”,张飞“直以拟《水浒》之李逵。”①二是从史传文学对小说的影响,探究人物形象体系的承袭性。曲沐在《〈三国演义〉和〈史记〉》一文中说:“从《史记》开始,一系列相同类型人物层出于一些小说中,为人们所喜闻乐道。说到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就会想到《史记》中的张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封神榜》中的姜尚,《说唐》中的徐茂公,《英烈传》中的刘伯温。说到大力勇莽,就会想到《史记》中的樊哙,《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中的李逵,《说唐》中的尉迟恭,《说岳》中的牛皋。”②三     

屈原被放汉北云梦任掌梦之职考

屈原被放汉北云梦任掌梦之职考赵逵夫从《惜诵》、《招魂》看屈原被放汉北时的职屈原怀王时被疏放共两次，怀王十六年一次，只是由左徒之职被贬为三闾大夫，并未赶出都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是“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细”。“细”即“黜”，贬谪之意。《书·...     

《司马法》法律思想述略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其主要内容大约形成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①。据《...     

鬼谷子"托名"之疑议

在《史记》中,鬼谷子之名附于《苏秦列传》、《张仪列传》中。因其事隐而难考,故自唐以后,有学者或疑《鬼谷子》为伪书;或疑鬼谷子并无其人其事。然据史而论,因事而言,所疑之说,也仅是猜测,很难从文献上取得证实。且种种怀疑说法的因由多与“托名”说有关,而就其“托名”说本身而言,也可谓是“疑”中有“疑”。     

论《史记》所弘扬的中华民族的气节风范

司马迁的《史记》是对近三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总结与弘扬。在这部巨著中,司马迁深刻地总结与大力地弘扬了中华民族崇尚气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与气节风范,并对"游侠"与"刺客"的作用与积极意义进行了深刻的辨证。这种民族精神与气节风范生动地体现在《史记》各种人物传记中,它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西安黄帝铸鼎地景观设计初案

《史记》记载,黄帝当年曾在西安荆山成功地铸造了铜鼎。据此,可以设计西安黄帝铸鼎地景观区。此设计应以当代景观学最前沿学术推进为前提,包括要突出作为荆山之＂神＂的＂鼎＂的视觉形象,以＂鼎楼＂为景观构图中心;按照《史记》中的记载,设计建造陂水相聚的＂鼎湖＂;根据《史记》＂迎日推策＂记载,在景区大面积使用太阳能。同时,继承发挥中国古代造景技巧,在＂天人合一＂中以友善的大自然为依托进行景观再发现和再完善,通过＂天人合一＂的造景引向伟大祖先的融入自然的坟墓,不断地聆听先贤的教诲而在尘世的诗意昂然中挺进未来。     

司马迁祠现存碑石与价值探讨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人们为纪念司马迁,特地在陕西省韩城建造了一座祠庙,名为＂汉太史司马祠＂。祠内现存古今碑石一百余通,内容涉及司马迁的人品与人格、司马迁祠墓的历史变迁、修缮祭祀活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评价,以及《史记》相关篇章中的名言警句等,是研究司马迁、《史记》、司马迁祠庙的珍贵财富,价值甚大。     

论司马迁的尚贤思想

司马迁的尚贤思想历来广受史家重视。对于贤的理解,关系到对于贤人标准的认识,他认为贤具有德才两个方面的内容,德的内容较复杂,本文主要是指道德,而才则是才能之意。在德才观上,司马迁并不求全责备,他认为只要具有德与才中的一个方面便可以被称之为贤。同时,司马迁主张贤人治国,一方面,从君主的层面上来讲,君主应为贤者所居;另一方面,从臣子的层面上来讲,臣子也应为贤者所居,由贤臣来辅佐君主。德才观与贤人治国理念共同构成了司马迁尚贤思想的核心内容。     

从司马迁的成功看司马谈的家教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家,他的成功,父亲司马谈的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就司马谈为何选择家庭教育来培养司马迁,他的培养计划,他的成功实践等方面作了研究,总结出教育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对目前的家庭教育有所启迪.     

近四十年来韩国《史记》研究综述（1971—2010）

《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不朽巨著,作者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代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司马迁修《史记》,不仅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而且还注意语言文字的锤炼,文句优美。他将叙事、抒情、说理的不同文体有机地综合起来,达到思想上、艺术上的高度统一,为后代文史创作提供了范例。《史记》不仅是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早已流传至国外,在汉文化圈国家中亦有不小的影响。其中,《史记》传入韩国,特别受到韩国知识界人士的关心和推崇,为韩国学术界所重视。到了196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韩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不仅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术文化事业也步入正轨,同时韩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关心及研究也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韩国学者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在传播、普及和通俗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除简述《史记》在韩国的流传背景外,还分别论述自1971年至2010年近四十年来《史记》在当代韩国的翻译介绍与研究现状,并对其研究成果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空缺作一番客观的评价。     

Xun Zi’s Image across the Qin-Han Period: Three Types of Discourse on a “Great Confucia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crutinizes three texts about Xun Zi written during the Qin-Han period: the final part of “The Questions of Yao” in the Xunzi, a rebuttal by one of Xun Zi’s disciples of the idea that Xun Zi was inferior to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 Zi” by Sima Qian in hi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the Annotated Book of the Xunzi by Liu Xiang. We explore the images of Xun Zi as a great Confucian (大儒) that emerge from these texts, as well as their authors’ motives for writing. These texts are understood within three contexts: first,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a Confucian; second, the disput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and last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lassics and the annals and biographies. Due to their different discourse environments, Xun Zi’s great Confucian image project a different significance in each: in one, he is a model of action who can act in accordance with perfected morality; in another, he is a model of “private words,” who can counter the philosophers of his day and become the teacher of kings; and finally, he is a model of “official learning,” able to use his knowledge of the classics in practical statecraft and elucidate the kingly Way. Overall, these three texts represent three types of discourse on a great Confucian.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exhibit their writers’ consciousness of their times and their views of the genealogy of daotong, or transmission of the Way; hence their significance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     

《史记·货殖列传》中经济思想和实证方法评述

《史记·货殖列传》蕴含了非常丰富的经济思想,比如交易的福利、市场自由主义与政府的作用。司马迁认为,交易在财货增长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足以和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相媲美。同时,文中对产业利润的分析和对价格问题的诠释是另一个应被广泛称颂的亮点。现代人对《货殖列传》的解读一般以思想阐述为主,很少有人注意它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司马迁在该文中已率先使用了描述性的实证分析方法,这一点和后来的亚当＆#183;斯密、马克思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没有太多的差别。     

春秋士人与谏诤

经过夏、商、周三代孕育、发展,规诲言谏在春秋时代进入空前活跃期。士人直言劝谏,君王虚心纳谏,是春秋时代特有的现象。士人谏诤是对春秋君主政体的有力辅助,对春秋诸国内政外交、图强争霸等进行纠偏引导,是和合哲学在古代政治文明中的体现。